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润心田

中国是诗歌的国度，而唐诗又是这诗国中最灿烂的花朵。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曾在大唐长安把酒临风的伟大诗人，将他们的气节、风骨、情操和襟抱，化作铿锵的句子，化作我们文脉中最柔软又最持久的部分。

清人编纂的《全唐诗》收录了近五万首诗，可谓洋洋大观，其中不少诗篇表达了诗人高尚的志趣、深邃的思考，今日读来仍有启发，仍能滋润我们的心田，这正是中国传统“诗教”的意义。

从官重公慎，立身贵廉明

由西安钟楼西行，到广济街路口，视线豁然开朗。向南眺望是一条笔直的大街。这条被西安人称为朱雀大街的南北主干道，曾是唐长安城的中轴线，朱雀大街从长安城皇城正门朱雀门一直延伸到外城正门明德门，小雁塔就在朱雀大街旁。

朱雀大街也是韩愈笔下“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中的“天街”。韩愈是河南人，以为官清廉、敢于直谏著称，虽屡遭贬谪，但胸怀天下的抱负未灭、建功立业的热情未减。或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抱负与热情，他才矢志推动古文运动，他反对浮夸不实的文风，倡导“陈言务去”“文从字顺”“文道合一”。

《旧唐书》评价韩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元和十四年（819年），韩愈因反对朝廷大费周章迎法门寺佛骨进宫而被贬广东潮州。从长安到千里之外的潮州，必经蓝田关翻越秦岭，此时大雪封山、鸟兽藏迹，路途艰险，而心中更是悲凉。韩愈写下《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以“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表达自己一心为国，“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情怀。

韩愈一心为国，亦重视家教。他曾写诗教育儿子韩昶：“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诗书勤乃有，不勤腹空虚”，读书是立身之本，“学问藏之身，身在则有余”，读书要勤奋，注重积累，资质差不多的两个人，为何长大后在成就上会有云泥之别，韩愈认为关键就在是否勤奋读书。同时，韩愈还教育儿子不能依靠父辈取得的成就，而要立足于自己的奋斗所得，所以他说“君子与小人，不系父母且”。

写下“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的诗人陈子昂，比韩愈早出生一个世纪，韩愈对陈子昂赞赏有加，认为“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

唐初，诗歌创作沿袭六朝绮靡纤弱之风，陈子昂反对这一柔软的诗风，推崇高昂清峻的风格，他的诗刚健质朴，对于唐代诗风转变贡献非凡。武则天非常欣赏陈子昂的才能，任命他为麟台正字，后来又擢升为右拾遗。

只会摆弄文字，并不是陈子昂的追求，他希望自己能建功立业，甚至两度报名参加大唐军队对北方游牧部族的战争。陈子昂有一首《座右铭》：“从官重公慎，立身贵廉明。待士慕谦让，莅民尚宽平。”寥寥几字，便把为官之“重”与立身之“贵”讲清楚了。

中国人重视立身修身，在陈子昂看来，立身贵在廉洁清明、心底无私。这是中国人历来追求的君子之道。在《感遇诗三十八首》中，陈子昂再次以“圣人不利己，忧济在元元”，表明自己心系黎民、以天下为己任的宏愿。

这便是唐人的风范。他们不是书生空谈，而是重修身而淡名利、明廉耻而守气节、知恩惠而思报国，个人的荣辱浮沉固然对他们有影响，但他们将生命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境地，用金石铮铮之声完成生命形象的书写。

时间增益了唐诗的魅力。这种魅力，不是因为出了一大堆锦绣诗文，而是诞生了一大批光明磊落、表里澄澈的诗人，他们是大唐的淋漓元气。

莫言名与利，名利是身仇

初唐诗人中，最让人惊叹和悲叹的，当属王勃。王勃寿命不长，但并不因此影响其生命的丰厚。

王勃出身于名门望族，有神童之誉，不但诗写得好，文章也非常出色，年少成名。据说，王勃写文章时从不打草稿，有时蒙上被子，像是在睡觉，起来后下笔立成，被人称之“腹稿”。

在王勃的千古名篇《滕王阁序》中，一句“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像一道震古烁今的闪电，劈开千秋风雨，直击我们的心扉。我们无法想象，这位翩翩少年郎胸中，怎会有如此浩大的气象。这种赤子心、青云志，在他的《上刘右相书》里尤为显著。这篇文章是少年王勃对国事的思考，洋洋洒洒几千言，尽是才华的展现。《上刘右相书》中诞生了一个名句——“源洁则流清，形端则影直”。

洁身自好、正直端方，这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对君子的要求，也是为官者应具备的道德品质。

晚唐诗人李商隐，把自己一生的困顿、失意和悲愤都蕴藏在诗中，但如果就此认为李商隐的诗只会写自己的小情调就有失公允。他写了不少咏史诗，将自己对历史的思考融入其中，清人纪昀称赞李商隐的咏史诗“妙从小物寄慨，倍觉唱叹有神”。

