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变局与心态之变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不可否认，我们所置身其中的世界正在发生着显而易见的转变。这种转变通过我们的感知和体验而映射到头脑之中，形成一种意识自觉，进而引发了人们在心态上的转变，这或可称之为“人心之变”。在这种变化的氛围中，我们也在不断调整适应，以获得自我重塑，从而共同性地形成对于这种变化的整体性适应机制，也就是形成一种新的文化形态，使之更为融洽地服务于人类生活。因此，面对百年变局之下的中国社会心态变迁和文化转型，我们需要从一种改变的视角去审视这些文化之转以及人心之变所带来的对于人类整体性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进而推动并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恒久持续、多样共存以及和平发展。

直面一个改变中的世界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实际上都同人的存在状况密切联系，而我们所关注的一系列变化，也必然要通过人所切身感受到并在生活中予以实践的那些改变所引发。否则，所谓的改变就没有任何意义和价值。对于人的存在而言，人类学的理解显然是清晰的，即人首先是一种文化的存在，人所创造出来的文化，其根本是要为人的生活而服务。基于这样一种文化和人之间关系的理解，我们可以清晰看到，社会心态在发生转变的同时，也自然会映射出文化的转变，这之间相互依赖、不可分割。通过文化之转、人心之变这两个维度的双向改变，我们可以真正注意到，世界性意义上不可避开的百年变局恰好就是我们身边的那种真实存在，其已融入人们生活的点滴之中，影响并改变着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考方式。未来，这或许会成为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但就在当下的此时此刻，人们无不感受到这种改变的真实发生和深度影响。它与我们的生活之间产生了紧密联系，浸透到了人类社会的方方面面之中，这就是文化转型的效果发生。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以人为核心的内外交互作用直接承担着接受与转化的机制代偿，即外在作用的文化转型与内在作用的心态改变之间相互交织、共同发挥作用，彼此在互为他者之中寻求着对于自我存在价值的深刻理解。

作为一种外在作用力而存在的文化转型，是以人的独特性价值的存在为前提的。这种外在文化作用力的改变，首当其冲体现在人对于自然环境认知的改变上，即人类原来看待自然的观念在方向和价值上发生了重要改变，人和自然之间逐渐衍生出一种新的适恰性关系。在这种认识转变过程中，人和自然之间将不再是对立关系：自然不再是人类无所限制地去利用和开发的对象，而人也逐渐产生了同自然共生共存、相互依赖的意识自觉。在现代性意义上，那种西方曾主导的利用和改造自然所带来的种种恶果以及不可控局面在慢慢地被调整和扭转，而倡导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理念在更多地为世界所认可、接受和实践。例如，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便在这样一种新的人和自然的关系中获得了新的阐释空间。①

值得注意的另外一个文化转型特征，就是人类智能外在化为人工智能的趋势。人类在世界范围内快速推动人工智能实现尽其所能的物质化转化，使之形成更多形态的人工智能产品，由此深入应用到了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这种基于人工智能的知识共享日益转化为人们生活中的依赖品。因此，文化将注定不再是那种单元化认同上各自分离的孤立存在，而是展现出世界性、一体性的存在状态。其中一个很明显的表现是，文化观念越来越多地与人的自觉意识紧密联系在一起，而不再是那种单纯自在的文化无意识存在。人们通过对知识的反思，将文化的存在纳入到反思性知识的范畴中来，并以此引导自己的生活选择。

文化的流动与多样：一种关于“超市”的隐喻

当世界上有越来越多的文化作为表征化的存在而聚合到一起，并为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们所共同享有时，文化自身的知识属性和流通属性就会得到更为突出的展现，其影响不再局限于一时一地。譬如处于不同文化圈的人们可以随时通过网络了解他国的风土人情，而不一定亲自到访。人们顺着知识的路径去寻找文化的存在，并用文化的多样性去丰富自身知识体系，文化原本拥有的实践属性或生活属性必然会因此而退居其次，或者成为一种等待唤醒的后备性存在。在此意义上，人类学曾经强调的地方性知识的观念显然受到了不小的挑战，要知道在今天的世界中，知识的流通、转化和创造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现象，而所谓的地方性知识，也逐渐成为一种符号性意义的暂时性存在。随着时间沉淀，其受到外部影响而发生改变也将不可避免。在这一过程之中，“地方性”的意义得以被重新审视，甚至被重新定义，这与现代世界中巨大的变动性和流动性密不可分。

