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

编者按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由市委宣传部、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联合主办，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北京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国家文物局机关服务中心共同承办的“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第三届北大红楼与伟大建党精神学术研讨活动”日前成功举办。与会专家学者围绕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式现代化内在逻辑、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与北方党组织创建等内容展开研讨，为深度挖掘北大红楼红色资源价值、发挥红色场馆铸魂育人功能、系统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理论内涵，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与实践参考。现摘编部分专家学者的论文，以飨读者。

让红色文化赋能中国式现代化

杜飞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指出，105年不懈奋斗，锻造了强大的中国共产党。我们党牢记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宗旨和奋斗目标，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历经磨难斗志弥坚，千锤百炼更加坚强。北京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已成为首都文化的核心和灵魂。如何让这座“红色宝库”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伟大征程中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是我们必须作出正确回答的时代课题。

北京红色文化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历程在京华大地的生动缩影。北京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的恢弘画卷，串联起我们党从觉醒、抗争到胜利的不朽篇章。北大红楼重新开放五年来，累计接待观众约180万人次，其中青年占比超过60%，百年建筑成为跨越时空的“思政课堂”。这充分说明，红色文化具有跨越时空的生命力，它所承载的伟大建党精神，正是今天我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不可或缺的精神钙质。

北京红色文化研究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根本遵循，聚焦红色文化研究、保护、传承、传播主责主业，扎实搭建红色文化研究交流平台。面向“十五五”新征程，北京红色文化研究会将重点从三个维度持续发力：一是夯实学理化研究根基，讲好红色文化与现代化的“逻辑关系”；二是筑牢体系化保护阵地，构建红色资源活化利用的“首都样板”；三是创新传播育人方式，让红色文化成为青少年的“精神加油站”。

红色文化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蕴含着激励亿万人民团结奋斗的强大凝聚力。“十五五”的壮阔征程已经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宏伟蓝图正等待我们用奋斗去描绘。北京红色文化研究会将始终秉持首善标准，深度挖掘红色文化的时代价值，不断推出高质量研究成果，持续提升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水平，着力奏响弘扬传承红色文化的旋律，吹响奋进新时代“长征路”的号角。（作者为北京红色文化研究会会长）

李大钊的建党学说及其意义

宋月红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李大钊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建党实践中，对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要历史贡献。

李大钊的建党学说源于马克思、恩格斯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在接受和传播马克思主义中逐步确立起来。李大钊科学把握经典作家的核心建党原则，完整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十月革命胜利为李大钊提供可直接借鉴的建党实践参照。李大钊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列宁关于集中统一、铁的纪律、党领导工农群众、坚持革命领导权的组织思想，深刻指引李大钊的建党实践。《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是李大钊建党学说纲领性文献。他提出中国共产主义团体必须具备严密组织训练、统一理想信仰、持久群众工作三大特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登上历史舞台，让李大钊找到建党依靠的现实力量，他提出必须扎根长辛店工人补习学校、深入工农开展宣传。

李大钊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建党，明确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先确立统一科学指导思想。他在北京大学创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翻译经典、系统宣讲唯物史观，为建党开展思想奠基；主张党员必先完成世界观改造，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拯救中国的导星”。李大钊建党学说贯穿鲜明的人民史观，主张新型政党是工农群众的政治代表，建党核心任务是组织劳工，强调严密组织与纪律是政党战斗力来源，主张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严格的革命纪律。

伟大建党精神是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建党过程中孕育形成的。李大钊的建党学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学说史上具有开创性、奠基性的里程碑意义，充分彰显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先驱建党思想的真理力量。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王炳林

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为核心内涵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源。正确政绩观是党员干部履职尽责的根本遵循，核心是始终坚守为民初心，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实绩。伟大建党精神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政治灵魂和精神动力。

从理论基础看，伟大建党精神与正确政绩观同根同源。伟大建党精神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是党的初心使命、性质宗旨、理想信念的集中体现，从根源上确立了正确政绩观的价值立场和实践标准。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锚定了政绩观的信仰之基，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标定了政绩观的为民底色，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彰显了政绩观的实干品格，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筑牢了政绩观的政治底线和深厚为民情怀。

从历史进程看，伟大建党精神是正确政绩观的生动体现。百余年党史是一部坚守正确政绩观、创造不朽功绩的实干史。伟大建党精神见证了我们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坚守初心、实干立业的坚定追求，推动正确政绩观在历史淬炼中代代传承、迭代升华。伟大建党精神滋养了共产党人的政绩观，锤炼了求真务实、为民实干的执政品格，唯有坚守建党初心、传承建党精神，才能创造经得起历史和人民检验的过硬政绩。

