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网：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赋能文化强国建设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重构全球竞争格局，文化软实力日益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的核心要素。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强调要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这一重要论断，为文化强国建设指明了“三位一体”协同赋能的实践方向。

一、底层逻辑：“三位一体”的内在关联

2024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按照发展新质生产力要求，畅通教育、科技、人才的良性循环，完善人才培养、引进、使用、合理流动的工作机制。”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指出，要“增强系统观念，深化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完善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教育是科技突破的土壤，科技是人才成长的催化剂，人才是教育迭代的驱动者，三者协同产生的“乘数效应”远超单一领域的发展效能。

教育的基础性。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重要基石，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德政工程。教育的本质是以文化人、以文育魂的文明传承工程，是塑造民族文化主体性、激活创新内生动力、构筑精神安全屏障的战略基石。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的赓续发展证明，教育是文明基因代际传递的“活态载体”。从西周“学在官府”的礼乐教化，到宋代书院“明道济世”的学术追求，教育始终承担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文化使命。新时代的教育体系通过“大思政课”建设、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全覆盖等实践，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民惟邦本”“天下大同”等中华文明精髓深度融合，使青年一代在历史自觉中筑牢文化认同。这种认同绝非简单的知识灌输，而是通过“两个结合”实现的价值重构，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提供了精神根基。

科技的动力性。科技在“三位一体”当中具有核心驱动力作用，是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引擎。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坚持创新在我国现代化建设全局中的核心地位。科技不仅是物质生产的加速器，更是文化软实力跃升的催化剂，其动能性作用体现为对文化基因的解码力、对文化形态的重塑力、对文化话语的建构力，三者共同构成文化强国建设的新范式。中华文明五千多年生生不息的历史经验揭示，技术的迭代始终与文明的演进同频共振。从甲骨镌刻到活字印刷，从丝绸之路的造纸术西传到数字时代的云端共享，技术革命不断拓展着文化传承的时空边界。新时代的科技赋能文化实践，本质上是对“第二个结合”的创造性践行——将马克思主义方法论与“格物致知”“守正创新”等中华文明特质深度融合。

人才的关键性。人才是贯通教育供给与科技需求的核心枢纽，是“三位一体”协同机制中最具能动性的实践主体。2021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人才工作会议上强调，“国家发展靠人才，民族振兴靠人才”，揭示了人才作为“教育筑基—科技赋能—文化创新”循环体系的中枢地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认为，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要素，而人才则是这一要素的精华凝聚。在文化强国建设的宏大叙事中，人才既承载着教育体系培育的知识基因，又驱动着科技创新的突破方向，更决定着文化价值的实践转化，其纽带性作用体现为“知识传承的接续者、技术革命的开拓者、文明对话的践行者”三重维度，共同构成中国式现代化语境下“人—技—文”协同演进的历史辩证法。

二、现实挑战：“三位一体”赋能文化强国建设的实践困境

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在具体实践层面仍面临些许矛盾。当前制约一体化发展的瓶颈，既有传统体制机制惯性的束缚，也受制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复杂性。这些挑战本质上是现代化进程中“破旧立新”的阵痛，因此需要以系统思维精准施策、攻坚克难。

体制机制障碍集中体现为“条块分割”与“区域失衡”的双重制约。从纵向治理看，教育、科技、文化领域长期存在“铁路警察各管一段”的职能壁垒：教育部门主导学科评估却难对接文化产业需求，科技部门考核专利数量而忽视文化应用场景，文化部门推动非遗保护但缺乏技术转化能力。从横向布局看，区域间资源虹吸效应加剧发展落差，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集聚了全国大部分文化科技企业、双一流高校和国家重点实验室，而中西部地区文化数字化的专业技术人员缺口较大，这种“马太效应”不仅制约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更导致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建立跨部门跨区域协同机制，正是针对此类沉疴的破题之举。

实践层面的突出矛盾是创新链与产业链的“脱钩断链”。尽管我国文化领域专利申请数量高，但转化率低，大量技术成果滞留于论文专利的“纸面繁荣”。教育体系侧重基础研究而忽视应用场景开发；科技评价存在“唯论文导向”的情况，导致供给侧与需求侧错配；文化单位行政化管理模式难以适应技术快速迭代节奏。

上述困境的深层次根源，在于传统发展模式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阶段性不适应。破解这些难题，既要刀刃向内推进自我革命，打破部门利益藩篱、优化资源空间布局、创新人才激励机制；也要放眼全球主动塑造规则，将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将文化资源转化为话语权力。

三、路径探索：“三位一体”赋能文化强国的实践策略

改革由问题倒逼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面对如何以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赋能文化强国建设这一问题，可以从教育筑基、科技赋能、人才驱动三个方面进行探索。

构建文化传承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在建设文化强国的实践路径中，需要构建文化传承与创新人才培养体系，立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法论，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融入教育全过程，通过课程体系重构、实践平台搭建、产教协同育人等多元路径，培育兼具历史纵深视野与现代创新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比如郑州大学通过“一流文化育人体系”建设，将红色基因与中原文化有机嵌入课程设计，组织“穆青事迹展”“焦裕禄精神”专题实践，不仅强化了学生的价值认同，更以“主修+辅修”“平台+模块”的弹性培养模式，激发学生跨学科创新能力。这种“培根铸魂”与“启智润心”相统一的教育实践，正是文化基因当代表达的生动缩影。

打造文化强国数字引擎。在新时代文化强国建设征程中，科技已成为激活中华文化生命力、构筑数字文明新形态的关键引擎。这一实践路径紧扣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方法论，以数字技术创新为支点，通过文化资源数字化、传播形态智能化、产业生态协同化的三维突破，推动传统文化基因与数字文明浪潮深度融合。从敦煌研究院运用“数字敦煌”技术让千年壁画“活起来”，到故宫博物院通过VR展览实现文物“破圈”传播；从《典籍里的中国》借助全息影像激活典籍智慧，到“汉语桥”项目依托5G技术连接全球中文学习者——这些生动实践无不印证：没有高水平的教育体系，文化基因便难以厚植；没有前沿科技的赋能，文化魅力便无法跨越时空；没有高素质的人才队伍，文化创新便失去源头活水。

建开放包容的人才生态。在文化强国建设的战略布局中，人才驱动既是动力源泉也是价值归宿。构建开放包容的人才生态，需要深刻把握习近平总书记“人才是第一资源”的重要论断，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引，通过制度创新打破学科壁垒、地域界限和行业藩篱，在“聚才、育才、用才”的良性循环中激活文化创新动能，使人才生态成为文化治理现代化的鲜活注脚。构建更具包容性的人才生态，需要以制度创新破除“唯论文、唯职称”的评价窠臼。故宫博物院建立“文物修复师职业标准”，将传统师徒制与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有机衔接。这种改革实践，既是对“完善文化人才评价体系”要求的积极响应，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中“工匠精神”的当代表达，更是群众路线在文化领域的生动演绎。

站在新的历史方位，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既是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的政治自觉，更是实现中华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唯有以教育夯基垒台、以科技突破壁垒、以人才架桥铺路，方能构筑起文化强国的“四梁八柱”，在文明交流互鉴中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唯物史观视域下新质生产力的理论架构及其效应评估研究”（24BKS069）。】

【作者简介：沈占胜，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刘福强，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