变动性或流动性成为日常，在文化上表现为人们思考事情的倾向性，或如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所说的“惯习”的存在②。人们在行动节奏上变动不居，在行动轨迹上不停流动，相比于过去时代，人们实现了更有效率的空间转换。人流、物流的促动，使其所承载的文化也处于不断流动之中，我们也必然在这流动之中去理解文化存在本身。

另外，现代世界的发展演变，也会整体性地带动社会文化转型。诸如知识、价值以及生活方式等细微之处的改变，终将在整体上带来一种方向性的扭转，这也是现代人所必然要面对的可变性宿命。当然，这种可变性也有其前提条件，即社会中多样性的发现、汇聚以及差异性的并存，而当今世界则为这样的存在方式提供了丰沃土壤。由此，人们才能在其中作出自己独特性的选择，个体之间的真正差别，也在这种选择差异性上日益突出地体现出来。

可以说，当代世界的生活模式中一直存在着一种“超市”的隐喻，人们依赖“超市”而生活，“超市”所提供的多样化选择，也培养和塑造着人们的性格倾向，每个人都可以在其中选择自己所认同的生活样态。今天，互联网世界所提供的无限多样的选择可能，均没有超出“超市”这一隐喻模式之外。多样性与选择性为人类的自我实现提供了诸多可能，正是因为这种多样性的存在，人们便不再担忧会陷入不可选择的尴尬境地。

理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的一个关键——重叠而非断裂的现代性

早期引导或支配着现代化转型发生的西方世界，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存在明显的断裂，于其而言，传统就是一种不复存在的过去。而作为后发展国家，中国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却并没有表现出那种前后之间的断裂。

对于中国等诸多后发展国家和地区而言，其现代性成长是因面临外部世界现代性的敲门而作出的被动性变革，这也决定了其转变是一种有所保留的转变，即有所留恋地捍卫自身文明传统。这种转变是一种传统和现代之间相互叠加、交互融合的存在，从现代之中可以看到过去，从传统之中可以见到现代，不同属性互为镜像、彼此共存。实际上，很多现代性发展的传统生活区域中都存在这种前后生活方式之间的重叠。例如，爱尔兰早期现代化发展就存在这样的特征。美国人类学家阿伦斯伯格在进入那里的乡村时就明显地发现：“当这一边的邻居还靠木质的手工搅乳桶打黄油时（这家什与从沼地深处考古挖掘的文物一模一样），那一边的农户已经在使用金属的电动脱脂机了。”③这使我们深切地体会到一种接续性的重叠效应，中国在发展过程中也表现出这样的独特属性。我们可由此去理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及社会心态变迁的核心特点，即多种样态发展方式的并存及叠加，体现在对各种具体事物的表达上，就是不同的立场、观念、声音。需要正视的是，这种差异的存在必然会造成一种碎片化以及个体化的倾向，因此，寻求知识和价值的一体性，在整体上给予方向指引和价值观念引领，就成为社会中群体性的需求所在。

社会发展过程中衍生出的碎片化存在，参与着文化转型的宿命性循环。它们会在某一时期内调整自身形态，像通了电的电流一样真正有了正负两极的方向指引，社会也因此产生了一种聚合性力量。但是一旦电流断开，碎片化存在又会四处游离，用自身有限的力量不断调整自我行动的方向。如何在这些碎片化或个体化存在中找到一种共同的理想价值，是社会转型顺畅进行的关键。在现代化转型过程中，对人的全面发现可谓引导碎片化和个体化存在的方向发生合理扭转的根本。

文化是人的创造，同时又会反过来约束人的行为，这属于群体性的约束。通过人的文化创造而构建出人的群体性存在，这是文化对于人类社会的根本意义所在，即文化塑造了群体性的认同，并因此而建立了群体性的共同意识。换言之，文化以趋向于一种共同性的构造为根本目的，而不是以寻求分化和分裂为目的。然而，我们在当代世界所要面对的却是趋向于分化、裂变以及自我激增的社会存在，这造就了一种“枝叉社会”的发展形态。④现代社会正是以各种形式的分化为基础而构建起来的，这里的分化实际便意味着对现代性的追求，即从传统之中不断分化或脱离出来的现代，从旧有的存在之中跃升出来的新的创造，一切都建立在动态运行的基础之上。这一切分化趋势，便是当今时代文化转型可以和可能发生的基础，也是我们理解文化转型意义和价值的一个关键点。

