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历史主动：长征胜利的实践姿态与能动品格
马克思指出，人是“有激情的存在物”，激情、热情是人强烈追求自己的对象的本质力量。人的活动不是外在于人的，而是由主观的、内在的精神因素的驱动，即人可以在特定条件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历史主动所体现的是一种特定的精神状态和意志品质，即对于历史创造的积极姿态、对于对象追求的本质力量的充分发挥。历史主动精神蕴含于中国共产党缔造的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之中。这种不畏艰难险阻、直面风险挑战而顽强拼搏奋斗的强大能动性，来源于中国共产党人对历史创造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客观约束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是历史主动的辩证前提。长征过程中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血战湘江后红军折损过半，革命力量遭受了严重损失。这些客观条件构成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强制约束，任何轻视这种约束的企图，都将在革命实践中付出更加惨重的代价。历史的发展是合力的结果，客观不利条件的约束所给定的从来不是唯一的答案，而是一组可能性的集合。在长征过程中，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部署看似周密严整，实则存在可被红军利用的缝隙与突破口，地方军阀奉命“追剿”但是各怀异志，山川河流的险阻也可以转化为阻敌的天然障碍，关键看如何发挥主观能动性。长征所体现的历史主动精神，核心就在于面对绝境不作困兽之斗，而是于重重围困中寻找转机、在生死一线间争取主动的实践智慧。比如，表现为承认被动以求主动，放弃不切实际的阵地战，在流动中保持有生力量；表现为洞察矛盾以制敌，利用地方军阀和国民党中央军的猜忌寻找突破口；落实为扎根大地以图存，熟悉地形民情，严明军队纪律，实行民族团结政策，在崇山峻岭中灵活穿越、在群众支持下获得了补给休整。长征途中红军四渡赤水，以弱胜强、出奇制胜，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是党和红军在不利条件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光辉典范。这种在种种不利限制中开辟前进道路的智慧，集中体现了党和红军对客观条件的辩证把握，体现出深刻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并在后来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中得到延续和不断深化。比如，抗日战争时期，党在敌强我弱的总体态势下深入敌后开辟革命根据地，将敌人后方变为斗争前线；新中国成立初期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改革开放之初在思想与体制的束缚下“杀出一条血路”，以建立经济特区的先行先试撬动全局性的变革。可以说，党在每一次历史关头的突破，都是在承认客观约束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发展面临资源环境约束趋紧、外部环境复杂性严峻性上升、改革进入深水区利益格局调整难度增大等新的问题，党中央审时度势提出要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等一系列战略决策。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必须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在被动中谋求主动，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在矛盾斗争中把握战略主动权是历史主动的实践展开。马克思主义矛盾论认为，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能否正确分析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矛盾的主要方面与次要方面的关系，直接影响着能否掌握战略主动权。长征所处的战略环境是一个多重矛盾高度交织的复杂场域，历史主动的实践姿态，在长征中集中体现为对复杂矛盾体系的精准分析和灵活运用。总体上看，与国民党军队之间的敌我军事对抗是贯穿长征全程的主要矛盾，其中伴有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军阀之间深刻的利益冲突，我们党内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之争，红军基本生存需求和恶劣自然条件之间的张力。更深层次的矛盾在于，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在九一八事变后急剧上升，这一根本性的矛盾转换将重新定义中国革命的外部环境与战略任务。在这样一个错综复杂的矛盾网络中，长征中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拨乱反正后，能够准确区分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比如，在国民党军队围追堵截最为紧迫之时，军事生存是最主要矛盾，一切行动围绕打破“围剿”展开；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确立后，政治上的战略选择开始主导军事行动的部署。主要矛盾在不同阶段发生变化后，党的战略重心也随之调整。正是在矛盾转化的关键节点能够作出及时的判断和选择，使得红军在总体被动的态势中始终保持着局部的主动，在不利的客观条件中积累有利因素，最终实现了从战略退却到战略主动的根本转化。红军长征中对于矛盾运动规律的深刻把握，在后来党的奋斗历程中继续深化，成为中国共产党在应对复杂局面时的基本方法论。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需要发扬在长征中形成的坚持运用矛盾观点分析局势的好传统，善于在复杂局面中抓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以矛盾分析的科学方法增强工作的系统性和科学性。
立足当前实践进行前瞻性战略谋划是历史主动的体现。历史主动精神的深层次品质，在于超越眼前局面的应对；实现对历史大势的深刻洞察，在于使当下的每一个战术行动都承载着长远目标的战略内涵。长征之所以成为我们党在革命时期发扬历史主动精神的经典范例，就在于它将一次被迫的战略转移转化为开辟革命新局面的战略进军，在这个过程中党和红军做到了成为“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比如，“北上抗日”战略方针的确立，是长征中党作出的具有战略远见的关键决策之一。这一决策不是转移途中的权宜之计，而是党敏锐地把握了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主要矛盾，将红军的战略转移与民族解放的宏伟目标融为一体的战略抉择，使长征在政治性质上获得了全新的定义。各路红军在长征中始终坚持抗日救国的政治目标，沿途大力宣传抗日救国主张，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帮助组建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军、抗日大同盟等组织，树立了红军英勇之师、正义之师的良好形象。毛泽东同志指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从历史发展的角度上看，这三个比喻的深刻之处在于共同揭示了一个战略命题：一次暂时处于退却态势的军事行动，因其承载的政治方向与历史意义，可以转化为比正面进攻更为深远的战略布局，即向中国人民宣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力量，在群众中有效宣传了革命真理，加快推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这种经过长征淬炼形成的在当下行动中实现长远价值、在战术层面承载战略意图的实践品质，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最鲜明的特征之一。新中国成立后，党在百废待兴之际以前瞻性眼光部署工业化建设；在改革开放初期，通过“三步走”战略谋划跨世纪发展蓝图；进入新时代，党中央明确提出“两步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战略安排，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转化为具体的时间表和路线图，体现了历史主动精神的战略运筹维度。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现代化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通过发扬历史主动精神干出来。”这种历史主动精神的高阶体现就在于既立足当下又能从历史大势上考虑问题，在坚持问题导向的同时又能让每一步都能符合战略全局，在当下与未来之间建立起逻辑的连续性，让每一个阶段的历史选择都与历史前进的方向保持根本的一致性，这也是长征留给当下最宝贵的启示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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