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理论网：以数字贸易助推贸易高质量发展

当今世界，经济增长动能不足，数字鸿沟和贫富差距扩大，世界经济版图正在改写；个别大国搞霸权霸凌，地缘政治因素错综复杂，局部战争所带来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明显增加；个别国家推行贸易单边主义，经济全球化受到严峻挑战，国际贸易发展阻力增大。在此背景下，数字贸易成为国际贸易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成为新的增长极。

通常认为，国际贸易经过了传统的产品贸易、全球价值链贸易和数字贸易三个发展阶段。20世纪70年代之前的产品贸易阶段，主要表现为国家间最终产品的交换，各国主要出口自身具有相对成本优势的最终产品，并进口别国的优势产品。这一阶段的贸易发展得益于国际运输技术的进步，尤其是标准化集装箱的推广与远洋货轮的普及，大幅降低了运输时间与成本，推动了国际贸易的繁荣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来，国际贸易进入了全球价值链贸易阶段。其核心表现是，产品的生产过程被拆解成不同的工序与环节，并根据全球各地进行最优区位配置，形成了复杂的跨国生产网络，表现为生产环节的跨国分散化、碎片化。这直接催生了中间品、零部件与半成品贸易的爆炸式增长，其贸易流量迅速超越最终品贸易。当前国际贸易整体上仍处于全球价值链贸易阶段，但数字贸易发展迅猛，未来将是数字贸易阶段。

数字贸易不仅包括数字产品与服务的跨境交易，还涵盖了实体货物贸易的数字化转型；既表现为跨境电子商务等新兴业态，也包含传统实体货物贸易借助数字技术实现的新型贸易活动；不仅表现为有形的数字产品和服务的发展，还表现为有形的产品贸易和价值链贸易越来越依赖数字技术实现。总的来说，数字贸易为企业创造新机遇，创造国际贸易新动力，推动国际贸易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具有集约化、扁平化、普惠化、个性化等新优势。

一、数字贸易的新优势

集约化。随着国际分工的日益深入，全球价值链更长，管理协调成本更高，这直接导致全球价值链贸易发展速度放缓。而人工智能、云计算与物联网等数字技术不仅能够进一步打破地理空间的壁垒，还能实现信息的即时传递，能够对全球生产网络进行精准洞察与实时调度；不仅能够降低跨国协作的交易成本，提高跨国管理效率，还能够推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度和广度的持续深化与拓展。同时，数字贸易以数据的高效流动、处理与应用为核心引擎，数据不仅可以反复使用，还可以进行近乎无成本的复制生产并在世界范围内迅速传输，由此大大降低了商品的成本，甚至出现一些用户规模足够大的数字平台可以凭借广告收入赢利而实现数字服务和产品的免费使用。数字贸易不仅能够实现资本、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高效率、低成本使用，还推动研发设计、商品生产、销售营销等各环节进行集约化管理。

扁平化。传统贸易一般在固定经营场所进行，供给方和需求方往往不直接进行交换，而是通过代理商、批发商、零售商等几级中间商完成交易。这就使得参与贸易各方要达成订购合同，需要经过各方主体，经过很长时间的磋商，交易成本巨大。而数字贸易可以通过数字化平台，摆脱传统贸易中各级分销机构，直接连接供给和需求，既为供给方提供商品展示、购买渠道，又可以为需求方提供产品检索、匹配需求等服务，还可以提供线上支付、物流报销、售后保障等服务，最终完成商品流、资金流和信息流一体的B2B、B2C甚至C2C的交易。这种扁平化的交易方式减少了贸易的中间环节，实现了更直接和通畅的信息传递，从而大大降低了交易成本，不仅可以赋能企业优化运营、开拓市场，还能够为消费者带来更优的价格、更多的选择和更便捷的服务，真正实现社会总福利的帕累托改进。

普惠化。在传统贸易中，中小企业受制于自身规模，市场竞争力一般相对较弱。同时，传统贸易中高昂的贸易成本、国际市场信息不够公开透明等因素，更是让中小企业望洋兴叹。因此，传统贸易的主体是大型跨国公司，中小企业处于劣势地位。数字技术则降低了贸易门槛，能够让中小企业也参与贸易。借助数字平台，中小企业能够快速、便捷地搜索、收集和处理国外市场信息，并据此进行企业决策，抵御市场风险；借助数字平台，中小企业能够广泛了解消费者的需求偏好，并据此进行产品的差异化生产，提升消费者满意度；借助数字平台，中小企业能够获得与大企业同等的展示机会，有利于消费者能够及时、快速地了解中小企业，提升对中小企业的认同度。数字贸易为众多中小企业提供了发展机会，具有显著的普惠化特征。从近几年的贸易实践看，中小企业的数字贸易参与度明显高于传统贸易。

