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关于经济工作的几点意见*

(一九七九年十月四日)

  这次座谈会,重点谈经济工作。我对当前和今后经济工作中的若干问题,讲几点意见。
  一、经济工作是当前最大的政治,经济问题是压倒一切的政治问题。不只是当前,恐怕今后长期的工作重点都要放在经济工作上面。
  所谓政治,就是四个现代化。我们开了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据澳大利亚的一个统计材料说,一九七七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为八千七百多美元,占世界第五位。第一位是科威特,一万一千多美元。第二位是瑞士,一万美元。第三位是瑞典,九千四百多美元。第四位是挪威,八千八百多美元。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前一时期我讲了一个意见,等到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就能花多一点力量来援助第三世界的穷国。现在我们力量不行。现在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大概不到三百美元,要提高两三倍不容易。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就是降低原来的设想,完成低的目标,也得很好地抓紧工作,要全力以赴,抓得很细,很具体,很有效。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讲空话是达不到的。这是各级党委的中心工作。
  各级党委除了抓经济工作,还有很多其他工作,但很多问题都涉及经济方面。比如思想路线问题要深入讨论,这个工作不能搞运动,要插到经常工作主要是经济工作里面去做。真理标准问题,结合实际来讨论,恐怕效果好一点,免得搞形式主义。一个生产队怎样提高生产力,怎样利用每一个山头,每一片水面,每一块耕地,每一处边角;一个工厂如何发展生产,增加品种,提高质量,如何改革经营管理方法,打开市场,如何解决职工的困难,如何避免走后门,这样来讨论问题,解放思想,效果会好得多。现在要提倡一种方法,就是要每一个生产队,每一个工厂,每一个学校,具体地解决自己的实际问题。我们过去搞的一些运动,比如学理论,学来学去,就是不结合实际,结果大家厌烦了。当然,不是说政治工作不做了。现在有人认为取消政治部就是不做政治工作了。党是搞什么的?工会是搞什么的?共青团是搞什么的?妇联是搞什么的?还不都是做政治工作的?政治工作是要做的,而且是要好好地做。但是,政治工作要落实到经济上面,政治问题要从经济的角度来解决。比如落实政策问题,就业问题,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回城市问题,这些都是社会、政治问题,主要还是从经济角度来解决。经济不发展,这些问题永远不能解决。所谓政策,也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政策。现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体所有制,解决就业问题,还不是经济的办法?这是用经济政策来解决政治问题。解决这类问题,要想得宽一点,照策上应该灵活一点。总之,要用经济办法解决政治问题、社会问题。要广开门路,多想办法,千方百计,解决问题。我们定下了一个雄心壮志,定下了一个奋斗目标,就要去实现,不能讲空话。还是以前的老话,经济工作要越做越细。
  二、我赞成劲可鼓不可泄。但是要强调一点,我们行要的是鼓实劲,不是鼓虚劲。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要扎实,效果要实实在在。所谓鼓实劲,不鼓虚劲,拿科学的语言来说,就是按客观规律办事。经济工作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弄虚作假,不能空喊口号,要有一套科学的办法。
