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价值特征与营造体系

当前，我国城镇化率已接近70%，城市建设的重心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转向存量提质增效。然而，空间供给与居民真实需求之间的错位依然突出，许多老旧小区缺少适老化设施、新建社区缺乏便民服务、公共空间重景观轻实用等问题较为突出。尽管近年来各地在更新改造方面有所探索，但“改而不优”“建而不用”的现象仍不少见。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已不仅是技术问题，更是对城市发展价值逻辑的重新审视。国家层面对此作出系统部署，其落地成效关键在于能否真正回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日常需求。

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价值转向与特征。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要推动城市发展由外延扩张式向内涵提升式转变。这既是对城市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也为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营造提供了指引。衡量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尺度，不再是空间的规模与速度，而是空间能否承载人的尊严、能否回应人的多元需求。城市更新和空间营造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应该是人，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让人民群众在城市中安居乐业。

以人为本是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价值原点。高速增长时期强调效率优先，当前则更注重效率与公平的结合，最终要实现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富裕的现代化。长期以来，城市发展的核心逻辑是效率优先，通过国有土地有偿使用制度释放大量土地资本，催生了史无前例的快速城市化进程。但随着城镇化率不断提升、人口总量迈过拐点，增量空间已极为有限。2025年，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提出“两个转向”，我国城镇化正从快速增长期转向稳定发展期，城市发展正从大规模增量扩张阶段转向以存量提质增效为主的阶段，标志着城市工作的重心正从“有没有”转向“好不好”。这就要求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营造必须关注老城与新区之间、不同收入群体之间在公共服务设施规模、质量和标准上的均等化。从空间生产理论来看，城市空间既是物质存在，也是社会关系的产物。空间的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存在张力，当空间被过度赋予物质属性、强调经济属性而忽视其社会功能、服务人的能力时，就产生了“见物不见人”的偏差。因此，过去一些更新实践存在重形象轻民生、重建设轻运营、重规模轻品质的倾向。当前，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应当将空间从交换价值的逻辑中解放出来，回归使用价值，即服务于人的日常生活。

科技向善是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重要支撑。数字时代，科技手段为城市更新与治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也为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营造赋予了新动能。如北京通过人工智能巡检、公共摄像头智能化、接诉即办智能坐席系统等多场景应用，驱动城市治理方式从经验判断向数据驱动跃升。然而，技术本身并不天然带来美好生活。科技创新的核心在于技术应用必须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而非使人成为技术的附庸。在存量更新阶段，城市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正从土地、资本等要素驱动转向依靠治理改革和科技进步带来的全要素生产率提升。智慧城市建设不应停留于技术堆砌，而应回归服务居民日常生活、提升治理效能、增强城市韧性等本质目标。当前，城市发展在智慧社区、城市信息模型平台、数字孪生城市等方面已有积极探索，但距离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仍有差距。未来，需要推动制度变革与科技创新双轮驱动，让技术进步转化为居民可感的便利与安宁。

可感可知是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检验标准。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要融入每一位居民的日常体验之中。支持加装电梯，关乎老年人和行动不便者能否安心居家养老；背街小巷整治、小微公共空间改造，关系居民出行的“最初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完善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优化公共活动场地和慢行系统，增设健身休闲运动场所，关系居民日常生活中看似琐碎却实实在在的需求。如上海普陀区曹杨新村对近1500户居民实行“一户一图纸”，根据每户实际情况提供个性化、精细化改造方案。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营造不是疾风骤雨式的运动，而是循序渐进的过程，必须尊重社区的内在肌理和社会网络。可感可知不仅体现在物质环境的改善上，也体现在社区归属感的增强、邻里关系的改善、日常生活秩序的提升等更为柔性的层面。把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作为检验建设成效的最终标尺，让居民成为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创造者和受益者。

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经济—社会—自然”三维营造体系。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在价值取向的引领下，从经济、社会、自然三个维度协同推进。三个维度不是孤立的板块，而是相互支撑、有机统一的整体。经济是基础，社会是归宿，自然是底线。

