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生尽付与党知

弓仲韬（1886—1964），河北省安平县台城村人。1923年经李大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受党组织派遣回乡开展农村革命工作。他创建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台城特支，翌年又组建了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中共安平县委。他一辈子没有当过大官，没有留下显赫的名号，却把一切都交付给了他所信仰的事业。临终前，双目失明的他将节省下的一千元钱作为最后一笔党费上交组织。他用一生回答了一个朴素的问题：共产党人究竟该如何干事业？

一

冀中平原腹地，滹沱河静静流过安平县。穿过县城，沿着敞亮的新路一路向西南就是台城村，走进村中央的中共第一个农村支部纪念馆，一组雕像迎面矗立，两人并肩而行，目光坚毅，这是弓仲韬和他的引路人李大钊。

一百年前的台城村，与华北大地上无数村落并无二致：土路、泥墙、碎瓦，九成以上的庄稼人目不识丁，十分之一的富户却占去八成田地。农民终年劳作，年底所剩无几。弓仲韬出身于村中的大户人家，祖上曾有良田数千亩，倘若他循着既定的路走下去，这辈子衣食无忧、安稳度日不成问题。

然而弓仲韬自幼性格中便藏着一股“叛逆”。少年时他就敢在乡里公开反对封建迷信，带头剪辫子、劝妇女放足，在族人眼中是个“异类”。1916年他考入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在北京一所小学教书。授课之余，他常去不远处的北大图书馆。彼时李大钊在北大任教并兼任图书馆主任，两人数度在阅览室相遇，从此结下深厚师友之谊。在李大钊的启发下，弓仲韬如饥似渴地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思想不断升华，逐渐完成了从进步知识分子到坚定革命者的转变。

1923年春，李大钊介绍弓仲韬入党。不久之后，便郑重地对他说：革命不能只在书斋里做文章，也不能只在城里喊口号，要到农村去，把那里沉睡的力量唤醒。弓仲韬当即领命，辞去收入颇为体面的教职，踏上了返乡的列车，开始了他一生为党、为人民的事业。

回到台城，弓仲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村串户、促膝长谈，摸清乡亲们到底在想什么、缺什么、盼什么。他很快发现了一个朴素却关键的事实：要让农民明白革命的道理，首先要让他们识字。一个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出的庄稼人，又如何去读懂那些改变命运的主张？只有先让农民认识世界，关心世界，解决乡亲们在意的问题，才能把道理真正讲进人心里。

于是他做了一个让全村人都感到意外的决定：卖掉自家二十多亩地，腾出三间屋子，办起一所平民夜校。他编写名为《平民千字文》的识字课本，开篇是“人生天地间，庄农最为先。要记日用账，先把杂字观”，把和日常生活最相关的字眼串联成文。村里的青壮年蜂拥而至，挤满了并不宽敞的教室。

有一回上课，弓仲韬出了个字谜让学员们猜：“头戴绫罗宝盖，底下八字分开，见人躬身施礼，家中少米无柴。”学员弓凤洲率先猜出，谜底是一个“穷”（窮）字。弓仲韬便从这个“穷”字生发开去，一层层剥给大家看：穷人为何穷？地主为何富？财富从何处来，又落入了谁的口袋？穷的根源是命，还是这套制度？一堂识字课就这样变成了一堂朴素的思想启蒙课。学员们来夜校，识了字，明了理，还能喝上弓仲韬自掏腰包备好的热粥，人数很快从十几人增加到五十多人。

二

夜校办了两个多月，效果渐渐显现。学员中有两个人进步尤为突出，一个叫弓凤洲，一个叫弓成山，都是弓仲韬的族人，家境贫苦、为人正直。弓仲韬察觉到他们思想转变的火候已到，便找机会与他们深谈，把共产党的纲领和奋斗目标一一道来。两人听后深受触动，先后由弓仲韬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3年8月，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台城村成立中国共产党特别支部，隶属北京区委直接领导。弓仲韬任书记，弓凤洲管组织，弓成山管宣传。就是这样一个只有三个人的支部，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农村建立的第一个基层组织，一粒种子由此在北方大地的泥土中扎下了根。

时值秋收，支部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带领农民发起了一场说理斗争，要求地主给长工涨工钱、降地租，不动刀、不动枪，摆事实、讲道理。弓仲韬首先说服家人带头给长工加了工钱，然后再以此为例动员全村。地主们起初不肯让步，但由于佃户、雇工人心齐、理由正，最终只得答应。

这场斗争的胜利像一团火，迅速蔓延到周边村庄。农民们第一次尝到了团结起来争取权益的滋味，对共产党的信任也一传十、十传百，逐渐扎根在冀中大地上。到1924年8月，安平县已有四个党支部、三十余名党员。弓仲韬按照李大钊的部署，召集九名代表在敬思村召开了安平县第一次党代会，选举产生了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中共安平县委，他当选为县委书记。

县委成立后，他又陆续指导建立了农民互助会、婚丧互助会等群众组织，以不同名义联合各类团体开展活动，既团结了群众，又保护了党的力量。他还组织全县教师成立联合会，发动了教师增资运动，把革命的浪潮从农田推向了学校。安平的星火由此辐射到相邻各县，弓仲韬与各地同志联手建立起联合县委和中心县委，让河北农村的革命力量一天天壮大起来。到1927年，仅安平一县便有了七个支部、一百多名党团员，弓仲韬培养出的青年如红色种子播撒各地。