  按经济规律办事,就要培养一批能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人。我们需要一些专家、懂行的人,现在不懂行的人太多了,“万金油”干部太多了。我们的干部有一千八百万,缺少的是专业干部,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和其他各种专业人员。如果能增加一百万司法干部,增加两百万合格的教员,有五百万科学研究人员,再有两百万会做生意的人,那就比较好了。现在的干部结构不合理,不对路。改变这个状况,是一项相当长期的工作。现在就要着手,不然,有好机器、好设备,也发挥不了作用。我们要相信,我们是能够培养这样一批人才出来的。方毅⑴同志告诉我,冶金部有些司局长很不错,年龄在四十到五十岁之间,都是六十年代或五十年代毕业的大学生,知识分子。这些人很有干劲,而且业务非常熟悉,对外谈判也是能手。我相信各部门都会有这样的人。为什么这些人不能提起来?什么东西障碍我们?要消除障碍。当然,这样的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要有步骤的。但是不从现在开始,不从部分开始,我们的事业就会拖下去,就没有希望了。组织路线是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是没有人才,而是被按住了。与此相关联的,在人事制度方面,可以考虑把退休制度建立起来。全国各个部门和单位设立专门机构,管理退休的、当顾问的人,负责他们的政治待遇、生活福利方面的事情。把退休人员的问题处理好,便于我们选拔人才。这需要做很多的工作,但是不做不行。
  真正鼓实劲,不鼓虚劲,还要求我们的干劲是对头的。比如完成的指标是没有水分的指标,产品是合格的对路的产品。不对路的产品,生产那么多干什么?没有原材料,你搞什么?材料不合格,你怎么干?真正鼓干劲,就是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解决问题。一九七五年整顿铁路时,遇到一个解决铁路工人主要是火车司机洗澡的问题。工人下工一身脏,要洗个澡,那么大的企业,搞些喷头有什么困难?但是没有人管。这样的例子,我相信全国可能有不少。事在人为,只要有人做,就会有效果。一摊子事,索性不解决,那也是一种态度,结果是一事无成。
  三、讲一讲调整。八字方针,核心是调整。调整是为了什么?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这样说,是为了创造条件,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最近在发展速度上,发生一个明后两年工农业总产值是增长百分之八还是百分之六的问题。我的意见,增长百分之六也可以,但一定是不加水分的百分之六,扎扎实实的百分之六,不在乎这两年的速度是高一点还是低一点。文化大革命中公布的数字就有虚假,有重复计算的问题,有产品不对路、质量很差的问题。知道这一点对我们今天考虑问题有好处。以后要求的速度、数字是扎扎实实的,没有水分的,产品要讲质量的,真正能体现我们生产的发展。如果做到这一点,其他的作风也都会变,管理水平、技术水平也会提高,实际得到的利益多得多。还要考虑到,如果到一九八二年、一九八三年,我们的速度不能够更快一点,我看交不了帐。这就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因此,现在的调整还要包括一些准备工作。现在不着手,到时候就形成不了新的生产能力。一个矿井的建设要五六年,一个电站也要五年左右。有些项目真正用钱不是在开头,是在两三年以后,如果现在不着手,那个时候急也没有用。类似这样的事很多,企业的改造革新,新技术的采用,包括技术骨干的培养,现在不着手,到时来不及。我们要瞻前顾后,看远一点。我们的经济工作,只考虑到一九八二年还不行。从一九八三年开始,我们要有比较相应的速度,这不是临时能够办到的,从现在起就要考虑,包括具体的项目。这就要求我们搞计划、考虑问题,面要宽一点,要照顾到三年以后。
  四、我提议充分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外资的问题。我赞成陈云⑵同志那个分析,外资是两种,一种叫自由外汇,一种叫设备贷款。不管哪一种,我们都要利用,因为这个机会太难得了,这个条件不用太可惜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些破坏得很厉害的国家,包括欧洲、日本,都是采用贷款的方式搞起来的,不过它们主要是引进技术、专利。我们现在如果条件利用得好,外资数目可能更大一些。问题是怎样善于使用,怎样使每个项目都能够比较快地见效,包括解决好偿付能力问题。利用外资是一个很大的政策,我认为应该坚持。