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玉平：明清时期的大运河与北京（3）

（二）清代北京

清朝入关后，经过一系列政策调整，北京地区的农业和手工业逐渐恢复，城市稳步发展，人口增加。至康熙二十年（1681年）时，北京地区人口已达164万余人，城市人口有76万余人；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北京城市人口已达百万。人口增加为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同样也带来了巨大的消费能力和需求，促进了商业发展。法国著名的年鉴学派史学家布罗代尔在他的《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一书里提出“1793年北京的面积远不如伦敦，但人口是伦敦人口的二到三倍”。

随着分工的精细化，北京形成了以市场商业买卖为主导的城市功能区域。崇文门外商业街区是行业较集中的地方。这里中药栈多，药铺主要是门市零售，而药栈是药材的大宗批发，不做零售买卖。与药栈相似，酒市也在这一区域。不论大饭庄、小饭铺还是酒缸等，都到崇文门外大街来趸酒。五金行，以及专业批发的粮食市、菜市、果子市、骡马市等专业市场也集中于这片区域。

每逢考试，“去棘闱最近诸巷，西则观音寺、水磨胡同、福建寺营、顶银胡同，南则裱背胡同，东则牌坊胡同，北则总捕胡同，家家出赁考寓，谓之状元吉寓，每房三五金或十金，辄遣妻子归宁以避之”。“东单牌楼左近，百货麕集，其直则昂于平日十之三，负戴往来者至夜不息。当此时人数骤增至数万，市侩行商欣欣喜色”。为保证北京商业发展，康熙帝下令加强城内治安，将原属兵部督捕衙门的巡捕三营交由步军统领管理，“京城内外，一体巡察”。

北京还有不少外国商人前来贸易，18世纪就有很多外国货物出现在中国市场上。乾隆年间的访华使者马戛尔尼等人，在通州看到英国的布匹，令他们感到十分惊讶。

在所有商品中，最重要的物资就是漕粮。运河沿岸省份每年要向北京提供300到400万石粮食，供皇室亲贵、官员、百姓、兵丁等食用，源源不断的漕粮极大地保障了北京物价的稳定。清初，通州至大通桥闸河这一段的运河由于运送漕粮的需要，“向无民船往来”，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康熙帝下诏“今应令小舟泛载、于民殊有利济”，此后“今运丁及商人、互为推挽、甚是两便。百姓各造小船，将通州货物运至京师甚易，而雨水时往来行人亦便，皆感激皇恩，名其船曰便民”。

通州至城内的运河“外扩而内狭”，商船、漕船数量众多，无法尽数通行，因此不少商货是在通州起岸，“太仓官廪兵糈，暨廛市南北百货，舍舟遵陆径趋朝阳门，以舟缓而车便南北之用有不同也”，商旅往来频繁，“轮蹄络织，曳挽邪许，欢声彻听夕不休”，“商贾行旅，梯山航海而至者，车毂织路，相望于道”。清初这段商路“初未甃石，往往积涔成洼，经潦作泞，行者弗便”。雍正七年（1729年），朝廷在这条路上铺设石路，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复修，从而大大改善了交通环境。

清代漕船可携带其他商品至京贸易，回空漕船也可以载货南归。康熙年间，允许漕船回空时携载黄豆、瓜果、麦子等农作物，上限为每船60石，雍正七年（1729年）时增至百石，嘉庆四年（1799年）增加为150石，均免税。同治五年（1866年），规定回空漕船可以携带成本银500两的货物。从南方运往北方的商品，主要有棉布、丝绸、茶叶、木材、纸张、铁器等。从北方运回南方的则主要是棉花、干鲜果品。

北京商业发达，商税征收数额巨大，“税课司局，京城诸门及各府州县市集多有之，凡四百余所”，明代顺天府的税务衙门，在正阳门外、正阳门、张家湾、卢沟桥四处设有宣课司，安定门外、安定门二处设有税课司，崇文门、德胜门二处设有税课分司。清初设立了左、右翼。左翼负责北京东部的安定、东直、朝阳、东便、广渠、左安六门的税收；右翼负责北京西部的德胜、西直、阜城、西便、广安、右安、永定七门的税收。除征收商税外，左、右翼还征收北京的房地税银（房产交易税），每年税收从几百至千两不等。

康熙、乾隆两朝先后南巡，对稳定南方政局起到重要作用。康熙、乾隆先后设立博学鸿儒、博学鸿词，录取天下名士，极大地消弭汉族士大夫的反满思想，促进满汉统治阶级合流。

很多西方人来到北京，留下珍贵记载，比如《马可·波罗行纪》《荷使初访中国记》《英使谒见乾隆纪实》《阿美士德使团出使中国日志》等。这些资料生动展现了运河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深远影响。

总结而言，大运河是一条经济之河、政治之河、文化之河。北京是大运河上“漂”过来的城市，是大运河滋养繁荣起来的城市。今日，我们不是要恢复大运河的漕运功能，而是要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彰显大运河文化、生态、旅游优势，使其焕发新的活力。

报告人 | 倪玉平

责编 | 范璧萱

校对 | 李天翼

审核 | 张一博、孙楠、叶其英

监审 | 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