从现实要求看，伟大建党精神是校正政绩偏差、砥砺实干担当的根本遵循。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引导广大干部树立长远眼光、坚守发展正道；坚守为民立场，始终把群众满意作为最高标准，让政绩真正惠及于民、温暖民心；锤炼过硬作风，面对风险挑战，要以斗争精神推动工作落地见效；坚守政治原则、严守纪律底线，杜绝虚假政绩、浮夸业绩，以求真务实的作风真抓实干、久久为功。

从未来发展看，伟大建党精神是奋进新征程、创造新业绩的动力源泉。伟大建党精神蕴含的初心力量、真理力量、斗争力量、忠诚力量，是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核心动力，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永恒指引。

（作者为北京师范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

伟大建党精神的科学内涵与时代传承

徐行 张韵晗

伟大建党精神肇始于北大红楼。以李大钊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努力将其与中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培育出伟大建党精神的雏形。中共早期党组织的建立和党的诞生为伟大建党精神的形成提供重要组织基础。各地共产主义组织成立后所开展的一系列工作与斗争，促使伟大建党精神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结合中孕育而生。

伟大建党精神是新时代坚持党的领导、提升党的执政能力的重要思想武器。深入领会其科学内涵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要求每个共产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坚守政治信仰。这是激励我党迎难而上、再创辉煌的精神动力。二，“践行初心、担当使命”是我们党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确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三，“不怕牺牲、英勇斗争”是我们党崇高精神品质和鲜明政治优势的体现。在当今应对新挑战新风险中更要以不懈奋斗和不畏牺牲的勇气淬炼党的领导能力与执政能力。四，“对党忠诚、不负人民”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宗旨和道德情怀。这是我们党的行为标准和价值追求，也是伟大建党精神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新时代如何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应从以下几方面继续探索：首先，传承和弘扬伟大建党精神要在坚持党的领导前提下，形成从政府到社会，再到各类社会团体和学校的宣传教育体系，充分发挥多元主体合力；其次，要使伟大建党精神的时代传承迈入规范化、秩序化、常态化轨道，整合各地红色资源，确保宣教工作科学化、规范化管理；最后，要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和社会环境，充分发挥新媒体作用，不断创新拓展培育途径和新的方式方法，使伟大建党精神潜移默化在人们心中。

（作者分别为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教授、中共广州市委党校教师）

从“两个结合”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

苏峰

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为代表的各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不仅是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思想源头，更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初步结合的历史原点。建党前后，各地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以有组织的研究、有方向的译介、有目标的实践，形成“理论—实践—文化”协同推进的历史合力，推动马克思主义从异域理论转化为救国方案，从书斋学说转化为群众话语，从抽象原理转化为文化共识，形成“两个结合”的最早探索。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历史前提：时代需要、阶级基础与文化土壤的三重契合。救亡图存的时代需求提供历史契机，壮大的产业工人队伍提供阶级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革故鼎新、家国情怀等与马克思主义内在相通，奠定文化融合基础。

各地研究会构建多渠道传播渠道，形成秘密党组织、半公开青年团、公开研究会的“三位一体”组织架构；坚持“到民间去”，推动知识分子与工农结合；经由三次思想论战和各类社会试验失败的现实对比，马克思主义的主流地位得以确立，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的初步结合。

以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多语种翻译组为代表，突破日文转译局限，直译原著并优化文本表达；采用以中释西、中西互鉴的方式，进行外来理论的本土化话语转换，实现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初次交融。

研究会历经从学术研究团体到党的外围组织、再到服务革命实践的宣传教育机构的变迁。这一历程，是对理论与实际、外来文化与本土文明相结合的创造性探索，印证了各地研究会是“两个结合”的实践雏形与历史起点，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发端。（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市地方志办二级调研员）

从“亢慕义斋”的命名探源“第二个结合”的早期实践

程皓

1920年3月，在时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指导下，邓中夏、高君宇、范鸿劼、李梅羹、朱务善等19人发起成立中国第一个系统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团体——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亢慕义斋”是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专属图书室，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上重要的文化符号。

以往，学界将“亢慕义”简单定义为德文“Kommunismus”或英文“Communism”的音译，却忽视了“亢慕义斋”命名背后潜藏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元素与价值巧思。

近代学者翻译外来词汇，绝不是随意择字，而是讲究信、达、雅。“亢慕义”三字的选用也绝非偶然，不仅来自外文单词的音译，其在汉字择取、内涵隐喻诸层面，皆深度契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价值内核。我们将“亢”“慕”“义”三字在中国古籍中的本义、引申义逐一溯源后发现，“亢”字为“极”之意，“慕”字为“崇尚、向往”之意，“义”字为“公道正义”之意，三字串联起来，恰好蕴含“极其崇尚公道正义”的文化价值追求。可见，在李大钊、邓中夏、高君宇等建党先驱眼中，共产主义是极其崇尚公道正义的先进思想学说，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下为公”“世界大同”等终极理想具有高度相通性，因此他们在翻译马克思主义相关词汇时，选用中国古籍中富含公道正义、理想追求的汉字，来对应德文“Kommunismus”一词，使“亢慕义斋”实现古典内涵与音译的中西文化融合命名。

