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续斯文

传续斯文

《汉书》中的家学家风传承故事

两代四人 接力著史

北宋有一位叫苏舜钦的诗人,为人豪放不羁,喜饮酒。他娶宰相杜衍之女为妻,苏舜钦在岳父家小住时,每天晚上都要点灯读书,边读书边饮酒,杜衍对此十分好奇,让一位家丁暗中观察。但见苏舜钦全神贯注,神情随书页翻飞忽而惋惜万分,忽而大声称快,将一杯酒一饮而尽。家丁向杜衍报告苏舜钦的举动,杜衍说:“有那么好的下酒物,喝上一斗不为过。”

杜衍说的下酒物即苏舜钦所读之书。此书为何?史料留下了明确的记载,是《汉书》,苏舜钦当晚所读的是其中的《张良传》。《汉书》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与司马迁的《史记》并称“史汉”。

《史记》开纪传体之先河,此后历代正史都循这一体例编写,《史记》上起五帝,下至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书写了三千年左右的历史,是一部通史。《汉书》起于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讫于王莽地皇四年(23年),是一部“包举一代”的断代史。

如果说《史记》的写作历程,照见了司马迁一人忍辱负重矢志著史的坚韧,那么《汉书》的写作历程,则让我们看到了一个家族接力著史的传承。《汉书》的主要完成者是东汉的班固,这位史学家还是一位文学家,他尤其擅长写赋,其《两都赋》乃汉赋名篇,《汉书》的最后一卷《叙传》,介绍班固家族历史,并用赋的形式介绍《汉书》篇目。正是因为班固的文学才华,《汉书》的文辞典雅优美,这是后人推崇《汉书》的一个重要原因。

在班固之前,他的父亲班彪已经开始了著史工作。班彪曾一度出仕,但“既才高而好述作,遂专心史籍之间”。司马迁的《史记》问世后,有不少学者续写其后的历史,但班彪觉得这些学者的作品都不好,配不上《史记》。他本人续写了数十篇,后来班固写《汉书》时运用了这些成果。班彪续写《史记》,对其体例有所损益,《史记》分为本纪、世家、列传、表、书五个部分,他所撰的续篇“慎核其事,整齐其文,不为世家,惟纪、传而已”,这一体例也为《汉书》继承。

班彪去世时,班固23岁。按照古代礼法,他回到故乡居丧,“以彪所续前史未详,乃潜精研思,欲就其业”。这可以看作是班固著《汉书》之始。汉明帝永平年间(58年—75年),班固的人生迎来转折,他的史才获得明帝的赏识,被授予兰台令史一职。兰台常用来指宫廷藏书机构,能够出入于宫廷藏书机构,得见他人所不能见之书,这为班固修史提供了方便。

到汉章帝建初年间(76年-84年),班固“潜精积思二十余年”将《汉书》的主体部分完成了,此书一经问世便获得大家的推崇。班固在《叙传》中表露自己不甘心只做一位史学家,他渴望更大的成功,遂有日后随窦宪北征匈奴、燕然勒铭之举。班固的弟弟班超,支持哥哥修史的事业,班超曾任西域都护,应当为《汉书》中的《西域传》提供了第一手的材料。

《汉书》分为纪、传、表、志四个部分,班固未能完成“表”和《天文志》,这项工作是由班固的妹妹班昭和同时代的马续完成的。班昭当时便以“博学多才”著称于世,她嫁给曹世叔为妻,人们尊称她为“曹大家”。《汉书》凝聚了班氏家族两代四人的心血,家学的传承为这部“言皆精炼,事甚该密”的史著的完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而关于家学、家风、家训的传承故事在《汉书》中还有很多。

不尚虚言 笃实躬行

《汉书》中记载了一位“万石君”,他真实的名字叫石奋。西汉官员的等级与俸禄以粮食为单位。这位“万石君”不简单,以恭谨著称,15岁时侍奉汉高祖刘邦,后来又被推举为汉景帝的老师。他有四个儿子石建、石甲、石乙、石庆,都以行为端正、孝顺恭谨而官至两千石,汉景帝曾说石奋及四个儿子都官至两千石,加起来就是一万石,因此便有了“万石君”的称号。

《汉书》称石奋“无文学”。古人认为文质彬彬才能做一个君子,即君子能够平衡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既不能只讲形式,用华丽的言辞掩盖空洞的内容,也不能只讲内容,朴实的内容没有恰当的修饰是索然无味的。当时的儒生“文多质少”,而石奋家的家风以质朴为主,“不言而躬行”,这让石奋的长子和少子脱颖而出,分别被任命为郎中令和内史。

