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普惠金融“两高一低”难题

我国普惠金融正从规模驱动转向质量优先。实现这一转变，关键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破解首贷难等痛点。

普惠金融是金融强国建设“五篇大文章”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体经济的“毛细血管”，也是推动共同富裕的重要抓手。随着金融“五篇大文章”深入推进，我国广覆盖、多层次的普惠金融服务体系已基本成形，正迎来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型的关键阶段。如何以改革创新破解深层次堵点、激活提质增效新动能，成为新阶段发展普惠金融亟待回答的重要课题。

从规模覆盖看，“十四五”时期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年均增速超20%，民营小微企业授信户数超6000万户，覆盖了约三分之一的经营主体，较2018年末约9.4万亿元规模，增幅超3倍。从质量提升看，截至2026年6月末，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38.88万亿元、同比增长8.03%，农户经营性贷款中信用类占比升至53.53%，过半农户贷款不再需要抵押。从利率价格来看，一季度新发放普惠小微贷款平均利率3.64%，较2025年全年下降0.19个百分点。量、质、价三重维度同步向好，折射出我国普惠金融从“广覆盖”向“高质量”跃升的生动实践。

在肯定阶段性成效的同时，也要客观正视发展中的短板和问题。当前，普惠金融提质增效仍面临不少堵点难点，“两高一低”（成本高、风险高、回报低）的行业共性难题尚未彻底破解。一方面，传统风控模式与普惠需求匹配度不足，不少银行授信仍以不动产抵押为核心，对小微企业的技术专利、市场潜力、纳税信用等“软信息”评估能力薄弱。这导致首贷户拓展难、信用贷投放占比偏低。另一方面，数据孤岛问题仍然制约着数字普惠效能释放，如政务、税务、社保、水电等公共信用数据分散在不同部门，银行全面、及时获取数据的成本较高。这既影响了风控效率，也客观上抬高了普惠金融的服务成本。

今年5月份，金融监管总局首次取消“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增速”的全国统一硬性指标，考核重心转向“稳投放、优结构、提质量、可持续”，首贷户、信用贷、中长期贷款占比等质量指标被置于更突出位置。这一调整，标志着我国普惠金融从规模驱动转向质量优先，从追求“有没有”转向关注“好不好”。推动这一转变实现，关键在于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精准施策破解首贷难、信用贷不足等痛点。

以产品创新破除覆盖盲区。针对缺乏抵押和信用记录的小微企业与农户推出“纯信用贷”；针对“两司两员”开发适配其收入特征的产品；针对老年群体提供适老化服务。同步加快数字化转型，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技术构建适配普惠客群的风控模型，通过分析经营主体的交易流水、纳税记录、行业特性等多维度信息绘制精准信用画像，实现“应贷尽贷”。

以数据共享破除信息壁垒。加快对接政府公共数据平台，深化银税互动、银商合作，将纳税信用、社保缴费、水电燃气、政府采购数据转化为可授信资产；探索“政银企”三方联动的创新模式，比如推广“银税互动”“政采贷”“知识产权质押贷”等成熟产品，把企业的信用资产转化为融资能力，进一步降低普惠融资门槛。

以机制协同破除服务断层。推动大型银行与中小银行分工协作：大型银行发挥主力军作用，瞄准专精特新、高端制造业，满足“短、小、频、急”需求；中小银行立足当地特色化经营，避免头部客群恶性竞价。推动地方普遍建立专项风险补偿机制，明确贴息申领流程与时限，让“敢贷、愿贷、能贷、会贷”有制度依托。金融机构要完善内部尽职免责机制，充分调动基层从业人员的积极性。

普惠金融的本质是“普”与“惠”的统一，是让金融发展成果公平惠及每一个主体。唯有持续以改革创新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以协同共治优化发展生态，才能让金融“活水”精准滴灌至田间地头、车间厂房，让信用价值真正取代抵押物成为融资“硬通货”，推动普惠金融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的跃升，为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加坚实有力的金融支撑。

（作者系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