道光列第 风传阙里

唐朝初年，秦王府学士、孔子第三十二代孙孔颖达，继承并发展传统儒学，统一儒家经学不同风格流派，成为一代鸿儒巨匠。孔颖达年少时就心怀复兴儒学之志，饱读儒家经典。入仕后，他心系朝政，以儒治国，为唐朝各项制度的制定倾尽全力，其奉敕修撰的《五经正义》实现了经学的统一。

唐太宗在凌烟阁上为他画像，赞其“道光列第，风传阙里”。

年少求学 舌战群儒

孔颖达（公元574―648年），字冲远（一作仲达），冀州衡水人。他出生在一个仕宦世家，祖辈数代都在北朝为官，祖父孔硕官至北魏南台治书侍御史，父亲孔齐曾任北齐青州法曹参军，家世颇为显赫。但家境殷实的孔颖达并未凭借先人的恩荫成为纨绔子弟，也没有沾染不学无术的恶习，而是性格沉稳，待人谦恭，言谈举止颇为稳重。他8岁就学，史载其“日读千余言，至暮更诵，未尝嬉戏，有异凡童”。

公元589年，15岁的孔颖达在学术上已有所造诣，精通《左氏传》《郑氏尚书》《王氏易》《毛诗》《礼记》等经学基本著作，文章也写得很出色，但他并不据此自傲，而是寻师访友，增广见闻，提高自己的学识。

当时有一位大儒名叫刘焯，此人是冀州博士，饱读诗书，对儒学深有研究，同时还是一位天文学家，其学问造诣在当时可谓声名远扬，许多年轻学者不远千里前来向其当面求教。孔颖达服膺于刘焯的学识，也拜在他门下。然而刘焯本人自视甚高，对孔颖达的求教颇为轻视，并未以礼待之。见此情形，孔颖达没有放弃，反而愈发恭敬，继续追随其左右，虔诚问学。随着时间的推移，孔颖达持之以恒的求学态度打动了刘焯，加之其天资聪颖、勤奋好学，总能提出一些独特的学术观点，于是刘焯对他的学识与品行愈加欣赏，将毕生所学倾囊相授。从此以后，两人之间的学术交流愈发深入，并且时常与同郡的儒生们聚在一起探讨学术。刘焯与孔颖达因学术结缘，两人之间亦师亦友，情谊日渐深厚，以至于孔颖达在辞别刘焯的时候，“焯固留不可”，对孔颖达的不舍之意溢于言表。

隋大业初年，科举制度创立，胸怀报国之志的孔颖达离开了家乡，前往京城参加科举考试。科场上竞争激烈，但自幼熟读经书的孔颖达胸有成竹，在考试中顺利地“举明经高第，授河内郡博士”。当时，隋炀帝曾将各郡儒学官吏召集到东都洛阳，命令他们与国子监的儒生们一起论辩经学中的问题。孔颖达在这场辩论中年龄最小，却以一己之力舌战群儒，一举夺魁。古谚说，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论斤群儒，固然使孔颖达声名大噪，但同时也给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麻烦。一些在论难中失败的宿儒，因为败于一个刚刚当上郡学博士的年轻后生论锋之下，深以为耻，竟恼羞成怒，用极其卑鄙的办法对付孔颖达，即收买刺客，企图谋害他。所幸礼部尚书杨玄感仗义援手，将孔颖达藏匿于家中，才躲过一劫。但由于为群儒所嫉，终有隋一代孔颖达也仅仅做到补太学助教这样一个较低的职位。

不久之后，隋末天下大乱，孔颖达开始了一段躲避战乱的生活。直到李氏起兵反隋，他随即入仕于秦王府，引为文学馆学士。武德九年（公元626年），孔颖达被擢授国子博士。贞观初年，他被唐太宗封为曲阜县男，转任给事中，随侍皇帝左右。唐太宗对孔颖达寄予厚望，将教育储君的任务交给他，任其为太子右庶子。作为当年秦王亲信的几个文臣之一，孔颖达在后来的政治生涯中，不像房、杜诸人，功业卓著，位至公卿，因为他在太宗朝的主要贡献不在于政治，而是在文化事业上。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唐太宗亲临国子监，参观祭奠孔子的大典时，特令孔颖达为国子监学生们讲解《孝经》，太宗自己也跟同学们一起听讲。讲解完后，孔颖达写了一篇《释奠颂》呈献给太宗。太宗即刻“手诏褒美”，称赞他为关西孔子、西汉伏生，与先圣先师并辉齐明。

统一经学 弘扬儒术

孔颖达在唐朝为官期间，倡导以儒术治国。在担任国子司业一职时，他与群儒一起商议国家礼仪、历法与经义的制定问题。贞观十一年（公元637年），孔颖达与朝中的数位通儒合力修订《五礼》，对于书中那些难以通晓的问题，都在商议之后作出定论。该书修成之后，唐太宗非常高兴，孔颖达也因此晋子爵。

