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基础研究的实践进路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1]回顾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每一次生产力的大幅跃升，无一例外都建立在基础研究的重大突破上。当前，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以不可阻挡的势头加速突破，大国之间的综合国力竞争，越来越聚焦于基础前沿科学领域。在这个关键历史节点上，原创性与颠覆性创新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传统的科研组织模式在应对高度复杂的前沿问题时，逐渐显露出结构性局限，单纯依靠个别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自由探索，已经难以应对当前跨学科维度的系统性挑战。提升国家的原始创新能力，迫切需要构建更高效的科研组织模式。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关键技术攻关新型举国体制（以下简称新型举国体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党和国家事业全局，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态势，着眼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而作出的重大战略决策[2]，为加强基础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制度框架。新型举国体制重在通过国家层面的战略规划与市场机制的有效结合，实现创新资源的最优配置。这种结合在有效克服单一市场机制在基础研究领域失灵现象的同时，也能避免传统计划体制下微观主体缺乏创新活力的弊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3]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在新时代围绕新型举国体制推进基础研究指明了战略方向。基于此，深入剖析新型举国体制加强基础研究的实践路径，具有显著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

一、明确创新主体，构建协同推进责任体系

基础研究具有显著的公共物品属性，任何单一主体都无法承担起全部的科研任务。新型举国体制的实施主体构成了多层次的责任网络。

政府部门在新型举国体制中承担着宏观战略设计与公共资源供给的职责。基础研究的研发周期通常较长，其成果转化也存在极大的不确定性，这导致私人资本往往缺乏投资纯基础研究的意愿。面对这种市场失灵现象，政府必须作为主导性力量介入。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制定国家层面的中长期基础研究规划。这要求政策制定者必须准确研判全球科技发展趋势。同时，政府要为纯理论探索提供稳定且持续的财政支持。在具体管理过程中，政府部门应严格克制过度干预微观科研活动的倾向，管理者的核心工作应当聚焦于优化科研政策环境与维护学术规则。

国家级科研院所与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执行基础研究任务的核心载体。这两类机构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扮演着知识生产者的角色。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具有学科门类齐全的先天优势，科研活动应当更多地侧重于前沿交叉领域的自由探索。同时，大学还肩负着培养具有原始创新能力基础研究人才的历史使命。相比之下，国家级科研院所的定位应当更加聚焦。这类机构需要围绕国家特定的战略目标，开展有组织的定向性基础研究。科研院所的管理者应致力于打破内部传统的院系或所局设置壁垒。只有建立起跨部门的协同工作机制，才能有效应对具有高度复杂性的国家级科学任务。

科技领军企业是新型举国体制下应用基础研究的重要发起者。在传统的线性创新模型中，企业通常只处于创新链条的末端，其主要工作是接收科研机构的成果并进行商业化转化。但在新型举国体制下，企业的角色定位发生了前置。企业直接参与全球市场竞争，能够最敏锐地感知到现有技术体系的极限所在。企业需要将这些具体的工程技术瓶颈，反向抽象为底层的科学问题。具备实力的领军企业应当主动设置应用基础研究课题，并通过设立企业科学基金或组建联合实验室的方式，引导学术界的力量向产业前沿的关键痛点汇聚。

科研人员是个体层面的微观执行者，也是新型举国体制能够运转的智力依托。宏大的国家战略与具体的科研项目，最终都需要具体的科学家团队来落实。科研人员的内在动机直接决定基础研究的质量。在新型举国体制的框架下，科研人员需要具备宏观视野。这种视野要求将个人的学术探索志向与国家长远的发展需求进行逻辑上的统一。战略科学家在这一群体中发挥着关键的定向作用，不仅要在单一专业领域具有深厚的学术造诣，更要具备跨学科的知识结构与卓越的科学直觉，以在庞杂的科学问题中识别最具突破价值的战略节点。

二、统筹关键要素，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基础研究的顺利开展依赖于关键创新要素的系统集成。新型举国体制在资源配置上的优势，正是体现在其能够实现上述要素的跨区域、跨部门整合。

资金是维持基础研究体系运转的首要保障要素。当前的基础研究活动具有显著的高成本特征，单纯依靠中央财政的直接拨款，无法形成充足的资金供给规模。新型举国体制要求构建多元化的资金投入结构。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需要设立结构合理的专项科学基金。中央财政应当承担起支持全国性重大基础科学问题的责任，地方政府则应根据区域内的产业优势，定向支持相关领域的应用基础研究。另一方面，政策需要通过税收减免等经济杠杆，激励社会资本参与。国家应当出台具体细则，鼓励科技企业加大对基础研究的长期投资。同时，规范和引导民间慈善基金与风险投资向基础科研前沿领域延伸。

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现代基础研究不可或缺的硬件载体。随着科学认知的不断深入，人类对微观世界与宏观宇宙的探索越来越依赖极端实验条件。高能同步辐射光源、大型强子对撞机等大科学装置的建设成本极为高昂，单一机构的财力根本无法支撑此类装置的建设与维护，必须依靠国家层面的统一规划与集中投入。新型举国体制不仅要解决大科学装置的建设问题，更要解决其后续的运行与开放问题。国家要制定统一的设施使用标准与共享协议。通过建立国家级设施调度网络，提高高昂硬件资源的使用效率，避免低水平重复建设。

