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现代化价值的嬗变及其现代性文明危机

【中图分类号】D61 【文献标识码】A

人类是从自然界中生成的。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财产关系成为占支配地位的关系，原始社会解体，人类进入文明史。在人类文明史发展的一定阶段，货币经济通过向资本和金融资本的发展而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形式，这样文明史就进入现代化的过程。金融资本主导的现代化改造了人与人之间的生产、生活和交往关系，改造了市民社会和国家，改造了国际关系，使人类文明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金融资本在推动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也日益向剥夺性、寄生性积累的方向发展，这导致了西方现代性文明的深刻危机。在金融资本主义的统治下，自由主义的制度理念和制度安排逐步失去推动社会进步的职能而演化为金融资本剥夺社会的帮凶，这是当下西方现代性文明陷入危机的基本原因。

人类文明史的演化与现代化进程在西方的率先突破

从以生存为目的到以追求财产和财产积累为目的，这是人类从野蛮时代向文明时代过渡的基本标志。财产关系逐步成为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关系，改造着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人之间、人与共同体之间、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的性质。在原始共同体的内部解体和外部冲突中，在漫长的自然经济时代里，人类文明的政治制度形式经历了贵族共和制、等级君主制和绝对君主制等发展阶段的演化。在中世纪后期的西方，在其从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演化的过程中，金融资本逐步主导了经济生活。金融资本瓦解了自然经济，削弱了封建贵族，支持了王权，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发展，开启了商业革命和地理大发现，推动了世界市场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曾经作为欧亚大陆边陲地带的西欧由此率先进入现代化的历史进程。

在文明史前的漫长演化中，人类实现了从原始群向氏族部落制的演化。人类是大自然理性的被创造物。理性是在人类对大自然的适应、利用和改造中逐步发展起来的。早期人类的首要目的是生存。为了生存，共同体还是一个必然的纽带。只有依靠共同体的力量，人类才能在严酷的自然条件中存活下来。最初的人类依附大自然，植物果实、猎物、鱼类是基本的生活来源，火、打制的石器、磨制的石器、标枪、弓箭、独木舟等是基本的生产手段，园圃、森林、田野是基本的活动领域。财富只限于衣服、住房、简单的装饰品、随手使用的工具、简陋的家庭用具。分工是基于性别的自然分工：妇女管家、制备衣食、采摘，男子作战、打猎、捕鱼、制作必要的工具。生活资料需要每天重新获得，没有或很少积累。有限的财产是共同的财产。原始共同体除担负着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外，也担负着生命繁衍的任务。氏族是社会的细胞，若干氏族组成胞族，若干胞族组成部落。氏族、胞族、部落就这样以不可避免的必然性从两性结合关系的演化中产生出来，成为人类进入文明之前的基本制度形式。在文明史之前的原始部落制时代，人口稀少，狩猎地带或防护森林把部落与部落相互隔离开，部落之间基本可以和平相处。

在文明史的早期阶段，部落制度向贵族共和制演化。随着生产能力的提高，人类生产的产品在质上多样化了，在量上增多了，人们可以日益控制物质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财产关系也发展起来了。随着财产占有和继承关系的发展，母权制让位给父权制。不仅动产变成了私人财产，不动产也被分割和私有化。个体家庭的发展瓦解着氏族制度。个人对于原来由氏族或部落给予他们的小块土地的占有权逐步演化为所有权而成为可以世袭的财产。共同体之间的暴力征服活动也毁灭着氏族制度。为了占有最好的土地，也为了掠夺战利品，部落之间进行着不断的战争，战俘变成了奴隶。掠夺战争加强了军事首长的权力。在暴力冲突中，与人民直接统一的武装力量转变为服从于军事首长个人的武装扈从队。氏族社会变成了封闭的贵族制。贵族在自己的氏族之外联合成一种独特的特权阶级，而在贵族的四周则是人数众多的、没有权利的平民和奴隶。

在内部的纷争中，贵族共和制向等级君主制演化。战争中的军事权力以及扈从队的产生推动了王权的产生。但这最初的王权，是靠分封关系来治理的，从而形成的一种等级君主制的文明形态。封建贵族拥有军队，彼此之间进行战争竞赛。在战争的摧残下，自由的农民等级迅速灭亡。农民个人甚至整个公社为了不受侵害，往往托庇于有权势者以求保护，把自己那块土地的所有权转让给保护者，而自己只保留使用权，并向保护者尽各种封建义务；欧洲的教会在9世纪和10世纪竭力以这种方法扩张教会地产。