三

然而，革命对弓仲韬的考验才刚刚开始。

为了维持党组织的日常运转和帮助困难党员的生计，他在家中开办了一间毛巾厂，表面上做买卖，实际上既筹措经费，也为各地来联络工作的同志提供掩护。办学、办厂、接待，处处需要钱，到1934年前后，弓家那份曾经在台城数一数二的家底已经所剩无几。他的小女儿弓乃如后来回忆说，自己年幼时，家庭颇为殷实，坐拥数十亩田地，长年雇有长工短工，家备牛马牲畜。然而此后土地所剩无几，收入已不敷日用，甚至需要变卖房产才能勉强维持生计。而在弓仲韬看来，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换来了实实在在的成果，多一个识字的农民，多一个觉醒的同志，这就够了。

弓仲韬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当共产党人，就要舍得出家财，豁得出性命。1927年夏季以来，反动军阀与国民党政府大肆破坏北方党组织，由于弓仲韬常年公开活动，目标暴露，反动当局将他列为重点缉拿对象。1930年春，国民党政府在全县张贴通缉令，指名捉拿“共产党首领弓仲韬”。为避锋芒、利于革命工作的继续开展，弓仲韬主动辞去县委书记一职，转入更为隐蔽的斗争。敌人抓不到他，便将怒火发泄到他的家人身上。他的母亲在反动当局无休止的搜查、威胁与恐吓中含恨离世。没有抓到弓仲韬的敌人又残忍地加害了他年幼的儿子。

亲人相继离世，家产消耗殆尽，自己也朝不保夕。换作常人，或许早已万念俱灰、惶惶终日。可弓仲韬将丧亲之痛深埋心底，在白色恐怖中辗转坚持，始终没有放下手中的工作，不随波逐流、不蛮干冒进，从实际出发、对群众负责，在险恶环境中领导建立新的支部，巩固和恢复被敌人打散的组织。对他来说，选择了革命道路，就走到底，不回头。

四

七七事变后，弓仲韬与党组织彻底失去了联系。他没有选择苟且偷安，而是怀着一颗赤诚初心，带着身患重病的妻子和小女儿弓乃如，踏上了漫漫西行之路，目标只有一个：去延安，找到党。

这是一段充满磨难的旅途。一家三口在路上遭遇土匪劫掠，身上财物被洗劫一空。好不容易到了西安，妻子病情急剧恶化，再也走不动了。弓仲韬忍痛让女儿先行赶往延安，自己留下照料妻子。弓乃如几经辗转终于抵达延安，先后在陕北公学和中央党校学习，此后想联系父母，却怎么也寻不到他们的下落。而留在西安的弓仲韬，无奈地看着妻子在贫病交加中离世，只能含泪将她安葬在陌生的土地上。

此后，孤身一人的弓仲韬流落到汉中一家工厂，靠当伙夫勉强糊口。即便身处这样的困境，他依然没有忘记共产党员的责任，利用业余时间在工人中宣传抗日道理、组织识字学习。这些举动引起了工厂资本家的仇视。资本家借口为他治疗眼疾，丧心病狂地在他眼球上各扎一针，从此，弓仲韬彻底失去了光明。

双目失明的弓仲韬被赶出工厂大门，一个人在黑暗中摸索着活了下来。1943年，他历尽千辛万苦辗转回到家乡，又立刻与安平县委接上了关系。弓仲韬在县委当场提了三件事：一是把弓家大院捐出来充公；二是正值八路军扩军，他动员自己的侄子外甥全部报名参军，建议所有党员干部都先带头送亲属入伍；三是希望组织尽早给他安排工作，到抗战小学教书也行。

此后，弓仲韬待身体稍有恢复，便在村里做着力所能及的事：宣传党的政策、参与抗日动员，还经常去抗战小学给孩子们讲故事。1944年春，日伪军抓走了两名党员，关进安平宪兵司令部。弓仲韬虽双目失明，对敌我情况却始终了然于胸。他冷静分析后判断，有些人迫于敌人淫威不得已替日本人做事，但并非丧尽良心，可以从这些人身上想办法。经过多方打听，他们找到了伪军中的一个特务长。此人早年曾在弓仲韬办的夜校里听过课，弓仲韬便与其接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最终说服他出手相助。很快，两名党员被成功解救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弓仲韬被女儿弓乃如接到哈尔滨安度晚年。在这些日子，他反复念叨，眼睛坏了，不能替党工作了。1964年3月，弓仲韬走到了生命的尽头。弥留之际，他用微弱的声音再三叮嘱家人：“一定要把我节余的一千多元钱交给党，作为我最后一次党费。”一千元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不算小数目。这是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一分一分节省出来的，他一辈子已经为党奉献了一切。

从台城村那间灯火摇曳的夜校教室出发，弓仲韬走了整整四十一年。他没有留下显赫的头衔，没有享受过荣华富贵，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知道他名字的人并不多。但他用毕生心血浇灌出的革命之树，早已根深叶茂。从台城特支的三名党员，到抗战时期冀中根据地千千万万的战斗堡垒，再到如今无数共产党人在这片红色土地上接续奋斗，弓仲韬种下的火种，从未熄灭。

何为真正的事业？弓仲韬的一生，便是最好的注脚。他不求一时之功、不贪一己之利，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为群众谋实利、为革命打根基这些看似平凡的事情上。村口那条以他名字命名的“仲韬街”上，来来往往的人们或许并不都清楚这个名字背后的全部故事，但那个在黑暗中摸索了半生、至死仍惦记着交党费的老人，早已把他的答卷无声地写进了这片土地的记忆深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