个性化。在传统贸易中，贸易双方限于空间、距离的约束，存在着明显的信息不对称，导致消费者的需求无法有效反馈给生产者，而生产者也无法有效捕捉消费者需求。而在数字贸易平台，消费者的浏览、购买和评价信息等均可查询、可追溯，生产者可以实时采集并智能分析来自客户评价数据、供应链协商记录、竞品情报信息以及产品运行状态监测等多元数据源，形成动态的需求画像。同时，消费者可以通过数字技术实时参与产品设计，提出建议，甚至直接参与创意众筹。消费者不再是被动的购买者，而是与企业成为价值共创的“伙伴”，生产者可以据此进行个性化、定制化的产品生产，精准满足消费者需求，推动国际贸易向个性化定制化方向发展。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日益体现为对全球消费者个性化需求的精准洞察与高效满足。企业能否实现从“大规模标准化”向“大规模定制化”的转型，已经成为国际竞争胜负的关键所在。

二、积极推动数字贸易健康发展

当前，我国已稳居世界贸易大国行列，但尚未成为贸易强国，在品牌、技术与标准等高端环节的竞争力有待加强，在全球价值链中话语权偏弱、盈利能力不足。我们要抓住数字贸易发展新机遇，充分发挥世界最大数字经济系统的优势，以数字化的颠覆性功能推动中国贸易实现“由大到强”的突围。数字贸易为中国传统贸易产品注入了新的发展动能，推动其从功能、设计到体验的全面迭代创新，并催生了包括采购、仓储、加工和配送等一体化的供应链管理模式，拓展新的组织形态。数字贸易有助于打破中国传统贸易、生产和服务网络的地理边界，通过虚拟空间的无限延伸，进一步拓展中国的“贸易版图”，并提高境外各生产网络和服务网络的协同水平，显著提高全球网络的辐射能力。数字贸易为中国企业尤其是众多中小企业提供了直达国际市场的高效便捷通道，有助于激活并释放广大中小企业的出海潜能，助力其从国际市场的“追随者”转变为不可忽视的“新锐力量”，塑造国家竞争新优势。总之，积极发展数字贸易，构建以线上流量带动线下实体、以线下体系支撑线上体验的融合发展新模式，是驱动中国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更是实现从“贸易大国”迈向“贸易强国”历史性跨越的战略支点。

虽然数字贸易代表着未来发展方向，但不同国家、地区、企业的数字化基础建设与能力水平参差不齐，对待数字贸易态度也不尽相同。目前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着一系列严峻且复杂的壁垒挑战。一是贸易本土化措施。此类措施通常以维护国家安全、保护公民隐私或扶持本土产业等为由，强制要求企业及公共部门优先甚至必须使用本国的数字产品与服务，将数据中心设在境内或使用本地技术。当下，这类措施十分普遍，并在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各国对数字主权日益重视的背景下持续强化。二是数据隐私保护。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为防止敏感数据、个人隐私泄露，加强了数据隐私保护的监管，并设立了高额的违规处罚机制，导致跨国公司面临巨大的合规成本与法律不确定性，抑制了数据的自由流动与创新活力。三是网络审查。世界各国都对数字平台制定了各种审查措施，而且不同国家对相同的内容可能有不同的审查标准和措施。这就要求跨国数字平台企业要为不同国家定制不同的合规方案，显著增加了企业运营成本。以社交媒体平台为例，同一则商业广告可能需要在不同国家进行多轮修改才能符合当地标准。

虽然数字贸易发展面临着诸多壁垒，发展规则尚待厘清，但全球数字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规模持续扩大。中国数字服务贸易已在规模和增速上进入世界前列，与美国、欧洲等居于相同的“起跑线”。而且，我国拥有超大规模市场带来的丰富场景与数据红利，完全有可能实现“领跑”。目前，我国正在积极建设数字贸易试验区。根据各地区数字经济发展状况，将全国划分为高、中、低三个梯度区域，这种划分有助于各地找准自身定位，实现差异化发展，避免同质化竞争，形成优势互补的良性格局。其中，北京、浙江、广东等处于领先地位的高梯度地区，正大力推动数字贸易试验区建设，积极先行先试，进行创新探索。数字经济中梯度地区，则积极学习试验区经验，在细分领域培育比较优势；低梯度地区则要积极建立数字经济基础，逐步形成数字贸易竞争优势。同时，我国正积极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数字贸易发展，积极建设“数字丝绸之路”。中国一方面通过科技合作与协同攻关，提升与沿线国家的“创新协同”能力，开拓新业态、新领域；另一方面，中国通过透明的信息交流与数据共享，扩大信息获取，增强数据优势，加强信息交流，进而深挖合作潜力，深化数字贸易发展。

（作者简介：马静，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