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之问与中国答案

[中图分类号] D61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29-1445（2022）10-0049-05

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习近平总书记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指出，要“通过迈向亚洲命运共同体，推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2021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党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重大问题，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成为推动人类发展进步的重要力量。”就全球范围发展而言，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贸易的加速往来和人口的迅速流动，地球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成为一个相互依存、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生共赢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倡导世界上的各个民族、各国人民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通过交流交往交融，在追求本国、本民族利益的同时兼顾其他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在谋求本国和本民族发展过程中促进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共同建设人类的美好未来。当前，人类发展面临一系列挑战，诸如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地区性冲突不断、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极地地区日趋变暖等，对人类的生存造成很多不利影响。心与心、人与人、群体与群体、国与国之间如何相处，已经和必须被提上学术研究和政策制定的议事议程。

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新思想

人类在21世纪必须回应的重大课题。共同体问题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关注点，也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19世纪中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作出了“人的本质是人真正的共同体”的重要论断，揭示了共同体认同思想的实质，并阐释了共同体认同的基石。马克思在撰写《资本论》的前期准备工作中，全面深刻地研究了人类历史上各类共同体的由来与发展，对商品、货币、交换等不同类型的共同体进行了研究，对资本主义时代的全球化特点进行了深入剖析。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人的自由解放角度区分了真正的和虚幻的两类性质不同的共同体，关注在传统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进程中人类遇到的种种问题，如人与人、族群与族群、国家与国家以及整个人类与自己的生活环境关系之间出现的波折、矛盾，甚至冲突。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共同体理论是伟大思想家面对人类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这一千年未有之大变局而给予的学术解释和提出的未来愿景。

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是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积极回应。一是继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人类经历了数次工业革命、技术飞跃、世界大战。进入21世纪，人类迎来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换句话说，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启迄今已有200余年，传统共同体历经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后何去何从？共同体及其理论建构是时代性、历史性重大课题，对当前解构全球化、现代化方向具有重要意义。二是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随着贸易、人口、信息、技术、金融等要素的广泛流动，部分国家由乡土社会变为城市社会，人口流动加速了国与国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的关系变化，一些矛盾和问题越来越突出。最为典型的例子是，20世纪90年代的海湾战争和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引发的群体之间、不同文化之间、不同人种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以及由于各种原因导致这个时期的国与国之间的矛盾与冲突。三是经历最近的百年发展，当前人类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们从微观层面探索社区重建问题，在中观层面探索民族共同体建设，在国与国之间探索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正是共同体思想发展的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

整个20世纪，思想界在探索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人与自然关系方面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德国职业作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目睹了1911年德国与法国的军事摩擦，开始思考所处的时代特点问题，进而思考西方文明的兴衰。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R.E.帕克和E.W.伯吉斯在芝加哥等城市开展实地研究。一方面，他们深入研究空间距离对社会疏离产生的影响；另一方面，他们把空间距离理论应用到城市规划中，探索如何通过公共服务和社会服务的合理布局缩短社会距离，促进社区团结和社会和谐，加强人们之间的情感交流，缩小规范距离，推动社会互动，解决城市空间布局带来的家庭、邻里、族群、种族等社会群体之间的社会疏离问题。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里约热内卢举行，178个国家的1.5万名代表与会，其中118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参加了大会，会议旨在推广可持续发展理念，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20世纪末，社会学家费孝通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十六字箴言。这些都是20世纪人类对新时代新发展新变化新问题的深刻思考。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新时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新发展。追求社会和谐，建设美好社会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礼记•礼运》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在这里，《礼记•礼运》阐述了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即大道通行于天下，天下即为所有人共有。实现天下大同的目标，要选贤举能、诚信为本、亲邻和睦、利他爱人、老有所养、幼有所育、残有所助、劳有所得、嫉恶如仇、稳定有序等。《礼记•礼运》表述的大同思想展示了古代人民对美好世界的向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发展阶段中华民族的崭新世界观。世界观是指一个国家、民族对外部世界的看法、思考以及对人类未来的愿景。世界观不是一些分离、独立、不相关的要素集合，而是相互关联、相互连接的体系，表现为价值、观念、思想、心理、行为诸多方面。一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放眼世界和未来的世界观，是全球化环境下的全球意识。20世纪的一个时期里，人们认为工业社会就是西方工业社会。2020年去世的哈佛大学著名教授傅高义在其《日本还是第一吗》一书中写道：“早在我的研究生时代，就记得当年的老师们如何将‘西方工业社会’作为一个意涵单一的术语来使用，相信所有工业社会都理应是西方式的。”在对日本进行实地调研和对韩国、中国进行研究之后，傅高义开始反思东西方的工业化道路是否一样。他在对中国的研究中发现，中国的政策研究者们“试图指出中国如何基于国家利益，发展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体制”。傅高义的反思道出了近代以来，后发国家在面对西方文化入侵时表现出来的不同态度和作为民族主体人格的共性意识。另一方面，如果说发生在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引发人们思考从传统乡村共同体向工业社会转型，探索由纵向历史变革带来的人与人之间关系变化和社会组织形式变化，进而探索共同体问题、社会形态发展、思考人类未来，那么，经过长期改革开放所形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则是对新阶段所面临的新问题的积极回应。