李大钊及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员，在少年时代都比较系统地接受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深谙儒家民本思想、大同理想、道义精神，具有浓厚的传统士大夫家国情怀，青年时代都积极探索先进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可谓旧学根基深厚，新学视野开阔，这为“亢慕义斋”在命名方面能够实现上述中西文化融合提供基本前提。

“亢慕义斋”命名背后的文化巧思，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早期实践的一个生动例证，彰显了建党先驱融通中西、守正创新的宏大思想格局，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必然，为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逻辑起点提供了鲜活的历史佐证。

（作者为中共早期北京革命活动纪念馆编研陈列部副研究馆员）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再研究

谢荫明

《北京共产主义组织的报告》（以下简称《北京报告》）是中共北京早期组织代表在一大所作报告，俄译本为打印件，共10页。认真研究这一珍贵文献，是传承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一环。随着更多资料的发现，对该报告仍有再研究的必要。

1921年7月23日，中共一大在上海开幕，各地早期组织的报告是在第一天及第二天全体会议上进行的，其中《北京报告》时间应是7月23日晚。现存一大文献只保存有北京、广州党组织的报告，上海、长沙、武汉、济南、留日学生中的中共早期组织应当也有报告，这可从相关资料中找到线索。

中共各地早期组织报告的主要内容包含几个方面：一是各地社会状况和组织面临的形势，如《北京报告》叙述了北京的社会生活、民众心理和当时统治者所作所为；二是党团组织建立的过程，党组织成立后的活动和计划；三是组织工人的方法，开展工人运动的情况等；四是进行宣传工作的方法；五是下一步工作计划。

《北京报告》在整理成中文稿后，为向共产国际报告，翻译成英文。有人将报告的中文稿或者是英文稿，交共产国际代表及相关人员带到了苏俄，然后翻译成俄文，后来存放在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档案中。而且这个俄文译者的水平不高，《北京报告》在翻译成俄文时，出现有多处的错讹。考虑到保存下来的《北京报告》经历了从中文到英文，又到俄文，最后转译回中文的过程，出现这些错误也是可以理解的。当然使用时要特别注意。

《北京报告》有以下几个特点和作用。一是具有明确的奋斗目标，为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的形成准备了基础和条件；二是经过认真调查研究，对当地政治、经济、社会、民众心理做了深刻剖析，汇报了已完成和拟进行的工作，提供了具体事例和数据；三是开创实事求是的新风，没有空洞的口号和不切实际的表态，报告成绩的同时不隐瞒问题；四是相互交流虚心学习，形成开放的氛围；五是形成良好的制度，会上广泛听取各方情况报告的做法，是中国共产党的好传统，应继承和发扬。

（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早期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组织运行

孙健伟

1920年10月，北京“共产党小组”成立。同年11月，在李大钊指导下，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高君宇为书记，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以下简称青年团）正式组建。

在实际工作中，青年团以会议为载体进行决策，定下每月召集支部书记会议一次，团支部每两星期开例会一次的会议机制。由于团成员多系青年学子，团支部也多以北京各高校为依托，会议地点往往选在高校召开。会议一般先由负责人主持，重要会议中央和北京地方党组织也会派人参加。会议程序是重点传达中央指示，并形成决议案以及进行组织调整、人事选举等。会议内容则多是讨论团组织内部建设问题。

青年团的工作运行主要包含上传下达、同北京地方党组织一起开展工作、团中央派遣特派员等方式。其中，上传下达是最主要的工作运行方式，主要是向中央汇报工作和传达中央指示。同北京地方党组织一同开展工作，是为实现同频共振，更好完成地方党、团工作上的协同。团中央派遣特派员则是为加强对地方团的工作指导，及时调整地方团的发展方向。据1922-1927年统计，青年团向团中央工作汇报达54份。

青年团主体成员是北京进步青年学生，所以工作实践主要是如何开展学生运动，从而有效扩大自身影响力。不过，随着党、团工作重心逐步转移到国民革命中，以及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确立，开展国民运动成为青年团的重要实践内容。

总之，在严酷恶劣、错综复杂的革命进程中，青年团的组织运行实现了制度化、机制化，展现出了强韧的组织力。这些加入到党、团组织中的年轻人为了心中信仰和党的事业不停奔走呼号，引领着更多的进步青年和革命群众与之相随。可以说，组织与人事相互交织的运作场景正在慢慢集聚着革命的威势和力量。（作者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副教授）