李商隐有一首咏史诗，至今仍有高频度的引用：“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何须琥珀方为枕，岂得真珠始是车。远去不逢青海马，力穷难拔蜀山蛇。几人曾预南薰曲，终古苍梧哭翠华。”纵观历史，勤俭能使国与家兴旺，奢侈只能让国与家衰败。真的需要用琥珀去做枕头吗，真的有必要在车上装饰珍珠吗？

这首诗后面两句突出了人才的重要性。青海马是传说中的龙马，此处指有才干的人；秦王曾经献美女给蜀王，蜀王派大力士去迎接，路上碰到大蛇，与之搏斗，引发山崩，大力士被压死，此处用这一典故，感叹缺乏能够战胜“蜀山蛇”的有大力量大智慧的人才。相传为舜帝所作的《南风歌》如此唱道：“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李商隐感慨如今又有多少人能读懂个中深意呢。

李商隐的这首诗，是其家国情怀的表现，也是警示和劝诫，提醒人们反躬自省、居安思危。

与李商隐并称“小李杜”的诗人杜牧，出身赫赫有名的京兆杜氏。唐朝有句谚语，“城南韦杜，去天尺五”，指的就是韦氏、杜氏两大家族，这也是今天西安市长安区韦曲、杜曲两个地名的出处。

杜牧担任过监察御史，是一位操守廉洁的名臣。除了那篇著名的《阿房宫赋》外，他还写过一首五言诗《不寝》，“世路应难尽，营生卒未休。莫言名与利，名利是身仇”，不求名利，这是他坚守的行为准则。

所谓“文如其人”，一个人的气质、学识和修养，大致是可以通过文字来窥探的。在唐朝，不少诗人都有过担任监察御史的经历，名气最盛者，比如韩愈、刘禹锡、白居易、柳宗元。他们的诗歌流传至今，为人所称颂的当然不只是文字之华美。

失意时，不妨读读刘禹锡的《学阮公体三首》，“昔贤多使气，忧国不谋身。目览千载事，心交上古人”；得志时，读读柳宗元的《读书》，“贵尔六尺躯，勿为名所驱”。贯穿其中的，不只是勤勉奉公的人生态度，更是一种心忧天下、心系苍生的家国情怀。

兰秋香风远，松寒不改容

唐代诗人中，最能让中国人引以为豪的，是李白和杜甫。

两位大诗人、大文豪，一个抚长剑、邀明月；一个忧黎元、念苍生，共同撑起了唐诗世界的天和地，营造出一个中国人赖以安身立命的精神桃花源。

在《赠友人三首》中，李白以“廉夫唯重义，骏马不劳鞭”为喻，道出自己“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的淡泊态度。这种超然在他的《于五松山赠南陵常赞府》中更加具象化。这首诗是天宝十三载（754年），李白游铜陵五松山时，赠给好友南陵县丞常赞的。“为草当作兰，为木当作松。兰秋香风远，松寒不改容”。李白愿为草中之兰、木中之松，兰内心坚贞，不以无人而不芳，松刚直不阿，不以严寒而失去气节。这几句诗浑然天成，道出清廉的志向，而这志向亦非李白独有，而是为世之君子所共同认可的。

和李白张扬外露的性格迥然相异，比李白小十一岁的杜甫是一个温厚内敛的人。

一次，有朋友来拜访在成都草堂栖身的杜甫，特意给他送上一条价值不菲的丝织锦褥作为见面礼。杜甫当然知道此物贵重，坚决不肯收。他把这件事写成一首诗，以“客从西北来，遗我翠织成”作为开头，以“锦鲸卷还客，始觉心和平。振我粗席尘，愧客茹藜羹”结尾，同时不忘告诫自己的朋友，“煌煌珠宫物，寝处祸所婴”，不要追求奢靡享乐，到头来只会害了自己。

杜甫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他一生命途多舛，却以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将深情大爱慷慨投注到脚下这片土地，投注到每一个具体的、鲜活的人身上，活出了清清白白的生命质感。

他痛恨腐败，既写“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也呼吁“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他关注民生疾苦，时刻不忘“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愿。

清廉是美德，以清廉造福一方是功德。诗人白居易曾在杭州当过三年刺史，他勤政为民、宽刑简政，特别是兴修水利、浚湖筑堤，解决了杭州附近数十万亩农田的灌溉问题，深得当地老百姓赞誉。

在离任杭州时，爱石的白居易带走了天竺山的两块石片留作纪念。就是这区区小事，他都觉得玷污了自己的清白操守，于是写下《三年为刺史》作为自省，“三年为刺史，饮冰复食檗。唯向天竺山，取得两片石。此抵有千金，无乃伤清白。”

古人对清誉甚为在意，甚至重过自己的生命，如何做到一个“清”字？在《狂言示诸侄》中，白居易语重心长地劝诫侄子们不要成为追名逐利之徒，“勿言舍宅小，不过寝一室。何用鞍马多，不能骑两匹。”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在白居易眼中，荣与枯都是过眼云烟，即便卑微如野草，只要把根深深扎进脚下土地，安安静静、干干净净地生长，不驰于空想、不骛于虚声，依然可以生发出嫩芽新叶，待到春风再来，必会再度绚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