这种“不言而躬行”的家风有时起到了超出意料的教育功效。每当石奋发现子孙有过失,他不讲长篇大论,只是安静坐在桌案旁,不理会放在他面前的食物。子孙见此情形,知道自己一定有什么地方做得不对,于是反躬自省。石庆担任内史后,有一次酒喝多了,颇有些飘飘然,坐着马车一路飞奔到家门口。石奋知道此事后拒绝饮食,石庆感到惶恐,效法古人“负荆请罪”,石奋仍然拒绝饮食,这说明父亲认为儿子犯了大错。石奋对石庆说:“内史贵人,入闾里,里中长老皆走匿,而内史坐车中自如,固当!”闾里是一个封闭的居住区,闾里必有门,会设置看门人管理大门的启闭,闾里的巷道不宽,石庆本当在大门口下车,却纵马车在闾里奔驰,以致里中长老赶忙躲开。石奋不希望儿子做了内史后骄横跋扈,自以为高人一等,因此才会如此生气。石庆也知错就改,此后石庆回家,到闾里大门就下车步行。

不留黄金 但传家风

从汉武帝时代起,儒学的地位抬升,研习五经《诗》《书》《礼》《易》《春秋》的风气越来越浓。五经内容丰富,兼通并不容易,因此汉朝诞生了一些主治一经的家族。经学家族在东汉中晚期的社会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在《汉书》所记录的西汉时代也有一些著名的经学家族,他们的家教观念受到儒学的深刻影响。

《汉书》记载的韦贤家族是一个精通《诗》的家族。韦贤以教授《诗》闻名,此外他还兼通《礼》《书》,享有“邹鲁大儒”的美誉。《韦贤传》为后世留下了一句名言“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在一竹筐的黄金与一部儒家经典中,韦贤选择后者作为传家宝,精神财富比物质财富更加珍贵。

无独有偶,西汉另一位以治《春秋》闻名的学者疏广,也拒绝为后代留下物质财富。疏广退休后回到乡里,在离开京城前,朝廷曾赐黄金给疏广,疏广用这笔钱与族人、朋友时时聚会,好不快乐。有人就问疏广家里存有多少钱,何不用这笔钱置办一些田产,好传给子孙后代。疏广的子孙也认为此话有理,但又不敢当面对疏广说,便撺掇疏广信任的亲戚朋友去说。疏广听罢,语重心长地说:“我难道是老糊涂了不关心子孙吗?请看看我们家本来就有的田地,如果后代努力耕种,完全够一家人的吃穿用度。倘若现在我再多置田产,只是教会子孙后代怠惰罢了。”疏广接下来的两句话,亦为古代家训名言,“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疏广教子,不想让子孙后代因财富而消磨了志气,增加其过错,从而让邻里感到厌恶。

金钱观是古人教子的重要内容,无论是疏广的金玉良言,还是后世家训名篇诸葛亮《诫子书》中的“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都希望后人能在利禄面前有定力、有恒心。

为学立志 为人严谨

石奋、疏广教子并没有诉诸文字,而西汉经学家孔臧、刘向则为后世留下了教子家书。孔臧是孔子后代,他听说儿子孔琳与同学日夜钻研经典十分开心,写信鼓励他“人之进道,惟问其志,取必以渐,勤则得多”,一个人为学,首先要立志,其次要勤奋,循序渐进,积少成多。孔臧教子不光讲道理,也举出可以效仿的榜样,远可学先祖孔子,近可学孔琳的从弟孔安国,孔安国是《尚书》研究绕不开的重要学者,在孔臧看来,孔安国不仅学问好,而且“言不及利,行不欺名,动遵礼法”。

《汉书》没有为孔臧立传,但在其《艺文志》中记载了孔臧的著作。《汉书》的“志”由《史记》的“书”而来,是研究典章制度兴废沿革的材料,《汉书》的十篇志较《史记》的八篇书视野更加广阔,其新增的《艺文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目录学文献,由此得以见识那时的思想世界。《艺文志》本于《七略》,它将当时的书籍分为六大类,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加上总论“辑略”,是为七略。

《七略》是西汉经学家刘歆的作品,而《七略》又是在其父刘向的《别录》基础上撰成的。刘向父子是西汉最负盛名的学者,《汉书》为其作传,长篇引用其文章。刘向父子对五经都有精深的研究,并曾领校宫廷藏书,因此得以尽览当时著作。由刘向、刘歆到班固,由《别录》《七略》到《汉书·艺文志》,这其中不仅有家学传承,也有超越家族的文化传承。《别录》和《七略》都已亡佚,但其主要内容保存在《艺文志》中,《艺文志》流传到了今天。

刘向著述宏富,在其传世之作中,有一篇告诫刘歆的文字。刘歆年纪轻轻就得到汉成帝赏识,拜黄门侍郎,刘向担心他骄傲自满,遂写家书告诫,他举董仲舒所说的“吊者在门,贺者在闾”和“贺者在门,吊者在闾”来说明祸福相依的道理。吊丧的人还在家中,贺喜的人就来到闾里大门了,这是对由祸至福的形象比喻,而个中的道理,刘向解释“有忧,则恐惧敬事,敬事,则必有善功而福至也”,与此相反,若是沉醉在福中,乃至骄奢淫逸,则祸必来。他希望儿子不论做人还是为官都“战战栗栗”,严谨方得久远。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像《汉书》这样的经典中有许多家教家风传承故事,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这些故事仍然可以打动人心,有益于今天的家庭家教家风建设。

责任编辑:王梓辰校对:翟婧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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