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

“为政者，莫善于清其吏也”出自《群书治要》卷四十七《刘廙政论·备政》。此语简明扼要地指出，在国家治理的诸多事务中，促使官吏清正廉洁是最为关键且有效的举措。这一观点深刻揭示了吏治清明与国家治理之间的紧密联系，表明官吏作为国家治理的具体执行者，其品德与行为直接关系到国家的兴衰、社会的稳定以及百姓的福祉，强调了营造廉洁吏治环境对国家良好运行的关键意义。

为政者必须致力于“清其吏”，这是基于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其一，从国家兴衰角度看，“国家之败，由官邪也”。秦朝末年，赵高“指鹿为马”，肆意弄权，使得朝廷法令严苛、刑罚残酷，《史记》记载当时“法令诛罚日益刻深，群臣人人自危”。在这样的环境下，各级官吏贪腐成风，对百姓横征暴敛，导致“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民不聊生。最终，陈胜、吴广高呼“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揭竿而起，曾经强大无比的秦王朝二世而亡。其二，从社会稳定层面分析，“官廉则政举，官贪则政危”。吏治败坏必然导致纲纪不肃、人心涣散，东汉后期便是典型例证。当时官场腐败，“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的童谣，辛辣讽刺买官卖官的荒唐乱象；官员“竞为苛暴，剥削百姓”，无心政务却肆意搜刮民脂民膏，导致“海内怨悲，人神愤恨”，百姓怨声载道。最终，黄巾起义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口号揭竿而起，动摇了东汉统治根基，使其陷入长期动荡。其三，从民心向背来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西汉末年，外戚王氏专权，“郡国守相刺史皆出其门”，官吏“竞为苛暴，侵愁小民”。王莽改制时，各级官员“乘传求利，交错天下”，致使百姓“摇手触禁，不得耕桑”。最终，绿林、赤眉起义爆发，更始军攻入长安时，王莽被商人斩杀，印证了《孟子》“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的论断。当官吏沦为搜刮民脂民膏的工具，再强大的政权也会在民怨沸腾中土崩瓦解。

“清其吏”蕴含着深邃而丰富的内涵，既是个人品德修养的映照，更是维系国本、安定民生的关键所在。其首要之义，在于公私分明、不徇私情。东汉苏章任职冀州刺史时，面对犯有贪污之罪的老友清河太守，虽以故交之礼设宴相待，却敢于直言“今夕苏孺文与故人饮者，私恩也；明日冀州刺史案事者，公法也”，次日便秉公查办，毫不留情。苏章之举昭示世人这样一个道理：私情虽重，不可凌驾于公法之上；若因私废公，律法便成虚设，纲纪亦将荡然无存，唯有以公义为准则，方能令政令畅通，维护一方秩序。廉洁自律、淡泊名利是“清其吏”的核心要义。清代于成龙官至总督，却始终保持“日食粗粝一盂，粥糜一匙，侑以青菜，终年不知肉味”的简朴作风，被百姓尊称为“于青菜”。在当时物欲横流的官场中，他不为金银所诱，不因权势而骄，以清粥小菜为食，以粗布麻衣为衣。如此坚守，正是“廉者，政之本也”的生动诠释。唯有抛却贪念，安于清贫，方能在仕途上行得正、走得远，赢得百姓敬重，留得一世清名。此外，恪尽职守、秉公处事是“清其吏”的关键落脚点。唐朝狄仁杰任大理丞时，以“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的卓越才能，一年内裁决大量积压案件，涉案达一万七千人却无一人冤诉。面对堆积如山的案卷，他未曾有丝毫懈怠，以明察秋毫之智、公正不阿之心，让沉冤得雪，让律法昭彰。其所为不仅彰显个人能力与担当，更在于以躬身力行诠释“法者，天下之程式，万事之仪表”的治世精要。以此证明了唯有让律法成为不可撼动的圭臬，以公正消解民怨，方能筑牢政通人和的根基，使百姓信于法、安于治，方得天下太平。

如何实现“清其吏”，中国传统文化智慧对官吏治理的探索，绝非单一层面的简单应对，而是构建了一套涵盖思想教化、制度约束、文化熏陶、家风传承的立体体系。这一体系的形成与发展，体现了古人“标本兼治”的政治智慧。首先，在思想教化方面，筑牢廉洁从政的价值根基。儒家思想为古代廉政建设提供了深厚的理论支撑。孔子提出的“为政以德”理念，将道德修养确立为从政者的首要条件。《大学》中“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递进逻辑，更将个人品德与政治清明直接关联。历代统治者通过多种方式强化廉政教育。如汉代设立“孝廉”察举科目，使道德品行成为入仕标准；唐宋以后，各级官学将《臣轨》《官箴》等廉政教材列为必修；明代定期举行“乡约”宣讲，以通俗方式向官吏百姓传播廉洁理念。这种持续性的道德教化，使“廉者，政之本也”的观念深入人心，形成了“士大夫耻言财利”的群体心理。其次，在制度约束方面，建立权力运行的刚性规范。古代廉政制度设计体现了“防患于未然”的治理智慧。监察制度自秦汉初创，至明清已臻完善。唐代御史台“掌以刑法典章纠正百官之罪恶”，可“风闻奏事”；明代都察院设十三道监察御史，六科给事中掌封驳之权，形成纵横交错的监督网络。在选官用人方面，汉代“四科取士”首重德行，唐代“四善二十七最”考核标准中，“德义有闻”居首。值得注意的是，古代建立了严密的职务犯罪预防机制，如宋代实行“回避法”，规定官员不得在本籍任职；明代推行“考满法”，对官员任期绩效进行量化考核。这些制度创新，使“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与“不能腐”的防范机制有机结合。再次，在文化熏陶上，营造崇廉尚洁的社会氛围。廉政文化的培育是古代社会治理的独特创造。文学艺术成为传播廉洁价值的重要载体，如屈原《楚辞》中“宁廉洁正直，以自清乎”的咏叹，于谦“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誓言，逐步熏染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精神风貌。民间文化同样也发挥着教化功能，如包拯、海瑞等清官形象通过戏曲评书广为流传。这种雅俗共赏的文化传播，使廉洁观念突破阶层界限，形成了“官崇廉俭，民耻贪渎”的舆论环境。最后，在家风传承上，筑牢防腐拒变的家庭防线。古代家训文化为廉政建设提供了微观基础。颜之推《颜氏家训》专设“省事”“止足”等篇告诫子孙克制贪欲；司马光《训俭示康》强调“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这些家训没有停留在道德说教，还形成具体行为规范，如范仲淹创立义庄，规定族人不得以势利相倾。这种代际传递的廉洁教育，造就了许多世代廉洁的家族，如东汉杨震家族“四世太尉”，德业相继，皆以“清白吏”著称。

“吏不廉平，则治道衰。”“清其吏”始终是维系国家命脉的关键所在。吏治清明，方能律法畅行、民心凝聚；吏治腐败，则如蠹虫蚀木、蚁穴溃堤，再强大的国家也终将在乱象中轰然崩塌。这不仅是治国理政的经验总结，更是关乎中华文明存续的深刻命题。唯有将清廉融入为政之道，以澄澈襟怀涤荡贪腐浊流，凭公正之举守护百姓福祉，方能让权力正本清源，回归为民所用的初心，真正成为滋养社稷、安定民生的坚实力量。

（作者系辽宁省铁岭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