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智峰 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北京行政学院）党史党建教研部教授
我们党自成立之初就非常重视作风建设。为什么会这么重视作风建设？因为，人民群众不仅要看我们党是怎么说的，更要看我们党是怎么做的。简单地讲，就是要看党员干部吃什么、喝什么、住什么、穿什么。这些言行就体现为作风。党的作风好，就会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党的作风不好，就会有失去民心、丧失政权的危险。回溯百余年党史，可以说，我们党如果没有重视作风建设，就不可能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今天的胜利。
一、党的三大优良作风的形成
革命年代，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了三大优良作风，就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提出来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这三大优良作风是我们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
第一，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们党在革命实践中深刻认识到，中国革命需要人民群众的广泛参与和坚定支持。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失败，就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原因之一就是没有建立群众基础，走群众路线。1928年6月，党的六大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
1934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中指出，“我们对于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群众的生活问题，就一点也不能疏忽，一点也不能看轻。因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可以说，毛泽东同志的这段讲话是对我们党革命战争实践的深刻总结。我们党要想取得革命的胜利，必须依靠群众。
1943年6月，毛泽东同志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强调，“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同志不仅提出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重要论断，而且还详细阐述了其内涵。
第二，理论联系实际的作风，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怎么做到理论联系实际？这就需要深入群众，做大量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提出要注意经济社会的调查研究，“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使同志们知道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毛泽东同志强调了调查研究对于领导干部决策的重要性。1941年8月1日，毛泽东同志在起草《中共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时指出：“对于二十年来由于主观主义与形式主义，由于幼稚无知识，使革命工作遭受损失的严重性，尚未被全党领导机关及一切同志所彻底认识。”“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领导干部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通过调查研究，掌握实际情况，为后面的决策打好基础。1931年1月，毛泽东同志在《兴国调查》前言中指出：“实际政策的决定，一定要根据具体情况，坐在房子里面想象的东西，和看到的粗枝大叶的书面报告上写着的东西，决不是具体的情况。倘若根据‘想当然’或不合实际的报告来决定政策，那是危险的。过去红色区域弄出了许多错误，都是党的指导与实际情况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详细的科学的实际调查，乃非常之必需。”1941年3月17日，毛泽东同志在《农村调查》序言中指出：“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只有这样，才能使我们具有对中国社会问题的最基础的知识。要做这件事，第一是眼睛向下，不要只是昂首望天。没有眼睛向下的兴趣和决心，是一辈子也不会真正懂得中国的事情的。”
毛泽东同志早期是怎样做调查研究的？我们看，毛泽东同志早期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写下了许多调查报告，如《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寻乌调查》《兴国调查》《长冈乡调查》《才溪乡调查》。特别是，大家比较熟悉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为了回击和驳斥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1927年1月4日到2月5日，毛泽东同志回到当时农民运动发展最为迅猛的湖南，在32天里步行700多公里，实地考察了湘乡、湘潭、衡山、醴陵、长沙五县的农民运动情况。《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推翻了当时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观点，即“许多农民运动的道理，和在汉口、长沙从绅士阶级那里听得的道理，完全相反”，力证农民运动“好得很”。另外，《寻乌调查》也是一篇经典之作。1930年5月，红四军攻克寻乌县城，毛泽东同志利用红军在安远、寻乌、平远分兵发动群众的机会，在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同志协助下，在寻乌开展了20多天的社会调查，对寻乌的政治区划、地理交通、商业活动、土地关系、土地斗争的状况，进行了全面而详尽地考察分析，最终形成8万多字的《寻乌调查》。1961年，毛泽东同志回忆说：“一九三○年五月，我在江西南部的寻乌县做了个调查。这个调查，我都找了些什么人呢？找了几个中下级干部，一个破产了的商会会长，一个在县衙门管过钱粮的小官吏，还有一个穷秀才，此外就是寻乌县的县委书记。我们几个人，谈了好几天。那些人可有话讲啦！他们把那里的全部情况，寻乌的工商业情况，各行各业的情况，都跟我讲了。”毛泽东同志认为，调查会要开出成效，调查对象应具代表性和广泛性。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指出：“要是能深切明了社会经济情况的人。以年龄说，老年人最好，因为他们有丰富的经验，不但懂得现状，而且明白因果。有斗争经验的青年人也要，因为他们有进步的思想，有锐利的观察。以职业说，工人也要，农民也要，商人也要，知识分子也要，有时兵士也要，流氓也要。自然，调查某个问题时，和那个问题无关的人不必在座，如调查商业时，工农学各业不必在座。”2011年，习近平同志在《谈谈调查研究》中指出：“毛泽东同志1930年在寻乌县调查时，直接与各界群众开调查会，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诸如该县各类物产的产量、价格，县城各业人员数量、比例，各商铺经营品种、收入，各地农民分了多少土地、收入怎样，各类人群的政治态度，等等，都弄得一清二楚。这种深入、唯实的作风值得我们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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