阎荣舟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教授
编者按：习近平经济思想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科学指南，深刻回答了新形势下中国经济向何处去、如何行稳致远的时代命题。本文系统阐释了这一思想的核心要义，立足国内外发展环境的深刻变化，剖析了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文章以翔实的数据和生动的实践案例，展现了在习近平经济思想指引下我国经济发展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与变革，并深入总结了新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宝贵经验与启示。这些论述不仅深化了对中国式现代化经济维度的理解，也为新征程上继续推动高质量发展、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
“十个明确”的第七个“明确”指出，必须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统筹发展和安全。这是对习近平经济思想核心要义的高度概括。
习近平经济思想深刻把握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立足于高质量发展这一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和鲜明主题，系统回答了新时代为什么要实现高质量发展、要实现什么样的高质量发展以及怎样以新发展理念为统领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回答国内外形势变化带来的时代命题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面对一系列时代挑战，必须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形成指导实践、解决问题的科学理论。习近平经济思想正是在指导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应运而生并不断丰富发展的。
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转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过去的目标是“发展起来”，解决温饱问题，实现总体小康；现在瞄准的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创造高品质生活。过去主要解决生产力相对落后的问题；现在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平衡主要是指结构性问题，不充分则意味着发展速度和规模与人民期待仍有差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经济发展的核心任务就是通过高质量发展来促进共同富裕、实现高品质生活。
回答这一时代命题，我们首先面临复杂的国际环境。世界经济增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浪潮中，其发展动能和增长效率呈现边际递减趋势，向上拓展的价值创造空间收窄。全球化竞争背景下，各国多采取货币宽松或债务刺激推动经济转型，但随着债务水平持续攀升，刺激性政策的空间已明显不足。截至2024年底，全球GDP总量约110万亿美元，债务总规模已超过310万亿美元，全球宏观杠杆率接近300%，传统刺激政策的空间已十分有限。
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也加剧了财富分配不均，全球收入差距呈现扩大趋势。全球最富有的10%人口掌握了约75%的个人财富，而收入较低的50%人口仅拥有约2%。这种高度不平等的分配格局加剧了社会撕裂，民粹主义在多国抬头，国家间关系趋于复杂敏感。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为维护其竞争优势与霸权体系，从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等多领域对我国进行持续性战略遏制。
从2018年至2025年上半年，美国持续将我国众多实体列入各类限制性清单，数量已超过2000家，打压重点集中于生物技术、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高端制造等前沿科技领域，意图维持其科技霸权，掌握未来战略性产业发展的主导权。这场持续的压制与反制斗争，实质是对未来先进生产力话语权、发展引领权的激烈争夺。
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我国经济自身也发生深刻的结构性变化。首先是增长速度的变化。1978年至2019年，我国GDP增速主要在6%～14%的区间内波动，长期保持接近两位数的高速增长。自2019年起，经济增长从高速阶段转向中高速阶段。外贸结构方面，2006年我国进出口总额占GDP比重在60%以上，到2024年已降至32.5%，对外贸易依存度持续下降，内需和消费成为长期发展的战略基点和主要动力。产业结构持续升级，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对经济发展的推动作用不断增强。
随着产业结构变化，全国区域生产力布局呈现新形态。南方地区在经济增速、总量及全国占比等方面持续提升，经济重心南移态势明显，带来了人口流动的新趋势。东北、西北部分地区人口呈现长期净流出状态。产业布局的调整、生产力布局的演变与人口分布的变化，共同构成了未来生产要素配置格局的深刻调整。
此外，我国不同收入群体间的结构关系也在变化。进入新时代，低收入和中等偏下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开始加快，而高收入和中等偏上收入群体的增速有所放缓，但长期形成的收入差距依然显著。这些结构变化与增速放缓共同表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为解决这一新矛盾，必须通过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在高质量发展进程中保障和创造高品质生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着力改变实体经济“大而不强”的现状。2025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我国有130家（含台湾地区企业），美国有138家。世界500强企业平均销售利润率为7.06%，其中我国企业为5.12%，美国企业达9.16%。我国企业在价值创造能力上仍有差距。另外，在34家高科技企业中，美国占15家，我国占6家。我国实体经济规模庞大，但在基于创新的价值创造能力方面尚未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如何由“大”变“强”，是我们面临的首要问题。破解这一问题，必须着力提升实体经济效率和效益。以全要素生产率衡量，我国目前水平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40%～50%。按照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目标，届时我国全要素生产率需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60%～70%。这就要求当前年均全要素生产率增速需达到3%左右，而现实增速约在2%。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着创新效率和价值回报的源泉，要实现由“大”到“强”的转变，就必须切实提升实体经济基于创新的效率和效益。
作为制造业和实体经济大国，我国也是能源消费大国。能源消费目前仍以化石能源为主，占比约80%，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约20%。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是我们的长期目标。为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的目标，相关研究表明，到2043年左右，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消费需达到各占50%的比例。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推动能源技术革命性突破，否则碳排放天花板也将制约发展规模与速度。因此，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保障能源安全，是我国必须解决的长期战略任务。
基于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结构性问题与多重挑战，2021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我国发展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面临许多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需要正确认识和把握。这包括：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资本的特性和行为规律、初级产品供给保障、防范化解重大风险、碳达峰碳中和。在破解上述难题的基础上，推动能源革命、绿色发展，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都是我们必须答好的时代课题。
那么，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辩证处理好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要推动劳动者现代化，激发劳动和创造活力，促进科技持续进步，实现“现代的人”运用“现代的工具”创造“现代的成果”。必须推进基于国家组织体系的劳动者现代化，以及基于科技创新的生产工具现代化。要解放思想，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增强社会活力，推动生产要素优化配置，实现生产力发展形态的深刻变革。发展必须紧紧抓住生产力这条主线，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生态优先的基础上，实现高质量开发，发挥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作用，推动经济整体高质量发展。这一过程必须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处理好国内与国际、短期与长期、局部与全局等一系列重大关系。
习近平经济思想，正是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生产力理论的当代创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发展，明确了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与举措。遵循这一逻辑，未来我们必须将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紧紧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战略机遇，推动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形态实现全面升级。这正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高质量发展是能够很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发展，是体现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
从静态的结构维度看，高质量发展意味着：在微观层面，企业要具备一流竞争力；在中观层面，产业布局要持续优化；在宏观层面，国家发展的稳定性、均衡性、可持续性和公平性要得到长期增强。从动态的过程维度看，高质量发展要推动经济发展实现动力变革、效率变革和质量变革。
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着力点在于培育新质生产力。新质生产力是创新起主导作用，摆脱传统经济增长方式、生产力发展路径，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符合新发展理念的先进生产力质态。它在我国当前经济实践中已崭露头角，并展现出对高质量发展的强劲推动力。要大力推进制度创新、技术创新和产品创新，保障国内大循环畅通，推动经济结构升级和产品服务品质提升。
通过这一发展进程，我们将构建可持续的产业安全体系。必须确保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可控，拥有强大的原始创新能力，掌握自主知识产权，积极参与国际规则制定，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主可控、安全可靠的产业链供应链。这一进程要求我们不断提升企业和产业的核心竞争力，增强对产业生态的控制力，打造坚实的产业安全保障能力。
综上所述，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为指引，回答好时代提出的一系列命题，就要牢牢抓住新质生产力这一关键着力点，推动高质量发展，促进经济结构升级，构建大国产业安全体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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