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政治学篇

对“中国之治”的经验提炼与制度比较继续推进

政治学界对“中国之治”的经验提炼与制度比较继续推进：一方面聚焦顶层设计，强调政治统领、长期规划与部门协同以应对超大规模国家的组织、协调与风险治理；另一方面转向信息机制，如讨论“内参”如何缓解信息不对称与“上行过滤”，以及政务平台、12345热线与“接诉即办”等如何搭建国家—社会双向通道，从过程层面刻画治理运行逻辑。全过程人民民主仍是高频议题，研究大致沿理念阐释、机制分析与中西比较展开：宏观层面强调其超越单一选举尺度，贯通选举与协商、过程与结果；中观层面聚焦各层级协商、回应性制度等，凸显政协作为“基座型平台”的网络功能以及“开会”“调研”“督办”“考评”等实践操作的价值；微观层面则揭示中国公众民主观“协和有道”、重秩序与重实效的特征，并指出数智技术既强化国民认同，也在信息过载与算法茧房中催生更趋多元化乃至碎片化的诉求。

与之相对，西式民主困局仍是重要参照。相关研究多从结构性不平等、政党空心化、媒体极化与身份政治撕裂等解释代议制合法性滑坡；制度层面强调否决政治膨胀、分权制衡低效及代表机制在资本与选民双重压力下的失灵；文化层面指出“文化战争”持续削弱社会整合。进一步分析认为，大众民主与宪政民主、人民主权与政治代表之间的张力，为民粹主义循环提供土壤；冷战后部分左翼转向自由主义叙事，弱化了对社会经济议题的关注，间接为当下西方的右转创造了空间；国内讨论也在批判选举式民主易陷入寡头统治的同时，反思“全球南方”照搬西式选举民主而陷入分利博弈的现实，强调警惕西方话语霸权，立足中国经验推进民主理论的再认识与再分类。

“全球南方”议程升温带动后发国家现代化研究回潮

围绕“全球南方”话语，国内研究既追溯其从“第三世界”与不结盟运动到当代的演进，强调其兼具地理经济概念与政治身份/集体行动框架，也结合中国外交实践讨论中国作为典型南方国家、桥梁国家与制度供给者的多重角色，并指出近年G20、新开发银行、“一带一路”及相关峰会围绕融资、债务、安全、气候等议题搭建新平台，推动南方协作并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提供抓手。“全球南方”议程升温也带动后发国家现代化研究回潮，讨论更突出政治因素对发展与国家建构的影响。经济议题研究强调国家能力与政治庇护支撑的发展意愿对印尼工业化与改革走向的影响，提醒埃塞俄比亚族群联邦制与发展型国家动员之间可能存在的张力，亦指出技术官僚与金融寡头结盟且缺乏制衡使拉美的私有化等改革易偏离包容性发展；国家建设研究则强调非洲资源型国家能否将资源转化为国家建构资本，取决于包容型精英联盟与资源配置能力的结合，历史创伤对合法性与信任的长期侵蚀同样关键，并讨论战争动员、战后重建、军人政府合法化等对东南亚国家再整合以及政治吸纳与权力分享等制度差异对族群冲突后果的影响。

与此同时，后发国家研究的上升也推动对经典理论边界的再检验：财政国家理论被指出依赖西欧历史路径、跨区域推广需情境化修正；民主和平论的重估提示在更严格的控制条件下结论并不成立；进一步的反思转向政治学知识生产本身，把国家理论、民主理论、发展理论等与其诞生的世界体系与政治/文化语境联系起来，或比较不同国家学术共同体在意识形态、学术市场与政策需求等多重压力下的范式选择与议题设置，从而凸显植根中国实践、面向“全球南方”经验的比较政治学在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中的增长潜力。

