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洲公案》：清代司法“无讼”理念的生动展现

《鹿洲公案》，又称《蓝公案》《公案偶记》，是清代蓝鼎元（1680—1733年）纂辑的案例集。因作者号鹿洲，故书以此名。《鹿洲公案》一书完成于雍正七年（1729年），主要刊本有雍正十年（1732年）刻本，光绪五年（1879年）重刊本等，后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传记类。全书分为上下两卷，记录了作者任广东普宁、潮阳两县知县时办理的二十四个案件。区别于一般的公案小说，《鹿洲公案》所载案例多为作者亲身参与审理的实案，即“追思往事，择其案情稍异者，笔之成书”，因而书中案情多以第一人称口吻叙述。清朝末年，《鹿洲公案》与《包公案》《施公案》合并编纂为《三公奇案》，亦有书坊将《鹿洲公案》易名为《蓝公奇案》后继续刊行。

清代进士旷敏本为《鹿洲公案》作序曰：“先生听讼如神，果有包孝肃遗风，每当疑狱难明，虚公静鞫，似别有钩致之术。虽狡黠讼师、积年老贼，词说不能难，吏责不能服者，一见先生即鬼诈不知何往，不待刑而毕输其情。”《鹿洲公案》中对“邪教惑民”“三尻盗尸”“仙村盗”“三山王多口”“死丐得妻子”等案件的描述，不仅真实还原了清代地方的社会问题，更展现了蓝鼎元不畏豪强、公正廉洁、巧断疑案、一心为民的形象。

在古人看来，诉讼是一种缺乏道德的表现。《论语》中载：“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儒家思想认为，在司法案件审理过程中，要以无讼为最终的目标，要善用道德教化从而减少争讼。《鹿洲公案》中的蓝鼎元通过惩治不法衙役、讼师，打击豪强、肃清盗贼，整顿地方治安秩序，破除迷信等行为，寓教化于止讼中，是儒家“将心比心”价值观的直接体现，爱民之行的生动践行，旨在从根本上化解社会矛盾，弘扬社会正气。

“兄弟讼田”案较为清晰地还原了蓝鼎元“无讼”的司法理念。此案发生在蓝鼎元担任潮阳知县之时。村民陈智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阿明，小儿子叫阿定。这两个人“少同学，长同耕”，和睦友爱。长大之后，二人分别成家。陈智去世的时候，留下了七亩农田。兄弟二人为了能够争到农田，出现了嫌隙，以致“亲族不能解，至相争讼”。“若寻常断法，弟兄各责三十板，将田均分，便可片言了事”，可是蓝鼎元认为，“田土，细故也。弟兄争讼，大恶也”，如果依照惯例判决，定会有损兄弟之间的亲情，也会给社会造成不利的影响。所以他“命隶役以铁索一条两系之，封其钥口，不许私开。使阿明、阿定同席而坐，联袂而食，并头而卧。行则同起，居则同止，便溺粪秽，同蹲同立，顷刻不能相离”。也就是说，把他们二人绑在一起，让他们时时刻刻不能分开，每天共同生活。蓝鼎元还派人每天观察他们，结果发现，刚刚开始的时候，二人沉默不语，几乎没有任何沟通，“悻悻不相语言”，而且常常背对背而坐；等到过了一两天，二人便可以相向而坐；三四天又过去了，兄弟二人常常面对着对方叹息，有的时候还能交流几句；再过几天，二人可以共同吃饭了。得知这样的情况，蓝鼎元说：“余知其有悔心也。”于是命人将二人带上来审问，同时把他们的儿子也都一同叫来听审。蓝鼎元还是没有直接对案件发表意见，而是说：“汝父不合生汝兄弟二人，是以今日至此。”将兄弟二人争讼的根源，推到了他们的父亲身上。如果他们的父亲当初没有生下他们，就不会出现今天亲兄弟对簿公堂的尴尬局面。然后，蓝鼎元说为了防止日后他们的儿子也像阿明、阿定兄弟二人一样，为了争夺父亲的财产而反目成仇，提出“汝两人各留一子足矣……命差役将阿明少子、阿定长子押交养济院，赏与丐首为亲男”，因为“丐家无田可争”，“他日得免于祸患”。听到要把自己的儿子送给乞丐，两兄弟都开始着急了，纷纷表示知错后悔，同时表示不再争讼，愿意将父亲的田地留给对方。最后，蓝鼎元提出“今以此田为汝父祭产，汝弟兄轮年收租备祭，子孙世世永无争端。此一举而数善备者也”，让他们兄弟二人轮流收取田租，以用来祭奠祖先。

其实，蓝鼎元本可以采用常法，直接根据案件事实进行判决。但是可能是出于息讼的考虑，又可能是想借此案教化乡民，他另辟蹊径息讼止争。在两兄弟明确表示“至死不复争”时，蓝鼎元又让他们回去询问他们妻子的意见。再次回到公堂之时，二人的妻子“邀其族长陈德俊、陈朝义，当堂求息”。通过这样一个再简单不过的土地纠纷案件，保护了兄弟之间几十年的情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样一个案件，可以让世人感受到以礼待人的和谐之道，起到润物无声的奇效。当蓝鼎元作出轮年收租的决定时，阿明、阿定夫妻四人“悉欢欣感激，当堂七八拜，致谢而去”，而“兄弟妯娌相亲相爱”的场景出现，也使得“民间遂有言礼让者矣”。

以上只是《鹿洲公案》二十四则案例中的一个简单缩影。深受儒家思想教导的蓝鼎元深刻明白，讼不可妄兴。他为了“快一邑人心，永垂鉴戒”，将“林军师”案中教唆他人恶意告诉的林军师“按律尽法创惩”，“为移风易俗之一助”；在“没字词”一案中，他对欺凌孤苦无依的郑氏刘氏婆媳俩的李阿梅，本“应加刑责，以儆无良，惩欺诳”，但是李阿梅“辄自服辜，据实输情”，主动反省自己的错误，蓝鼎元为“全亲亲之谊”，对其从宽处罚，最终“俱各和好如初”……诸如此类的案件在《鹿洲公案》中还有很多，蓝鼎元将息讼的观念贯穿断狱始终，如果不是遇到不可调和的矛盾，就奉劝百姓不要上官府告状。非要对簿公堂，也尽己所能化解纠纷，平息事端，以求两造和合。

从史学角度评价，《鹿洲公案》是我国古代最具有代表性的公案著作之一，是研究清代区域社会史的重要史料。由法学视角考察，《鹿洲公案》不仅集中反映了清初地方对法律法规的执行情况，亦为今人把握清代息讼止争的司法实践特点提供了有益素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