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站在奥登一边”

“我站在奥登一边”是这本书的首辑名和书名。

在书中，作者桑克对20世纪西方诗人有个很确切的判断。他说，一般说来欧美诗歌界将20年代称为“艾略特时代”，30年代称为“奥登时代”。作者补充说，“这里的命名方式有问题，因为1922年还有一个巨人：里尔克。”在他看来，这三位诗人是顶级的。然而，这本书名为何是“我站在奥登一边”，而不是“我站在艾略特一边”“我站在里尔克一边”呢？

《我站在奥登一边》 桑克 著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首辑十五篇文章，其中关于奥登的文章有三篇，两万多字；关于庞德、艾略特、里尔克、曼杰施海姆、米沃什的文章各两篇；关于拉金、帕斯捷尔纳克的文章各一篇。全书首篇文章题为“老庞德的红胡子”，不足千言。第三篇、第四篇都是论述艾略特的文章，近两万字，占全书字数的八分之一强，其中《艾略特和他的诗》一文阐释了《荒原》《四个四重奏》等重要作品，《艾略特的猫诗或生活手册》一文则辨析了诗人写猫的诗歌。

作者对艾略特的论述很全面，且字里行间流露着作者对这位英国诗人的尊崇。文中说，有人认为《荒原》是“一个时代的幻灭”，艾略特本人不同意；“确实，《荒原》仅仅是我们站立的地方，仅仅是我们存在的基础……”作为诗人，作者桑克的内心也是狂狷不羁的，而在这里，他坦承《荒原》是他“站立的地方”，是他“存在的基础”，可见大诗人艾略特对中国当代诗人的影响之大。

而对里尔克，作者如是说：“艾略特也是我的‘年度君王’，只不过与他的统治期限相比，里尔克更像短暂的王莽时代……”里尔克的艺术人生的传奇性，对中国当代诗人无疑是影响深远而巨大的，从心理层面上看，他甚至要比另外二人更加讨喜。因为无论是现代主义还是后现代主义抑或别的什么主义，诗人之心总会鲜活而充盈，且血色绯红。

关于奥登，在《奥登的晚年诗》一文中，作者给出这样的判断：“奥登的精神之旅是从对自然和社会的分辨开始的。”“亲近自然，疏离社会，这正是精神独立的开始。”引述他人对奥登的评价亦深刻：“在一个疯狂的时代，他是一位张扬理性的诗人……”这是全书中较重头的文章。

艾略特和奥登的诗歌世界有很多相似性，他们的诗作差不多都在宏大叙事，都力图建立自己的诗歌殿堂；两人都是上个世纪英美诗界最受热捧的诗人，都是哈罗德·布鲁姆框架里的“强者诗人”，很长时期内都被奉为诗坛领军者，他们的诗歌都足可为哲人海德格尔苦苦寻求的栖息之地（一种变幻着的情感世界、深刻而有用的理性精神）。

两位诗人的差别也是有的。前者虽然努力切割与传统的联系，头上却仍然笼罩着荷马、但丁、歌德们影响的阴影，并发散出酸腐的“书袋”味。后者是索伦·克尔凯郭尔的信徒，信奉“爱人如己”……

半个世纪以后，同是诗人的中国桑克，出了一本读诗随笔，将书名授予奥登，其中的意味可藉此探幽吗？诗歌是什么时候悄悄地从神庙的歌唱队里逃逸，来到尘嚣滚滚的集市？诗神什么时候从呆板的艾略特悄悄地化装为大马脸的奥登？如果不留心的话，世间的一切都将是悄悄地来去，不着痕迹。就像诗歌本身，就像语言本身。

诗歌（文本）与诗意同构吗？这和海德格尔的“通向语言的途中”的命题相似。在《米沃什的金属》一文中，作者桑克写下一段话：“因为精通诗艺的人几乎都明白，使用词表达的时代与使用句子的时代是不同的。其进步性也存在相当的差异，因为在语言单元中，句子不仅比词的承载量大，而且更为精确。悲哀就在这里……”作者正在将“精通诗艺”的问题向字词句子引导。他指出米沃什离“脱离现实”的现代主义越来越远，却越来越亲近“讨厌而迷人”的古典主义，这里似乎是指斥诗歌中的“形而上”。

在关于拉金的文章中，作者谈到韵律问题之后，提到了奥登的掌故：有人问奥登“你推荐哪些诗人必备的行业书？”奥登回答：“圣茨伯里的《英语韵律学史》、十三卷本《牛津英语辞典》。”可见奥登对语言是多么在意。作者评价《杜伊诺哀歌》的几句话挺重要：“它之所以在那年代被称为难以超越的杰作，原因至少包括两个，一个是语言的极限，一个是观念的极限。里尔克依靠语言的逻辑力量硬生生地将自己逼迫到语言与观念的悬崖，这为后世所有诗人建立一种里尔克式的大诗人模型。”这里的断言是多么可人，我以为它表达了一种当代中国诗歌的本质。

诗艺的本质可能就是对语言的把控度。在汉字中，“诗”字右边的“寺”，通“持”，意为手拿着；“诗”字左右两部分合起来的意思应该是“手拿着语言”；也有将“寺”解成“志”的，于是就有了“诗言志”之说；而在“寺”演变成为专用词汇后，真的就将“诗”上升到海德格尔意义的层面：诗是语言的供奉地。这个变异的结果如被手持十三卷本《牛津英语辞典》的奥登了解，相信他必会击节拍案。

我喜欢诗人写的随笔，感觉诗人的散文与散文家小说家的散文不是一回事。我总觉着小说家确实是“赤红脸族”，他们的脸和肚子总被酒精膨胀着，难怪玛格丽特·杜拉斯鄙夷地说：男人的小说不是诗……诗人比小说家更细致，他们直接穿过事件进入真实，而小说家总是停留在事件的表面。其实，对文学书写来说，我认为诗是语言的炼金术，小说是对事件的补遗性的田园考古学。诗是小心翼翼地探问垂询，小说是政治家瞒天过海式的竞选讲演，或者粗鄙的电视连续剧。

作者桑克没有把首篇的题目作为书名，而是选择千来字的《我站在奥登一边》。这个题目本身并不“自明”，它笼罩在历史的薄雾中。我比桑克大13岁，我开始书写时，能读到的外国诗歌仅有马雅可夫斯基等几个人，桑克在书中提及的那些诗人都被时代风云遮蔽。直到桑克们可以阅读时，国内才排山倒海般地出现了西方诗坛盛景，他们那一代人真的是“富足的穷人”。我了解桑克们在当代诗坛的境遇，也能明白他们的文学心迹。而以我的阅读经验和偏见，我如果有此书的命名权，一定借用首篇篇名，即“我站在老庞德一边”。因为，我相信中国当代诗歌总要补上庞德这一课的（同时也是王维、李商隐那一课）。不知道桑克能否容忍我这陋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