人工智能与政治的讨论持续升温

人工智能与政治的讨论在国内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界继续升温。一条重要线索是“技术权力”框架：研究指出，在算法、算力与数据高度集中于少数科技巨头的条件下，平台企业不仅重塑舆论结构与信息流向，也在内容治理、算法推荐与规则制定上扮演某种“准立法者”的角色，从而改写国家—市场—社会的权力边界。以美国为例，政府对云服务与数据安全的依赖，使科技巨头在AI监管议程中拥有实质影响；在“全球南方”，跨国平台通过数字基础设施、支付系统与城市智能化项目嵌入地方治理，引发“技术殖民”“数字依附”等讨论。有学者指出若任由科技巨头主导AI发展，自动化替代将加剧失业与贫富差距，亟须以制度改革与社会行动加以制衡。同时，AI作为治理工具也成为制度分析焦点：学界关注算法偏见与“黑箱决策”对程序正当性与可问责性的侵蚀；在欧美选举中，生成式AI与定向投放降低动员成本却放大虚假信息与操纵风险；国内研究也注意到生成式AI对敏感议题的过滤可能压抑情绪表达与参与需求。相对地，越来越多实证研究评估AI在政务服务、社会救助与基层治理中的赋能效应，强调在制度配套与监管约束下，AI可通过风险分层、舆情监测与资源调度提升政府响应与决策质量。

国际层面，AI竞逐正在重塑权力结构与安全格局：一类观点强调开源大模型有助于降低门槛、推动扩散，另一类观点则认为通用人工智能门槛仍高、可能强化少数国家与企业的垄断。围绕跨国AI治理，有研究以风险水平与风险可识别度为轴，概括国家间关系的不同类型及其转换条件。在安全议题上，“算法战”“认知战”讨论升温：智能算法提升武器系统自主性并抬高误判风险，生成式AI则通过规模化生成与深度伪造重塑公众感知，使传统冲突治理更不确定。学界强调应避免以冷战逻辑或绝对安全迷思解读技术竞争，并推动兼顾发展与安全的包容性全球AI治理。

对大国外交与国际秩序走向的讨论升温

特朗普回归使学界对大国外交与国际秩序走向的讨论升温。相关研究多将其“美国优先”的务实收缩视为孤立主义回潮，并把反多边主义、反全球主义与弱化价值观外交概括为“民粹主义外交”，指出其拥有一定的社会基础，但仍受国内外制度约束。由此，贸易管制、经济制裁、相互依赖武器化乃至核威慑等国际竞争工具箱得到系统关注：竞争态势变化会重塑国内联盟结构与政策影响力，进而影响出口管制与产业政策；制裁研究强调威胁可信度、要求强度与承诺可置信性对效果的制约；大国竞争促使部分霸权国在非对称依赖网络中更频繁地动用相互依赖武器化策略；核威慑讨论则指出在“霸权焦虑”驱动下，核力量与常规力量的边界模糊与门槛降低可能抬升误判与升级风险。同时，国际秩序变革研究将秩序合法性与崛起国能动性结合，讨论重塑、调适、继承与失序等转型路径，注意到中国多通过话语宣介与公共产品供给提升秩序合法性；“全球南方”国家如印度亦在不同角色中参与秩序变迁，但内部竞争与碎片化被视为现实掣肘。

冲突议题持续深化。俄乌战争、巴以冲突、南苏丹内战及东南亚争端等推动学界从政治沟通、经济根源与信息治理等角度重审暴力机制。相关研究强调在政治过渡与国家能力薄弱情境下，暴力可能成为精英讨价还价与权力再分配的工具，也指出不同类型的相对剥夺会对恐怖主义与极端动员产生差异影响；而在政府能力不足时，内容治理与网络关停等信息治理手段可能反而激化不信任与冲突。也有观点将冲突集中与美国战略收缩联系起来，认为霸权撤退留下的权力真空易诱发多方竞逐。武装冲突、气候变迁等跨国风险凸显全球治理主导权问题。如特朗普再次退出《巴黎协定》叠加“全球南方”更强烈的诉求，推动对中国—全球南方合作与领导力的讨论。全球治理与国际组织研究则强调国际信任与国内正当性对提供国际公共物品的重要性，并关注国际组织如何通过合法性叙事、议题联盟与规范创新自我合法化、应对大国“退群”，以及主导国国内政治支持如何影响其应对策略。

（作者周礼为、刘颜俊分别为中央民族大学国家安全研究院讲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国家治理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