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该怎么建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十五五”时期要坚持产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保持制造业合理比重，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中国式现代化的五大基本特征，深刻指引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设方向。

以创新释放规模优势，增强完整性与安全性

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首要特征。14多亿人口不仅奠定了超大规模市场基础，也决定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必须同时强调完整性与安全性，以公平竞争提升市场效率，并兼顾就业。

第一，增强完整性与安全性。超大规模人口孕育出需求总量巨大且层次丰富的超大规模市场，这要求现代化产业体系产业门类齐全和产业链条完整；否则，关键环节供给缺失或过度依赖进口，安全性难以保障。例如，关键技术受制于人会削弱产业升级的自主性；粮食、能源等基础领域一旦发生供给冲击，则可能影响民生与社会稳定，进而放大为系统性风险。

第二，以创新为支撑，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分工与规模经济优势。在创新资源较为充足，创新能力持续的前提下，超大规模市场可通过分工合作不断细化，各环节形成规模经济，推动产业链自发延伸完善，并提升体系韧性。

第三，保障公平竞争，防止超大规模市场失灵。当市场机制不健全时，超大规模市场也可能存在低效率甚至无效率。若上游养殖环节存在垄断，将抬升下游加工成本，削弱终端成本优势；进入壁垒还会阻碍更有效率的企业进入，导致产业链活力下降，资源配置效率下降，最终损害消费者福利与整体效率。因此，必须把反垄断、促公平作为建设重点，保障市场主体活力。

第四，构建就业友好型产业体系，在升级中稳就业。人口规模巨大既提供充足劳动力，也带来了突出的就业压力，且部分高度自动化的技术路径对就业具有排斥效应。若产业体系过度追求“唯技术论”，例如以智能机器人全面替代人工，可能在短期内挤出大量就业，加剧失业风险并影响社会稳定。因此，产业政策在提升产业效率与技术水平的同时，应审慎把握与充分就业之间的平衡，推动形成就业友好型产业体系。

以中等收入群体壮大推动供给升级、要素优化配置与产业链韧性提升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近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持续扩大，对现代化产业体系提出了三方面要求：

第一，顺应中等收入群体扩张趋势，推动产业结构升级。收入分配更多向中低等收入群体倾斜后，中等收入群体扩张，居民消费由“生存与便利”转向“品质和服务”，产业体系应顺势扩大质量更高、服务更好、品牌更强的产品与服务供给，减少低端同质化扩张，推动制造业向服务型制造转型，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发展，从而带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第二，引导人力资本与金融资源回流实体，夯实创新基础。要防止财富过度集中导致脱实向虚：在实体投资回报周期较长的情况下，部分高收入人群可能为了短期收益将资本过多投向金融市场，挤压创新投入并吸引人才流入金融部门，削弱实体产业根基。因此，应以民生保障和公共服务托底，降低家庭教育培训负担，并通过产教融合、职业技能培训与技能导向薪酬制度提升技能供给与岗位吸引力；同时配合金融监管与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引导长期资金更多投向实体经济，特别是高端制造领域与关键技术环节，实现要素的动态均衡配置。

第三，以扩大内需带动中小企业成长，促进产业梯次有序转移并提升产业链韧性。收入分配改善带动内需市场规模扩张与稳定性增强，产业体系需将需求增量转化为稳定订单与配套生态，在增强链主企业带动能力的同时培育配套体系，提升产业链韧性。例如海尔卡奥斯通过构建工业互联网平台推动链主企业与中小企业深度协作，建立数据中枢，共享智能制造生态。

促进现代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深度融合

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落实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上，关键在供给侧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以适应需求侧由“实物消费”向“服务消费、精神享受”升级的趋势。随着居民收入水平持续提高，2024年居民服务性消费支出贡献率已达63%，表明居民消费结构明显向服务型升级。这一变化催生数字创意、文化旅游、体验经济等新增长点，也要求产业体系在产品供给中注入文化价值与人文关怀，推动文创、数字内容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提升产业附加值。

总体看，我国服务业内部结构仍有提升空间：生活性服务业发展最为活跃，但供给结构仍需优化，例如文旅体深度融合空间较大；公共服务业仍存在短板，养老、文化建设等方面供给不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总量与比重偏低，主要矛盾是生产性服务业的供给不足、潜在需求尚未充分释放。因此，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在于促进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协同融合发展，尤其要以生产性服务业壮大来赋能制造业升级。

以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推进产业绿色化转型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其落地的基本要求，是推动生态与产业深度融合。生态治理虽然需要成本投入，但不能将其视为纯粹支出；相反，应将环保投入视为内生的财富创造过程，认识到生态治理是价值投资，环境质量本身就是重要的经济资产。

第一，推动产业发展理念与评价体系转型。要在国家战略安排、企业决策和社会公众层面摒弃唯GDP论，将生态环境质量、资源利用效率、碳排放强度等纳入产业发展的评价指标与约束条件。要让企业认识到，绿色转型并非“沉没成本”，而是在高质量发展阶段顺应人民对高品质产品和服务需求、培育竞争力的关键路径。

第二，通过生态产业化和产业生态化重构产业结构与产业链。一是推进生态产业化，把生态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通过生态资源资本化运作，将“山水林田湖草沙”等自然要素作为特殊资产，催生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新业态，实现“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价值转化。二是推进产业生态化，将生产活动全过程纳入生态循环体系，实现绿色转型。三是强化两者协同增效，带动绿色产业扩张升级：产业生态化带来的技术与设备需求，将拉动新兴绿色产业规模扩张与技术迭代，而绿色产业能力提升又将反向支撑生态农业、生态旅游等生态产业化发展，形成协同增效。

以高水平开放促进合作共赢与安全可控

“走和平发展道路”落实到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上，关键在于统筹开放与安全：既要在更高水平开放中实现合作共赢、增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又要在深度融入全球分工的同时筑牢安全屏障。

第一，以合作共赢提升产业国际竞争力。中国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与各国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产业优势互补、市场互通。依托“一带一路”与RCEP等国际合作机制，中国企业主动对接高标准国际经贸规则，稳定扩大制度型开放，更深层次融入全球产业分工体系，促进资本、技术与标准在全球范围内优化配置，带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向数字化、智能化、高端化升级，推动中国由“世界工厂”向“制造强国”“智造强国”跨越。

第二，以包容性发展增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并非封闭的内循环，而是坚持开放发展：通过技术转移、产能合作、产业链供应链互补，助力全球发展中国家工业化与现代化进程，促进全球中等收入群体扩容，为全球共同富裕贡献中国力量。

第三，以共同安全筑牢产业体系发展根基。和平发展道路并非回避矛盾，而是倡导以对话协商等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与冲突，为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提供稳定外部环境。对外，落实《全球安全倡议概念文件》，倡导通过对话协商解决争端，积极参与信息网络、生物科技等新兴领域规则制定，营造可预期的国际环境。对内，将产业安全视为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坚持在开放中守住安全底线，着力提升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与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确保在深度融入全球分工的同时掌握战略自主权。

（作者单位：南京大学长江产业发展研究院、南京大学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