在封建贵族和王权之间、在封建贵族之间的混战中，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演化。从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的过渡是一个自然的过程。中世纪后期，封建贵族在经济方面日益变得多余，甚至成为障碍；它在政治上已阻碍城市的发展，阻碍当时只有在君主制形式中才有可能实现的民族国家的形成。在中世纪，在封建贵族相互征伐的普遍混乱状态中，王权是进步的因素。正如恩格斯所说：“王权在混乱中代表着秩序，代表着正在形成的民族（Nation）而与分裂成叛乱的各附庸国的状态对抗。在封建主义表层下形成的一切革命因素都依赖王权，正像王权依赖它们一样。” ①王权以中央集权的官僚政治取代封建贵族制度，等级君主制发展为绝对君主制。在绝对君主制之下，分散的诸侯国才走上民族国家的统一，才产生更大的民族共同体。绝对君主制是自然经济时代军事帝国所能达到的最高形式。绝对君主制推动了民族的形成、促进了内部和平和贸易的发展。

在中世纪后期等级君主制向绝对君主制演化的过程中，西方现代化进程率先突破。西方现代性发展的最重要的动力，是货币经济的发展并日益取得对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主导与支配地位，在这一过程中，货币也日益获得自身的更高形式，即资本和金融资本形式。近代西方之所以能率先开启现代化进程，既有内部原因，又有外部原因。在内部，贵族与贵族、贵族与王权、世俗权力与教会的纷争为金融资本的发展提供了可加以利用的矛盾。在外部，西方近代早期金融资本的发展受到了蒙古帝国之后欧亚大陆贸易的重要推动。在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的双重推动下，西方近代早期的金融资本发展起来并开启了地理大发现、商业革命、工业革命、政治革命、文化革命等一系列进程，欧亚大陆的边陲地带即西欧转变为推动现代化进程的核心地带。

西方现代化价值中的积极内容

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价值表现在人格独立、工具理性、民族国家的形成、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以及为社会民主创造条件上。西方现代化的起源是与货币经济发展为早期的金融资本相联系的。金融资本对生产、市民社会、政治、国家、国际关系、世界市场进行了全面的改造。金融资本把人从自然经济以及血缘宗法关系中独立出来，使人摆脱了身份制的束缚，形成了独立人格的理念；金融资本发展起所谓理性的经济人之间自由贸易、自由建立契约的市民社会理念，复兴了罗马法；金融资本发展起纳税人政府的理念，提出了廉价政府的主张；金融资本推动了世界市场，发展起世界分工，把人类联为一体，以人类内部的相互竞争取代各特殊群体之间的战争，以所谓普世价值取代旧的文明对立；金融资本还在掌握社会生产的过程中把劳动者组织起来，从而为劳动者的联合、为社会民主运动打下了基础。

第一，西方现代化价值表现为保护人身自由和人格独立。早期的典型封建经济，每一座封建庄园都自给自足，没有商业来往和交换，使用不到货币。随着经济的发展，货币经济发展起来了。货币经济的价值，首先在于它以生存平等的契约自由取代等级制、身份制。“英国的法学家亨·萨·梅恩说，同以前的各个时代相比，我们的全部进步就在于从身份进到契约，从过去留传下来的状态进到自由契约所规定的状态。他自以为他的这种说法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其实，这一点，就其正确之处而言，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早已说过了。”②正是货币经济创造这种形式上“自由”和“平等”的个人。

第二，西方现代化价值表现为工具理性和生产方式的不断变革。西方现代性的价值还表现在工业革命、表现在人对自然的新的支配能力上。货币经济的最发达形式即金融资本主义经济把劳动分工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运用、劳动组织方式的变革作为手段来服务于金融资本自身的积累，也推动了生产、流通和信用的革命。金融资本的积累推动了工场手工业、机器大工业对家庭劳动的广泛替代。在金融资本积累的推动下，知识与生产结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管理组织获得日益科学的形式，私人劳动的社会分工得到发展，私人劳动向社会联合劳动的过渡日益加快，原始的第一自然在更大的规模上和更深的程度上向人类创造的第二自然转化。

第三，西方现代化价值表现为推动国内市场和民族国家的发展。中世纪后期，贵族越来越“成为多余”并且阻碍着社会的发展，而新兴的资产阶级却成为体现着进一步发展生产、贸易、教育、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阶级。伴随商业革命、产业革命和信用制度革命的新兴，金融资本主义力图革除自然经济、推翻封建贵族，力图使贸易制度、产业政策、信用制度服务于新兴阶级，力图统一国内市场。新兴的金融贵族通过利用旧的土地贵族和王权的矛盾，在有的地带通过革命，有的地带通过改良，逐步达到了这一目的。随着内外市场的发展，罗马法也随之复兴了。罗马法是纯粹私有制、商品经济、货币经济的表现。“无论国王或市民，都从新兴的法学家等级中找到了强大的支持。随着罗马法被重新发现，教士即封建时代的法律顾问和非宗教界的法学家之间出现了分工。不言而喻，这批新的法学家一开始在实质上就属于市民等级；而且，他们本身所学的、所教的和所应用的法律，按其性质来说实质上也是反封建的，在某些方面还是市民阶级的。”③