秉持经营思维，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面向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城市更新是一项激活存量、培育新质生产力、拉动城市经济增长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树立经营思维，摆脱对规模扩张和资源投入的路径依赖，转而推动实现城市内部要素的优化配置、结构升级与动能转换。首先，经营思维要求对城市的资产价值进行重新认知。城市更新的核心驱动力，过去是土地增值，但在存量时代，则是土地上承载的功能、产业、人才和活力。追求资产增值不能把地产增值作为唯一目标，而应追求综合资产增值，既要算经济账，也要算政治账、文化账。老旧厂区不是一拆了之，而是通过功能转换植入新业态；老旧商业街区不是大拆大建，而是完善功能布局，丰富文商旅体展等融合业态。其次，经营思维要求从开发走向运营。存量时代规划引领的实施，需要把内容和场景结合起来，充分尊重运营，才能使更新落地。老旧交通枢纽与周边街区的一体化更新、养老托育服务设施的建设和改造，都涉及后续运营模式的可持续性。最后，经营思维要求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投资于物指硬件设施的改善，如建筑修缮、管网更新、公共空间改造。投资于人指人力资本的积累、社区自组织能力的培育、消费环境的营造以及居民就业技能的提升。二者结合的核心在于物质更新要服务于人的能力发展和活力激发。例如，老旧小区加装电梯后，应同步配套社区食堂、日间照料等养老服务，让设施真正便利老年人；商业街区改造时，应嵌入创业孵化空间和技能培训站，使商户和居民能借助新场景提升经营能力。城市更新关键是人、地、钱关系的协同适配，特别要以投资促消费。通过改善物质环境提升居民生活品质，进而激发消费意愿和社区参与热情，形成“物促人、人活物”的良性循环。

坚持多元共治，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和完整社区建设。公共参与的深化、基层治理的完善、社区文明的培育，都是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不可或缺的社会根基。城市更新通过物质空间更新引发社会空间效应，空间正义是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在社会维度上的核心诉求，空间资源配置应当以公平正义为规则导向。因此，城市更新不是政府的独角戏，而应成为政府、市场、社会等多方主体围绕公共议题达成共识的共同参与行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社会维度的核心内容，人均享有的公共服务和保障性、救助性福祉的相对均衡与充分释放，将成为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的标识。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简单地在空间上平均布点，而是要针对不同人群的实际需求精准配置，如在老年人口比例高的社区优先安排养老服务和适老化改造，在年轻家庭集中的区域重点保障托育服务和儿童活动空间。完整社区建设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载体，其目的是提升居民的生活品质和社区凝聚力。完善社区基本公共服务设施，补齐便民商业服务设施短板，优化公共活动场地和慢行系统，离不开物质层面的更新改善，更需要结合改造同步完善长效管理机制。推动城市治理从单向管理向多元共治转型，构建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城市治理共同体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社区文明。

重视生态韧性，加强气候变化和极端天气气候事件的应对能力。当前，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呈频发态势，从特大暴雨到极端高温，从城市热岛效应加剧到冬季极端寒潮，城市面临内涝、高温、极寒等多重挑战的交织叠加。应对多元化的极端气候风险，建立系统性气候韧性，需要从多个维度协同发力。首先，韧性建设需要尺度拓展。各类灾害正逐步成为关乎全国性、系统性、流域性的重大课题。以极端强降雨为例，持续数日的降水本质上已超出单个城市的排水能力范畴，而是整个流域水文循环的异常表现。因此，应对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需要跨越更大区域乃至流域尺度，统筹上下游的水库调度、河道疏浚、蓄滞洪区规划，以及跨行政区的应急联动机制。如京津冀地区已探索建立潮白河流域联合防汛体系。其次，韧性建设需要体系构建。应对城市洪涝灾害，需统筹构建包含管网排水、内河排涝、区域河道行洪与应急管理体制紧密衔接的综合防灾体系。如北京城市副中心将绿色低碳与气候韧性理念深度融入规划建设，构建“通州堰”综合防洪体系。应对城市高温热浪，需通过增加城市绿地与水体比例、优化建筑布局以改善通风条件、推广屋顶绿化和立体绿化等方式综合施策。最后，韧性建设需要理念转变。长期以来，城市发展存在重地上轻地下、重资本积累轻标准提升等倾向，这在极端天气气候事件频发的今天亟须改变。韧性建设要求在基础设施建设中留有余地、保有弹性，在空间布局上为不确定性预留足够的缓冲空间，尤其不能把应对常规问题的工具当作解决极端问题的万能药方。这既是工程技术问题，更是发展理念问题，需要以更加审慎和前瞻的态度审视城市与自然的关系，推动城市从被动应对走向主动适应，从单一工程措施走向系统治理，在安全底线之上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

（作者单位：清华大学城市治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