广告页里的《新青年》：出版选择与时代阅读

吴珊珊

五四前后，《新青年》持续刊载词典、教材、译著、文学作品和相关刊物广告。书籍推荐本身即是广告经营的一部分，首先服务于书社的销售、发行与市场拓展；但刊载何种书刊、将哪些内容置于同一版面，也在客观上勾勒了读者继续阅读的方向。广告页因而既呈现出版市场的实际运作，也把正文提出的问题延伸到购买、学习和讨论之中。

广告页把新思想转化为可学习的知识资源。《英汉双解词典》、英文教本等广告，为跨语言理解提供工具；《青年英文文学丛书》《易卜生号》等推荐，则把文学革命引向世界文学，使个人、家庭、女性和社会关系进入青年视野。这些广告在促进销售书籍的同时，也为正文议题铺设了继续阅读的路径。新文化由此不再停留于思想主张，而落实为词汇、教材、译本和阅读训练，青年也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理解、辨析和运用新知识的能力。

广告页把分散的书目组织为共同的时代问题。《美国公民学》《美国民主政制大纲》把阅读引向公民责任、政治制度和公共生活，《社会经济学》《货币论》引向经济结构与社会运行，《法政学报》又把国际关系、法律制度和现实政治带入视野。重要的不在于某一类书具有决定性作用，而在于它们经由《新青年》进入同一阅读空间，不断提示读者还应读什么、关心什么。国家如何建设、社会如何组织、个人如何参与公共生活，遂从分散议题转化为相互关联的问题，青年读者也由此形成相近的知识关切和公共语言。

广告页呈现出新旧知识资源交错的出版现实。传统读物与现代科学、世界文学、社会科学著作同时出现，正文以论战语言辨析新旧，广告页却记录了不同知识资源在市场中的并置、流通与重组。旧知识既未原样延续，也未骤然退场，而是在新的出版形式和阅读需求中被重新安排。

广告页留下的不只是书刊销售记录，也是新思想获得社会生命的具体轨迹。它连接起刊物、书社、书籍与读者，使思想由文章进入知识结构，使个人阅读汇成共同关切。正是在持续的购买、阅读、比较与讨论中，“新青年”从刊物名称逐渐成为一代人的精神标识；五四运动则使这种在出版与阅读中积累的思想力量、知识力量和青年力量获得集中显现。

（作者为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和地方志编纂办公室一级主任科员）

数智技术赋能红色文化资源挖掘转化研究

卢婧一 高晓巍

数智技术的崛起，为革命旧址保护与红色文化转化提供全新路径，可推动保护从“单点”到“系统”、从“占有”到“激活”、从“旁观”到“参与”的范式转变。

数智技术的介入可从三个理论视角加以审视：技术赋能理论强调保护层→转化层→传播层的递进维度；数字人文视角推动从单一空间认知向多维时空关联跨越；资源行动理论实现从静态遗存到动态资产的价值转化。保护理念正经历三个重要转变：从“单点保护”到“系统保护”，通过数据平台整合分散资源；从“资源占有”到“价值激活”，使红色资源成为可流动、可再生的文化资产；从“旁观式参观”到“沉浸式参与”，让观众成为红色历史的“参与者”和“共情者”。

数智赋能革命旧址保护利用与红色文化挖掘转化的实践路径主要有：

一是数字化采集与数据库建设。江西率先建成全国首个省级红色基因数据库，上线“云游江西”平台，年访问量突破5000万人次。全国范围内数字化建档正从“有什么建什么”向“应建尽建”转变。

二是知识图谱与深度挖掘。长征沿线省份正构建“长征红色资源知识图谱”，将孤立旧址置于人物、事件、组织相互关联的网络之中。

三是沉浸式体验与智能传播。中共一大纪念馆“数字一大·初心之旅”运用VR技术，累计接待近10万人次。各地AR导览、数字人讲解等应用日益普及，推动红色传播从“单向灌输”转向“双向互动”。

四是数字孪生与预防性保护。杨家岭革命旧址建立数字孪生预防性保护系统，通过物联网实时监测墙体倾斜、山体滑坡等风险，实现从抢救性保护向预防性保护转变。

红色文化资源要实现质的飞跃，需经过识别、整合、激活、利用四个阶段。“十五五”时期，应着力构建全国统一的革命旧址数字化平台，推动技术与红色文化内涵深度融合，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完善制度保障体系，探索可持续运营模式。数智赋能正在成为革命旧址保护利用与红色文化传承的新范式，让革命旧址在数字时代焕发新的生机。

（作者分别为政协哈尔滨市委员会文史馆馆长、副研究员，黑龙江省社会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