文化转型与社会心态转变的动力机制

人类社会的文化发展总要通过寻求新模式来适应自然与社会形态的各种改变，这种适应能力是在新旧文化之间的张力中逐渐形成和丰富起来的，而且这种适应力还体现在人的心智变化上，这种以人的心智能力转变与发展为基础的社会心态具有独特性、敏感性，人们以此去感知周遭世界在物质乃至精神向度上的种种改变。在这一过程中，社会更多地通过一种基于人们理想价值的引领而使文化成为一体性、象征性的表达。

在社会的分化力与文化的聚合力之间，存在着一种互相转化的动力机制。当一种极端的社会分化趋势出现时，社会就像一根被强力拉开的弹簧，在拉开之力存在的同时，必然也会有与之呈相反趋势的文化力量在反向拉动，使其回弹。由此，社会中始终存在重新伸张和文化之力回缩的新循环。在这两种力量之间不断平衡关系，成为文化转型得以发生的核心机制。

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社会的文化转型不是一种纯粹孤立的存在，而是在世界性的文化转型大背景下发生的，社会心态上的转变自然与之密切相关。更进一步看，百年变局下的社会文化转型拥有一种世界性的视角和意义，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开始有条件和机会相互交织在一起，发挥各自的影响力。如何在这种交互性影响中达到不同文化之间和而不同的美美与共，将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未来指向。

当今时代社会心态变迁的五个维度

如今，世界性文化转型的社会基础已然改变，无论是全球人口在世界范围内的自由流动和频繁移动，还是不断激增和创新的多样化知识形态日益为世界所共享和应用，都使得人们固有的传统生活模式被打破，人群关系的新认同被重塑，人的内生性生活世界及其心态也在发生着根本性的改变。

其一，从乡土中国向当代中国转型的过程中，不同时代的文化在叠加递进中共同发挥社会影响力。与乡土中国相应的传统农业文明，具有物质经济的基础，在遭受到西方现代化冲击之后，中国开始踏上自觉追求和不断探索工业化文明的发展道路；而当代中国的发展，则与当下如火如荼开展的信息化、数字化建设以及快速成长的互联网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我们所有人都正处于这样的阶段之中，并深切感受到了它的真实存在。

值得一提的是，上面所论及的不同发展阶段之间是可以相互并存的，是后来者包含先行者的一种阶段覆盖模式。在社会心态意义上，这些不同阶段会在不同的时空场景对人们产生影响。例如，生活在城市里的人群既可以浸润于信息时代的虚拟空间之中，也可以选择离开自己所熟悉的生活环境进入到城郊或更远的乡村，漫步于田间地头，完全转换到乡土生活的体验之中去。不同时代的文化属性相互交织、前后覆盖、发挥叠加效应，是一个文化转型时代最具特征性的表现之一。

其二，由文化转型所带来的社会心态转变，特别体现在由不确定性而带来的风险性认知上。世界的分化之力，是种种不确定性、风险性因素的根源。对于当今时代而言，我们能确定的只有不确定性本身。理论上，人们完全可以预先安排短期内的议程，但就当代社会的不确定性意义而言，很多因素都可能导致一个预定议程无法顺利开展。特别是在整个世界经历了像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这样重大的不确定性事件后，之前社会学家所提出的风险社会概念⑤，也强化了人们的相关认知，使人们认识到这种未来不可完全去预期的真实性存在。显然，对于当下而言，人们所理解的未来往往需要不断谋划、有步骤地作出安排，特别是渴望有一种稳固的安排，使得观念意义上的不确定性转化为一种确定性。越是面对不可预知的未来，人们基于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安全诉求就会更为强烈。

其三，人的移动性从传统乡土社会时代的“非常”或“反常”转而成为一种“日常”。人的一生将会有更多时间在频繁移动之中完成，是移动日常化的一种自然结果。相比于传统时代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现代社会中真正意义上的故乡观念已然被弱化。人们的所经之地可能只是一处暂时的栖居之地，而不必然成为一个安然于此的恒久生活空间。“匆匆过客”显然不再是宗教哲学意义上的那种超验观念，而是成为今天很多人都能切身感受到的普遍性的情感体验。

其四，在多样性事物中作出选择，日益成为人们生活的姿态。在一定程度上，传统时代的“别无选择”代表了一种集体性价值的张扬。而在今天这样一个文化转型的世界之中，多样性成为世界存在的基本样态。并且，这些多样性存在可以同时涌现到一个人的面前来，人们必然从中作出自我选择。正是因为有了可供选择的空间，当代世界中的个体性价值才得到彰显。未来将不再是一概而论的共同性地需要什么，而是人作为个体究竟需要什么，即自己的独特性选择究竟是什么。可以说，在这些方面，人们无可选择地要作出一种从自我出发的自我选择。从这个视角来看，我们将当前文化转型时代称为一种“私人订制”时代也不为过。从商品生产到生活方式，从价值观念到性别意识，从口味偏好到生活目标，凡此种种，全部都在于个人从诸多预备提供的选项之中去进行选择而获得，而一个人的选择能力，也是以这样的目标追求为指引而逐渐被培养起来的。