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壮丽篇章

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进程中的重要社会组织形态。有人类就有共同体。从18世纪开始的传统乡村共同体解体至今，已历时200多年，面对传统共同体解体，当时的人们提出了共同体理论来给予解释和提出未来的愿景。从传统村落共同体的衰落以及共同体在当前面临的种种问题看，我们需要千方百计避免的情况是人类在技术进步和经济发展中得到了更加精美的食品、舒适的住房、良好的医疗、便捷的通讯、快速的交通，但亲情、友情却减少了；国家富强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却紧张了；人类整体富裕了，人与人之间的财富差距却拉大了；人们的生活条件改善了，人类所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却恶化了。在当今世界，主权国家的技术、市场、制度、思想、文化的传播、渗透已经远远超出了传统共同体理论提出时代的民族国家对领土诉求的意义，这就赋予新时代共同体前所未有的含义，需要学者、政策制定者细耕科学技术沃土，精准把握发展大势，把人类命运共同体解释好、建设好、维护好，共创人类发展新纪元。

全球化新发展阶段的特点和趋势的高度概括。随着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信息、资金、物资、人员的交流越来越普遍、速度越来越快。在这个过程中，人们的地方性又表现得更加突出，形成了在一个全球物质文明越来越同质化的环境中人们的精神世界、生活习惯、文化需求越来越多样化的复杂格局，从国家内部看或从全球范围看，都是这样。就工业革命而言，其所具有的特点及其带来生活方式的根本变化，特别是近现代以来的全球化浪潮，快餐、西餐、西服、牛仔裤、麦当劳、互联网遍布世界各地，与世界各地文化、习俗、饮食交织在一起，改变了人们原本的生活方式。各种文化主体在受到全球化、信息化挑战的同时，又不得不去接纳新的生活方式。在这样的环境和氛围里，民族性的强化和主权国家文化的发展便产生了文化之间的认同、容忍、包容等一系列心理问题、文明问题，产生了事关人类命运的重大问题。19世纪发生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后的百年工业化、市场化、城镇化、信息化、全球化进程中的交往交流交融，各国、各民族在共同生产和生活方式中寻找自己共同体的主体性，本土化成为这个时期的流行语。如果说，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对社会的影响主要发生在个体和基层层面，促成了民族国家的形成，那么，20世纪后半叶的工业革命通过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把人类推进到了新的发展阶段。如果说，20世纪初期的社区建设是针对主权国家基层人民生活的话，那么，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则发生在人之间、族群之间、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这些使人类社会关系模式跃升到了更高的层次。