第四，西方现代化价值表现为创造世界市场和推动经济全球化。商业革命、工业革命和信用制度的革命推动了世界市场的发展。在15世纪末，西欧人到远方去冒险寻找黄金的渴望促使资产阶级航海业的发展。地中海贸易、波罗的海地区贸易、印度洋贸易、大西洋贸易、太平洋贸易等逐步联系起来。世界市场的形成突破了地理大发现之前的区域局限性。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来，美洲、大洋洲以及非洲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和欧洲连结起来了。工业革命巩固并进一步推动了世界市场和全球一体化的发展。金融资本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一开始和殖民主义结盟，给世界带来了各种严重灾难。二战后，西方金融资本主义国家在反殖民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基础上，重塑自身支配世界的合法性根基，成立联合国，在国际范围内推行了集体安全的体系，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都是进步的。

第五，西方现代化价值表现为在一定程度上为社会民主提供条件。西方现代性的价值还表现在对民主制的一定限度内的承认上。在中世纪的日耳曼世界，氏族民主制以变形的形式存在，成为抗衡封建贵族的重要力量。恩格斯指出：至少在三个最重要的国度——德国、法国（北部地区）和英国——以马尔克公社的形式保存下来一部分真正的氏族制度，并把它带到封建国家里去，从而使被压迫阶级即农民甚至在中世纪农奴制的最严酷条件下，也能有地方性的团结和抵抗的手段。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在生产方式上，资本把个体劳动者转变为联合劳动者，为社会民主提供了基础。资产阶级共和国也在形式上把社会各阶级联合为公民政治的共同体，在形式上承认结社权和组织政党的权力，为劳动者的社会联合、为社会民主提供了一定的制度条件。

当下西方的现代性文明危机

西方现代性文明中形式自由以及由此派生的公权极度受限理念，使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肆意发展，社会分化无法克服，右翼民粹主义崛起，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形式自由本身遭遇否定。

第一，在当下的西方现代性文明中，金融资本的剥夺能力日益增强。早在古罗马，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就出现了高利贷、土地抵押和债务奴隶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后世的立法，没有一个像古雅典和古罗马的立法那样残酷无情地、无可挽救地把债务人投在高利贷债权人的脚下。“这个发展阶段，基本上就是产生分工和个人之间的交换的那个阶段。这时，用不了多久就又发现一个伟大的‘真理’：人也可以成为商品；如果把人变为奴隶，人力也是可以交换和消费的。人们刚刚开始交换，他们本身也就被交换起来了。主动态变成了被动态，不管人们愿意不愿意。”④到了公元前600年前后，货币和高利贷已成为压制人民自由的主要手段。“为了保护债权人对付债务人，为了使货币占有者对小农的剥削神圣化，也造成了一种新的习惯法。在阿提卡的田地上到处都竖立着抵押柱，上面写着这块地已经以多少钱抵押给某某人了。没有竖这种柱子的田地，大半都因未按期付还押款或利息而出售……不仅如此，如果出卖土地所得的钱不够还债，或者债务没有抵押保证，那么债务人便不得不把自己的子女出卖到国外去做奴隶，以偿还债务。”⑤在西方现代性文明中，货币经济及其发达形态即金融资本主义经济，也在对社会化大生产的支配基础上，建立了对社会更系统的剥夺性积累机制，而且这种剥夺性积累的能力远远超过过去的高利贷资本，因为现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剥夺性积累不仅局限于流通领域，还渗透到生产过程、渗透到对大自然的深度剥夺之中。

第二，在当下的西方现代性文明中，社会的分化和对立无法克服。在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支配下，生产者阶级的处境日益困难。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危机、生产过剩危机、利润下降危机、虚拟资本市场的债务通缩危机、量化宽松政策所导致的滞涨危机，在滞涨危机中，工薪阶层遭遇多重剥夺。在金融资本主义的支配下，不是生产出一个自我均衡的、橄榄型的市民社会，而是生产出一个新的、经济上的等级社会。在工薪阶层贫困化的同时，社会的上层却日益腐化。正如马克思在批判法国社会时所揭露的：“上至宫廷，下至低级的咖啡馆，到处都是一样卖身投靠，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现有的财产来发财致富。”⑥

