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宏腾 王凯 铁铮：深刻认识长征胜利历史意义的四个维度

编者按：2026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长征胜利是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历史事件，伟大长征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这一重大革命事件中淬炼出来的宝贵精神财富，是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立足大历史观，从历史自信、历史自觉、历史主动、历史规律四个维度切入，对长征胜利的哲学内涵进行总体性阐释和结构性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揭示其对走好新时代长征路的理论启示。

一、历史自信：长征胜利的信仰根基与本体论前提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自信，既是对奋斗成就的自信，也是对奋斗精神的自信。”长征能够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中从被迫转移转化为战略胜利，其精神层面的根本支撑在于中国共产党人具有坚定的历史自信。这种历史自信是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科学认知，其深层结构包括对马克思主义真理性的理论认同、对中国革命光明前途的深刻确信、对党的领导根本政治保证的制度认同等。

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真理性的坚定信仰，构成历史自信的理论基石。马克思主义区别于其他理论体系的根本特征，在于它不是提供关于未来社会的空想方案，而是通过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分析揭示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既是解释世界的科学指南又是改造世界的有力武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开始了伟大觉醒，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紧密结合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将马克思主义确立为指导思想，但党组织在早期对于如何将这一科学理论与中国具体革命实际相结合，经历了一个认识上的曲折过程。长征胜利的重大历史意义在于，它在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我们党在国共对峙时期处于不利的状态下，以极端实践的形态完成了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真理性的确证，即不是以文本援引的方式，而是以能否解决中国革命的现实问题为标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和长征初期的军事上的严重挫折，不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失去了科学性，而是因为以教条主义和本本主义对待这一理论、使之脱离了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遵义会议后，正确路线之所以能够引导红军从困境中走出来，根本原因正在于它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实现了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的统一。长征途中，党和红军将士能够面对超越生理极限的艰难困苦而始终没有溃散，其深层次的精神支柱就在于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真理的坚定信仰，即确信党的事业是建立在科学认知基础上的正义事业。这种经过实践检验、将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方法论而非教条的彻底认知，构成了历史自信的第一重理论根基，也为后来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持运用其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革命、建设和改革各个历史时期的现实问题提供了认识论前提。

对中国革命光明前途的深刻确信，构成历史自信的信念支撑。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革命光明前途的确信，不是宗教式的彼岸信仰，而是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规律的深刻把握基础上的科学信念。近代以来，面对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各阶层的仁人志士发起了一系列救亡图存的运动，但是最终都归于失败。第一次国共合作失败后，党深刻认识到，要将中华民族从近代以来的衰落中解救出来，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产阶级就必须要独立扛起领导革命的政治使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时代任务。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推翻统治阶级的那个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才能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胜任重建社会的工作。”长征途中，党和红军能够战胜数倍于己的敌人围堵，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始终葆有对中国革命光明前途的坚定历史自信。正是凭着这份自信，红军战士才能在“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的险境中，仍然坚信“革命的烈火是扑不灭的”。正如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所指出的：“中国苏维埃革命有着他雄厚的历史的泉源，他是不能消灭的，他是不能战胜的。”这种论断不是简单的鼓舞士气的口号，而是经过理论和实践的检验后对中国革命前途所作的规律性判断，深刻表明了党和红军在摆脱“左”倾教条主义的束缚后，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走向有了清醒的理论自觉。这种对历史必然性的确信，使局部的、暂时的挫折不被理解为终点，而被理解为前进过程中的必经环节。长征中正是党和红军坚信“新局面”的必然到来，才能将二万五千里的战略转移自觉转化为奔赴抗日前线的伟大进军，从而开创了中国革命由西北走向全国的历史新格局。

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坚定认同，构成历史自信的组织与制度保证。恩格斯在《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中指出：“工人的政党不应当成为某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而应当成为一个独立的政党，它有自己的目的和自己的政治。”近代以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有力证明了，无产阶级要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建立自己的独立政党，并在党的领导下开展自觉的斗争。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必然要体现在坚决执行党的领导上。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了遵义会议。它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背景下召开的，是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历史表明，在最危急的关头，正是党中央的拨乱反正和正确领导，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遵义会议之所以成为党的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是因为它实际上确立了正确的领导核心，使党和红军重新获得了科学判断形势、正确制定战略的能力。长征的胜利不是个别人物的胜利，而是党的领导的胜利，是民主集中制原则在极端困难的实践中经受住考验的结果。毛泽东同志指出：“谁使长征胜利的呢？是共产党。没有共产党，这样的长征是不可能设想的。”党的领导之所以能构成历史自信的重要维度，在于它解决了革命力量的组织化问题，将分散的个体凝聚成了具有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的集体。正是这一高度组织化的政治优势，使得红军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始终保持着强大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使革命运动从自发行为真正走向自觉行动。长征用铁的事实证明，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认同，源于党的正确路线方针引领革命走向胜利的历史验证，源于党始终代表人民根本利益的政治忠诚，这一认同经过历史的淬炼更加牢不可破，成为中国共产党人历史自信最为坚实的组织和制度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