在历史上，孔颖达最卓越的贡献是在初唐年间完成了经学的统一大业。所谓经学，是指注解经书的学问。由于经书皆成书于先秦时期，年代久远，文字多晦涩难懂，记事又简略不详，为后世学者的研读带来许多困难。于是，为经书作传、注的经学研究盛行起来。经学最早发端于西汉，两汉时期今文经、古文经相继出现，绵延数百年之久的今古文之争，更是推动了经学的第一次发展。东汉末年的名儒郑玄网罗众家，遍注群经，对今古文经学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建立了兼收并蓄的郑学体系，结束了两汉以来的今古文之争，实现了今文经与古文经在形式上的统一。然而，自汉末至魏晋南北朝以来，战火纷飞，政权更迭，加之玄学的兴起以及佛、道二教的兴盛，经学的发展随即遭到重创。一方面，儒家的传统典籍多有散佚，字词章句谬误纷纭；另一方面，经学内部宗派纷争，经书传注杂乱不堪，尤其是魏晋时期的郑学与王学之争，以及南北朝时期的南学与北学之争，致使经书的讲解与传播愈加艰难，加剧了经学内部的矛盾与分化。唐朝建立之初，基于巩固统治以及推行科举制的需要，朝廷开始整顿经学的混乱现象，以求经学的统一。

早在贞观初年，唐太宗先是诏中书侍郎颜师古考定《五经》文字，随后又召集孔颖达等群儒共同商定有关《五经》义疏的修撰工程。当时的《五经》指的是《周易》《古文尚书》《毛诗》《礼记》《春秋左传》这五部儒家经典，而《五经正义》的修撰目的就是为了实现《五经》在内容上的统一，以此作为科举取士的标准教科书。此项工程任务量巨大，需要一位德高望重的鸿儒来总领全局。孔颖达博学通儒，在当时的儒学界名望颇深，深受唐太宗的信任，加之他又是孔子的后人，因此成为担此重任的不二人选。

起初，参与修撰的学者们将这项工程的成果定名为《五经义赞》，而在修撰完成后，唐太宗亲自将之改名为《五经正义》。孔颖达等人撰成的《五经正义》博采了两汉至魏晋六朝以来诸家义疏经注之精华，纠正了经书传播过程中字词章句的杂乱现象，革除了儒学内部的分派之弊。与此同时，孔颖达等人在修撰《五经正义》的过程中始终坚持“疏不破注”的原则，在疏解经书的过程中尽量保留了以往传、注中的原本内涵，呈递了传统儒学的精神面貌，彰显了儒家继承师说、发扬古训的治学优点。此外，《五经正义》亦汲取了佛、道二教中的积极因素，以此来丰富儒家文化的内涵，为儒学的发展增添了时代气息。《五经正义》的修撰，实现了《五经》在内容上的统一，标志着经学史上一统局面的形成，学术价值极高。

解经喻君 诤谏太子

作为一代大儒，孔颖达不仅致力于弘扬儒学，还时刻秉持儒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借助儒学理论向唐太宗进谏忠言。唐太宗是一位虚心纳谏的贤君，像孔颖达这样敢于直谏的忠臣自然会受到重用。他曾多次向孔颖达请教与儒学相关的问题，在君臣对答中，孔颖达不仅能通达经义，更善于将儒术与君臣相处之道、治国理政之法结合起来。

《论语》曰：“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唐太宗曾经问孔颖达这句话的含义。孔颖达回答：“圣人教义都是含义至深的，至于陛下所问，据微臣理解是要人保持谦虚的美德。一个人虽很有才能，却不妄自尊大，仍向看起来并非有才能的人访问求教，以进一步提高自己的才能；虽然掌握了许多技艺，却总认为自己本领太少，仍然向那些看起来并不掌握多少技艺的人学习。自己掌握了大量的知识，却仍然能做到虚怀若谷。这就是圣人此话的含义。当然，圣人所讲并非仅针对庶民匹夫，就是人君帝王也应时时保持谦恭之德。就治国而言，人君固然内含神明之资，对外却要以玄静守默示人，这才能使人感到其深不可测、度不可知。如一旦居于尊极之位，便炫耀自己的聪明，以才凌人，甚至拒受谏言，文过饰非，自然难通上下之情，有违君臣之道。自古以来，这样的君主没有不落得身死国亡的下场。”太宗听了，深以为然。

孔颖达还多次借助儒家思想对当时的太子李承乾进行劝谏。在早年入仕于秦王府之时，孔颖达就奉命对李承乾进行蒙学教育。后来孔颖达升任国子祭酒，承担在东宫为太子讲学的重任，与李承乾的接触更加频繁。李承乾曾要求孔颖达撰《孝经章句》，孔颖达借助该文章所蕴含的义理，旁敲侧击地对他的不端行为进行规劝，得到了唐太宗的赞许与朝堂上下的广泛颂扬。每当李承乾稍有不遵法度的行为，孔颖达都会直言不讳地批评，态度颇为严厉。李承乾的乳母遂安夫人看不惯这种做法，曾劝孔颖达道：“太子已经长大成人，先生怎能不顾他的面子那么直率地批评呢！”对此，孔颖达斩钉截铁地答道：“蒙国厚恩，死无所恨！”对太子“谏诤愈切”，体现了忠直之臣的凛凛风操。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孔颖达调任国子祭酒，张玄素接替了太子右庶子之职。承乾终因不纳忠言而遭废黜。孔颖达虽未能使承乾改悔，但确实竭尽了自己的心力。

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这位通经明史的一代大儒离开人世。他主编的《五经正义》，后经中书、门下与国子三馆博士、弘文馆学士的考定，由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等人增损后，于唐高宗永徽二年（公元651年）最终定稿，颁布天下并流传至今，影响深远。

（作者简介：朱彤，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