科学数据资源是基础研究的核心生产资料。人工智能技术与科学研究的深度融合，正在重塑基础研究的方法论。海量高质量的数据成为发现新科学规律的关键前提。然而，当前不同科研机构之间普遍存在数据私有化的倾向，数据格式的不统一也阻碍了信息的有效流通。新型举国体制应当致力于打破这种信息壁垒。国家要主导建立具备高度安全性的国家科学数据中心，在明确数据产权与保障国家信息安全的前提下，推行科研数据的强制汇交制度，建立标准化的数据格式规范，促进基础科研数据在全国范围内的低成本共享。

制度规则体系是规范要素流动与主体行为的软件保障。资源的简单堆砌并不能自动产生高质量的科研成果。新型举国体制的本质在于通过制度创新降低科研协作的交易成本，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其中最核心的一环。基础研究的产出多为无形的理论成果与专利，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是保障原创者合法权益的底线。此外，应建立公平合理的科技成果收益分配机制。针对具有重大应用前景的基础研究成果，国家应当在法律层面上明确发明人、所在机构与资助方之间的权益比例，通过清晰的产权界定，为各方持续投入基础研究提供稳定预期。

三、完善运行机制，提升有组织科研效能

新型举国体制下的基础研究管理是多维度协调的系统工程，必须在立项决策、团队组织、绩效评价以及开放交流等环节进行机制上的深刻变革。

在立项决策机制上，要实现战略导向与自由探索的辩证统筹。基础研究的路径选择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逻辑。对于事关国家安全与产业核心竞争力的重大科学问题，应采用自上而下的定向立项模式，政府或行业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宏观需求发布研究指南，并采取揭榜挂帅等方式遴选具备实力的攻关团队。这种模式强调目标的精准度与时间节点的紧迫性。相反，对于那些处于人类认知极度前沿的未知领域，要保留充分的自由探索空间。科学史表明，许多颠覆性的重大发现往往源于科学家在非特定目标下的偶然观察。因此，科研管理部门应设立一定比例的非共识项目基金，这类基金要降低对预期成果的刚性要求，鼓励科学家凭借专业直觉进行自下而上的课题申报。

在团队组织机制上，要推进科研力量的跨界协同与扁平化管理。当前，重大底层科学问题的突破往往发生在新兴交叉学科地带，传统的以单一教研室或课题组为单位的组织模式已经难以适应这种跨界研究的现实需求。新型举国体制要求依托重大科技项目，动态组建跨机构、跨学科的创新联合体。在这些大型科研团队内部，应全面落实首席科学家负责制，赋予首席科学家技术路线决定权与科研经费支配权。行政管理部门的职责应当严格限制在提供合规性审查与后勤保障服务方面，通过减少非学术性的行政审批环节，有效提升基础研究团队应对复杂科学问题的敏捷性。

在绩效评价机制上，要确立长周期考核与高容错免责的鲜明导向。基础研究的内在客观规律决定了其产出周期的长期性。不仅如此，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必然伴随着极高的失败概率。如果采用年度量化考核的方式衡量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极易诱发浮躁风气，为了追求短期内的考核达标，部分科研人员可能将精力集中于低水平的验证性研究。因此，应重构基础研究的评价指标体系。针对纯基础研究，应当实行以五年甚至十年为周期的长效评价，评价的核心标准要从论文发表数量，转向研究成果的原创深度及其对相关学科发展的实质性推动作用。同时，相关部门要以制度化的形式建立容错免责机制，只要科研人员在探索过程中严格遵循了科研诚信与操作规范，其因科学不确定性导致的实验失败就不应被追究责任，以从根本上解除科研人员从事高风险探索的后顾之忧。

在开放交流机制上，要坚持自主创新与全球合作的双向互动。强调新型举国体制，绝不意味着在基础研究领域实行封闭的自我循环。科学知识具有全人类共享的普遍性特征，高水平的基础研究必须在全球学术网络的持续交流中才能保持生命力。我国的基础研究体系应当主动扩大国际科技交流。一方面，国家层面要牵头发起并主导若干国际大科学计划，通过这些大型公共科学平台，吸引全球顶尖科学家共同参与解决气候变化、公共卫生等全球性科学难题。另一方面，要建立更加开放包容的人才引进与使用机制，为海外高层次基础研究人才提供符合国际惯例的科研环境与生活便利。通过深度的国际学术互动，全面提升我国在全球基础研究领域的议程设置能力与学术话语权。

通过优化上述各项运行机制，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势能必将转化为基础研究的现实生产力。这种转化过程将以严密的逻辑和可持续的模式，为国家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的科学基石。

【基金项目：本文系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实践创新计划“人文经济学与中国式现代化互构机制研究”（编号：22671070）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韩潇潇，江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吴青苡，江南大学医学院硕士研究生。】

注释：

[1][3]《习近平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 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 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人民日报》2026年5月1日。

[2]许先春：《新型举国体制的时代特征及构建路径》，《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