第三，在当下的西方现代性文明中，右翼民粹主义重新崛起。金融资本借助国家剥夺社会，借助国家剥夺世界，最后，金融资本剥夺了国家自身。金融资本借助国家对社会的剥夺，使社会分化为等级尖锐对立的社会。金融资本借助国家对世界的剥夺导致世界产生等级结构，进而导致世界范围内的贫困。金融资本在利用国家达到自身目的的同时，还剥夺了国家。马克思在分析法兰西第二帝国时指出：金融贵族所支配的第二帝国政府“使所有的大城市都背上了沉重的地方债务”⑦。在当下的西方，主权债务危机已经成为一个常态，国家被抵押和让渡给金融贵族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在2021年，美国国债达到29万亿美元，而2021财年美国财政支出为10万多亿美元，其中国债的利息支出高达4000多亿美元。“以2021财年为例，高达10.4万亿美元左右的财政支出中：Interest（国债利息）支出预算为4214亿美元。”⑧在国家日益贫困的情况下，福利国家遭遇危机，福利保障水平不断降低。民众对自由主义和所谓社会民主主义的国家失去信任和耐心。在这种情况下，右翼民粹主义理念在当下的西方滋生和蔓延，试图以种族主义的身份政治对内重建政治共识、对外转移矛盾。

第四，在当下的西方现代性文明中，经济全球化进程遭遇逆流。右翼民粹主义掀起贸易保护主义，挑动地缘政治矛盾，鼓吹战争并利用战争来实现新的掠夺，转移国内矛盾，安抚愤怒的民众。正如历史上在法兰西第二帝国为了平息金融投机在国内引起的愤怒和骚乱，帝国投入到法国和普鲁士的战争冒险之中。目前的西方正逐步走上挑起战争、资助战争、发动战争这样一条危险的道路，这正是新世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危险因素。

第五，在当下的西方现代性文明中，形式自由本身遭遇否定。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是西方现代性文明的核心即形式自由本身遭遇否定的体现。西方现代性文明的核心特征是在抽象理性人的基础上确立了抽象的人人平等的理念，表现为天赋人权的理念。这一理念曾被作为西方自由主义的共识政治，作为西方的文化霸权和文化软实力，作为西方的人权政治和人权外交，作为西方发动颜色革命的依据。但是，右翼民粹主义否定了这一前提。右翼民粹主义把种族差别、把种族主义身份政治提到首位。在右翼民粹主义的冲击下，民众被广泛动员，各民族也被充分动员，但是这种动员是在反动的形式下进行的。这种动员一方面是自由主义的形式自由、法权自由理念遭遇否定，另一方面为社会民主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复兴准备了条件。

人类文明摆脱西方现代性文明危机的出路

西方现代性文明危机的根源在于其形式自由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公权极度受限的理念下，金融资本的剥夺性和寄生性积累肆意膨胀，这对社会产生了严重的危害。

要摆脱西方现代性文明的狭隘形式，就需要：第一，在社会民主和人民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公共权力。学界一般把西方政治叫作自由民主政治，实际上这是一种极其不确切的说法。在西方金融资本主义的主导下，自由被发挥成一种极为形式化的自由，这种形式自由哲学主张所有人、所有私有者之间的共和，实际上演化为大金融贵族之间的共和政治，演化为与民主对立的自由主义宪政。马克思和恩格斯把真正的民主政治与这种自由主义政治对立起来。这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对巴黎公社的论述中。第二，以基于人民民主的公权力，革除金融资本的剥夺性积累，在主要生产资料社会联合占有的基础上重建个人所有制。只有以公有制的主导地位取代金融资本的主导地位，只有以社会主义的生产性积累替代金融资本主义的剥夺性积累，才能解决西方文明的内在危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革命中为工人阶级制定的纲领其实就是改造金融贵族以及与金融贵族相联系的土地贵族。这些主张后来在俄国和中国的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中得到贯彻和实现。第三，重视古代东方在公权力理性化探索中的制度文明，吸收其合理要素，借以矫正西方公权力极度虚弱的缺陷，丰富社会主义制度文明的内容。西方的文明是以私权、私法为基础的文明，而中国古代文明是以公法、公权力的理性化为核心而发展起来的。在西方公权极度受限所导致的文明危机时代，重视中国古代在公权力建构中的制度文明，抛弃其国体基础，在人民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吸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合理的政体要素，这也是摆脱西方制度文明危机的重要途经之一。

在西方遭遇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文明危机的当下，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创新了社会主义的实现形式，吸收了中国古代制度文明和西方现代性文明中的合理因素，是一种更有潜力的现代化类型，为人类文明摆脱西方现代性文明的狭隘形式，提供了新的启发。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副院长）

【注：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课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创新和历史经验研究”（项目编号：20&ZD052）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①②③④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0页；第93页；第220—221页；第195页；第128—12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82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40页。

⑧《美债总额正在向29万亿美元冲刺，那一年支付的利息有多少呢？》，腾讯网，2021年10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