其五，人类生活中的智能替代，是文化转型发展的重要产物和社会心态的投注。智能作为人类最为突出的发展属性，赋予其一种超乎于其他物种并且对于世界事物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支配性力量。在这一过程中，人类智能的功用一方面表现在帮助人们适应周围环境、改造自然界，创造人类社会的种种文化，便利自身生活；另一方面，在发明各种机器的过程中，人类也将自己的智能投注并固化在其中，使机器的形态在不断模拟人类智能并逐渐替代人类智能方面发挥更大功效，更多地服务于人类生活质量的提升。

同时，伴随着人工智能以及移动互联网在全球突飞猛进的发展，这种生活中的智能替代发挥的影响和作用也日益突出。例如，由发动机驱动的车辆发明或许是对于人的行走能力的一种替代，那么到了自动驾驶汽车出现和逐渐普及的时代，则真正体现出对人类智能本身的一种全面替代。而在未来，人在诸多方面的智能，包括记忆、分析、书写、交流等，都会随着人工智能和虚拟现实技术的高度发展而不断实现这种智能替代的可能性。反映在文化上，我们区分世界的方式可能不再会是真实—虚幻这样简单的两分，而可能会上升到究竟是一种自我本有的智能还是被人工智能所替代的智能这样的层面。特别是机器人技术的出现及其功能的日臻成熟，也会使这种智能替代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

正如工业化的商品消费时代集中地体现在货币资本对于人们生活各方面的替代和转化那样，未来，我们必然会面临一系列生活被各种形式的智能产品所替代的转变乃至革命。在信息化的互联网文明时代中，新发明的智能替代正逐渐深入地参与到我们当下的生活中来。配合着生物工程、基因编辑、大数据以及无线网络的快速发展和运用，智能替代的更新步伐也在不断加快，影响不断加深。

总体来看，上述提及的这些经由文化转型而产生的社会心态变迁，都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存在。人类的生活不可能完全后退，不可能回到人类生活的原始，更不可能回归到那种单一性的文化存在状态中去，其所面对的现实结果必然是多样性的共存。人们在多样性之中拥有自主选择的自由，这种对每个人都有意义的选择性的共同成长，也将成为未来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的基本存在形态。

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人类进行文化创造的初衷必然不是寻求毁灭，而是要让人始终生活于幸福之中。同样，文化转型必然也是出于这一目的才会真正发生，其不会背离人性的本来而随意发展。纵然因风险社会的存在，我们无法保证文化的转型必然获得幸福的结果，但实际上，所谓幸福的结果还是要取决于人心目中的趋向所指是否朝向于对未来的期望。不论中间会经历怎样的崎岖弯路，只要个体希望聚合在一起，就会形成一种集体性的力量，也就是人类所可能有的共同性的未来，这恰是文化转型可以为人们所接受的正向价值所在。

所有的改变都会因其映射于人心之中而引起更大范围的社会与文化转型，而社会与文化转型又将进一步影响人心之变的取向，带来一种整体性的社会与文化姿态的扭转。我们更需要在世界性的意义上去理解这种改变——这种改变显然不再可能局限于某一国或某一地域的范围之内，而是全球范围内的国与国、地域与地域以及人群与人群之间的联动性大转型。在这一大转型之中，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自我和他者的关系，重新看待中心和边缘的结构性依赖，从一种动而非静的角度去审视并寻求中国在世界之中的位置，不断寻求新的自我发展机遇，从而真正开拓出贡献世界新秩序发展、体现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道路模式——这将会是未来人们所真正期望的目标所在。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所长、博导，青海民族大学兼职教授）

【注：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化比较视域下中西思维方式差异性研究”（项目编号：19ZDA021）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费孝通著、方李莉编：《全球化与文化自觉——费孝通晚年文选》，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3年，第23—24页。

②Pierre Bourdieu, Outline of a Theory of Practi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

③[美]康拉德·M.阿伦斯伯格著、乐梅译：《爱尔兰乡下人——一项人类学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2年，第21页。

④赵旭东：《枝杈社会与乡土社会的文化转型》，《民俗研究》，2015年第4期，第13—20页。

⑤[德]乌尔里希·贝克著、何博闻译：《风险社会》，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