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文明交流互鉴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任大援 北京外国语大学长青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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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明互鉴的重要意义

文明互鉴，是人类文化交流交往中的一个重要现象，也是一个重要规律。2014年3月27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发表演讲时提出：“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文明交流互鉴，是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和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动力。”而我们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也需要对文明互鉴有着深入的理解和认识。可见，文明互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

那么，要深刻把握文明互鉴，首先要理解什么是互鉴。鉴，最早是指映照的工具——盛了水的大盆，类似于后来的镜子，也有照镜子的意思。互鉴就是互相照镜子，后引申为相互学习、相互借鉴。这里介绍一个佛教典故，叫“灯镜之喻”，出自《华严镜灯章》，“於一暗室。中供五佛。像前各然一灯照之。取十圆镜。安置十方。面面相对。影影交涉。学者因此。悟入剎海涉入重重无尽之旨。”这就是说，我们在一个暗室放置五座佛像，并在每座佛像前点燃一盏灯，也就是一支蜡烛。然后，在佛像两边各放一面镜子，使其面面相对。这时候，我们会看到左边镜子里不仅有镜前的佛像和燃灯，还有右边镜子中的佛像和燃灯以及左边镜子中的镜像。也就是说，面面相对的两面镜子对佛像和燃灯形成了交互反射，呈现出“影影交涉”“重重无尽”的镜像。而这种镜像，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互鉴。

那么，文明互鉴呢？我们在接受外来文化过程中会形成一种认识，这就形成了一种反射，也许会与其原本的表达有所偏差。然后，这种带有偏差的认识又对外来文化创造者、继承者形成一定影响，使他们产生了新的认知，从而推动了这一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对于外来文化来说，我们所形成的带有偏差的认识，是对其的一种反射；而这种认识之后又作用于创造者、继承者，使他们产生新的认知，是对其的交互反射。人类文明就在这样的“影影交涉”“重重无尽”中不断向前迈进。

举个例子。2021年，中国翻译出版了《中国哲学家孔夫子》。这本书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由比利时传教士柏应理最终完成。可以说，它是儒家思想西传欧洲的奠基性著作。明清时期，大批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以后，认识到要让中国人接受西方的宗教主张，首先要尊重中国的文化，要学习中国儒家的经典著作。于是，包括柏应理在内的一些传教士，翻译完成“四书”中的三部《大学》《中庸》《论语》，并最终形成了《中国哲学家孔夫子》一书。

但在这一过程中，遭遇了“礼仪之争”。这些西方传教士来到中国发现，无论是普通百姓，还是乡绅、儒生，都有拜神、祭祖、祭孔的传统，即使入教也未改变。也就是说，中国人既拜自己的祖宗、圣贤，也拜西方的上帝。而这在天主教是不被允许的，违反了“天主十诫”，因为天主教只能拜一位神，就是上帝，就是耶稣。但若是这样，让中国人放弃自己的文化传统，去拜上帝，那恐怕就没有几个人会去信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也不会顺利进行。由此，耶稣会就实行了一种调适的路线，就是允许中国人既保持自己的传统习俗，又可以信仰天主教。这就是利玛窦主张的“求同存异”的传教路线。后来，这一传教路线在耶稣会内部产生很大的争论，从而将如何看待中国礼仪问题的争论由耶稣会内部扩大到来华各修会之间，甚至到了罗马教廷，引起欧洲对中国文化的好奇与讨论。

在“礼仪之争”的过程中，柏应理最终完成了《大学》《中庸》《论语》的拉丁文翻译工作，并在欧洲出版发行了《中国哲学家孔夫子》，这对儒家思想西传欧洲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注意，中外文化交流早在丝绸之路时就已开始，早期是感官上的、外在的，如《马可·波罗游记》，而明清时期的西方传教士来华传教是观念上的、内在的，如《中国哲学家孔夫子》，所产生的影响与早期的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出版，是文明互鉴的第一鉴，就是用欧洲的镜子照中国儒家思想；而反过来第二鉴，就是用中国的镜子去照欧洲镜子中的中国儒家思想，也就是把拉丁文版的《大学》《中庸》《论语》翻译成中文出版，给中国人看。目前，我们已经翻译出版了这部书的中文版。那么，这项工作有没有意义？我认为意义重大。首先，西方传教士要理解中国古汉语，然后才能把中国儒家经典著作翻译成拉丁文。在这一过程中会出现很多问题，尤其是对中国哲学思想的或是中华传统文化概念的解读会加入一些西方哲学思想。这样，中国儒家思想就在西方人眼中产生了一些变化。如果把西方人眼中的中国儒家思想再翻译成现代汉语，汲取其中精华，从而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发展，这就是文明互鉴的意义。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的“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鉴而丰富。”

那么，除了《中国哲学家孔夫子》，西方传教士还翻译了哪些中国传统经典著作？1711年，比利时耶稣会传教士卫方济翻译出版了《中华帝国六经》，该书包括《论语》《中庸》《大学》《孟子》，以及《孝经》和朱熹的《小学》，是“四书”在欧洲首次完整翻译出版。卫方济翻译出版了《孟子》，弥补了《中国哲学家孔夫子》的不足。除此之外，他还翻译了《孝经》和朱熹的《小学》。那么，他为什么会选择这两部书？《孝经》比较好理解，它是阐述孝道和孝治思想的中国古代儒家经典著作，儒家十三经之一。而朱熹的《小学》呢？《小学》是一部传统的启蒙教材，内容是教育儿童如何处事待人，如何孝顺父母，如何尊敬长辈的，对中国传统启蒙教育乃至整个教育和学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卫方济翻译出版《小学》，在一定意义上表明了支持利玛窦传教路线的立场，因为他认为中国人祭祖、祭孔是一种传统习俗，不属于天主教所禁止的偶像崇拜。总之，《中华帝国六经》的出版在西方影响巨大，很快就被转译为法文、英文等。这是第一鉴，西方人看中国经典，而第二鉴，我们的专家学者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待出版后就能看到西方人眼中的中国经典。“影影交涉”“重重无尽”，这就是互鉴的意义。

有的人认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自先秦传承发展至今没有太大变化。但实则不然。历史上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发展，就是和文明互鉴相伴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春秋战国时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轴心时代”开始，形成理论形态，但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与外来文明、外来文化的交流互动中不断发展壮大的。而这样的文明互鉴过程，自秦汉以来，大规模的就有两次。一次来源于印度，就是佛教的传入。另一次来源于欧洲，就是基督宗教的传入。从地理位置上说，印度和欧洲都位于中国的西方，都可以说是“西学”。简单地讲，佛教自公元一世纪传入中国，经过与中国本土文化600年的交融，到唐朝发生了玄奘西天取经，鉴真东渡的历史事件。另外，明清时期，基督宗教的传入，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宗教文化，更带来了西方的哲学、思想、技术等。

下面，我们分别做进一步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