全球化表面上是贸易、人口、信息和资金的流动，但根本上是人们的价值、意识、心态、风俗、习惯的交流和碰撞。一方面，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再一次显示出意识形态、社会形态、区域文化在其中的意义，促使人们思考全球化时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和各个区域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当前，人类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一个不同于19世纪的时代节点上，人类将在更高层面上重塑共同体愿景。另一方面，近代以来，国内学者们围绕“西化”与“本土化”“全盘西化”与“反全盘西化”“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展开了广泛的讨论，甚至激烈的争论。这些讨论和争论延续至今。越是形势错综复杂，越要保持定力，立足本土，放眼全球，要坚决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树立国际视野，从中国和世界的联系互动中探讨人类面临的共同课题，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回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发挥思想的强大威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共同体思想，生长于中国文化的沃土。一方面，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看来，人类具有创造理论来解释过去和塑造未来的能力，这就是思想的创造。思想的创造是人类进步的巨大推动力。正如恩格斯所说的：“任何一门理论科学中的每一个新发现——它的实际应用也许还根本无法预见——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而当他看到那种对工业、对一般历史发展立即产生革命性影响的发现的时候，他的喜悦就非同寻常了。”这是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重要视角。另一方面，人们对于传统的创造并非为了维护传统本身，而是为了寻求未来的发展方向和谋划美好未来的愿景。200多年来，技术革命基础上的工业社会的发展得益于全球化，全球化基础上社会互动为人类带来巨大红利，世界各国将继续在事关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上开展合作，共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如果说百年前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彻底改变了人与人关系的模式，那么，近百年来的工业革命则彻底改变了人与人和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全人类、各国、各民族必须共同面对工业革命、人口膨胀、疾病、战争带来的威胁，通过国与国之间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共同处理好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实现人类社会的永续发展。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实现人心相通。心与心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是人类最基本的沟通与交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必须消除社会隔阂。这就进入了我们一开始所说的人之间、族群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的深层次探索。人心相通永远是双向的。最初人们之间的隔阂是因为空间距离，后来由于社会规范和情感思维造成规范隔阂和情感隔阂，而且，在互联网广泛应用的时代，规范距离和情感距离对人与人、国与国、族群与族群之间关系的影响越来越凸显。对此，费孝通在20世纪90年代从社会人类学的视角说出了相同的思考：“小康之后人与自然的关系的变化不可避免地要引起人与人的关系的变化，进到人与人之间怎么相处的问题。这个层次应当是高于生态关系。在这里我提出一个新的名词，称之为人的心态关系。”心态关系就是心与心之间的距离，源自于文化、历史、想象，最终聚焦到心理认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后，心与心之间的关系必然提上议程。2021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安门广场庄严向全世界宣告：“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正在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在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中，我们关注的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物质生活，还包括物质生活的改善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以及人的心态造成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状态。人类必须与自然和平相处、善待自然，必须把人心相通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个体的正常心态是巨型共同体的基石，在基础层面，要培育好家庭、社区、单位、社会组织内部人与人之间健康的心态以及人与人之间良好的关系，这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性工作。在宏观层面，要处理好区域之间、国家之间的文化、心态、认同、理解、包容、沟通等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国与国之间的友好相处，基础在于个体的行为和心态。尤其是在互联网时代，个体的心态通过移动终端展示在网络空间中，人们在现实与虚拟之间感知共同体、理解共同体、建设共同体、发展共同体。这就要求我们要更加注重培育个体健康的行为和心态。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培育人类的共同意识。当下，我们展望历史的同时更应倾注全力去创新，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和谐、更充实。一方面，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含义还在于：工业化、贸易、城市化、信息化加速了人们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技术上的趋同性较百年前更进了一步，而文化和价值观念上的多元化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工业革命以来产生的巨大生产力在改变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同时，因制度等原因也导致了人与人之间、族群与族群之间、国与国之间的紧张，重新定义共同体成为新时代人类面对且必须回答的新问题。如果说，传统意义上的共同体理论产生的历史逻辑是发生在18、19世纪的工业革命和城市化的传统乡土社会的各种社会关系的解体和继承中，那么，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则是在人类历经工业革命、城市化、全球化、信息化后必须面对的人之间、族群之间、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新挑战而作出的新回应，展现了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展示了对当代人类社会发展、人类命运的关心、关爱、关怀。另一方面，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人类共同命运密切结合起来，探索人之间、族群之间、国家之间的关系，探索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交流交融，最终形成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各种文化、各个群体、各个国家之间能够友好交往、密切交流、深度交融的天下大同的人类美好社会。如果说由工业革命引发的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彻底改变了传统乡土社会中形成的人与人关系模式，那么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范围内的发展，彻底改变了人之间、族群之间、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全人类必须共同面对工业革命、人口膨胀、疾病、战争、文化冲突等带来的种种挑战，形成人类的共同意识，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共同体建设一道处理好人之间、族群之间、国家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实现人类社会永续发展，书写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壮丽篇章。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2]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N].人民日报，2021-11-17.

【作者简介：丁元竹，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社会和生态文明教研部教授、博士生导师、创新工程首席专家，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