至于用的办法,主要的方式是合营,某些方面采取补偿贸易的方式,包括外资设厂的方式,我们都采取。我到新加坡去,了解他们利用外资的一些情况。外国人在新加坡设厂,新加坡得到几个好处,一个是外资企业利润的百分之三十五要用来交税,这一部分国家得了;一个是劳务收入,工人得了;还有一个是带动了它的服务行业,这都是收入。我们要下这么个决心,权衡利弊、算清帐,略微吃点亏也干,总归是在中国形成了生产能力,还会带动我们一些企业。我认为,现在研究财经问题,有一个立足点要放在充分利用、善于利用外资上,不利用太可惜了。现在我们有这个条件。外国人为什么要来,他们判断,中国确实有偿付能力。我们有稀有金属,有各种矿藏,有油水。如果没有偿付能力,他不会干的。我们引进每一个项目都要做到必须具有偿付能力。可以先干两件事再说。陈云同志的意见是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研究,我赞成这个意见,应该这样来研究。人家来做生意,就是要赚钱,我们应该使得他们比到别的地方投资得利多,这样才有竞争力。我们的劳动力比较便宜,有这个优越条件。但是,特别吃亏的我们不干。我们干几件事,慢慢就懂了。还有,引进项目必须是能够带动我们自己的。就是说,引进的项目里有好多东西我们能自己干的,都用我们自己的,有些则用它的图纸,用它的规格,由我们来制造。这样,引进一个项目,可以带动一些行业的发展。引进的技术我们掌握了,就能够用到其他方面。
  五、体制问题。究竟我们现在是集中多了,还是分散多了?我看,集中也不够,分散也不够。中央现在手上直接掌握的收入只有那么一点,这算集中?财政体制,总的来说,我们是比较集中的。有些需要下放的,需要给地方上一些,使地方财权多一点,活动余地大一点,总的方针应该是这样。但是也有集中不够的。什么东西该更加集中,什么东西必须下放,具体意见我提不出来,请大家敞开议一下。我肯定,扩大企业自主权,这一条无论如何要坚持,这有利于发展生产。过去我们统得太死,很不利于发展经济。有些肯定是我们的制度卡得过死,特别是外贸。好多制度不利于发展对外贸易,对增加外汇收入不利。比如,武钢的产品可以出口,但是按照现在的国际价格,每一吨要亏损四十元。为什么国家不可以每吨补贴四十元出口呢?它能创汇嘛。好多国家都有出口补贴。这是上层建筑里面的问题,是制度、政策上的问题。我们应该鼓励能够出口的东西出口,能搞到外汇就了不起嘛。现在对财政、银行,有很多反映。有的好项目只花几十万元,就能立即见效,但是财政制度或者是银行制度不允许,一下子就卡死了。这样的事情恐怕是大量的,不是小量的。卡得死死的,动都动不了,怎么行呢?当然也有成千万元的项目,那就必须慎重一点了,但是成千万元的项目也有很快见效的,财政、银行应该支持,这样就活起来了。这不是个简单的财政集中分散的问题。必须把银行真正办成银行。现在每个省市都积压了许多不对路的产品,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过去我们的制度是采取拨款的形式,而不是银行贷款的形式。这个制度必须改革。任何单位要取得物资,要从银行贷款,都要付利息。
  有些情况下面可能不大了解。我想,地方同志提出的意见绝大多数是好的。但是有一条,中央如果不掌握一定数额的资金,好多应该办的地方无力办的大事情,就办不了,一些关键性的只能由中央投资的项目会受到影响。现在全国的企业,包括一些主要企业,很多都下放了,中央掌握的企业收入很有限。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现在一提就是中央集中过多下放太少,没有考虑该集中的必须集中的问题。中央必须保证某些集中。
  总之,大家对经济问题的看法不一致,这是很自然的。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我们有了这么大一个雄心壮志,究竟怎么搞比较顺,比较能够经得起风险,比较能够克服困难,克服障碍,求得比较快的发展,这个问题只能靠大家的集体智慧来解决。所以,这次会议大家要充分地把矛盾摆出来。我主张采取辩论的方法,面对面,不要背靠背,好好辩论辩论。真理就是辩出来的。有同志已提出这个意见,希望能够把中央各部门的设想,各省市同志的设想都摆出来,这次会议不一定完全能够解决,把这些问题摆出来以后,梳几个辫子,权衡利弊,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切不要以为我们原来脑子里考虑的就是完全对的。地方同志对中央部门提了不少意见,也有很尖锐的,但毕竟是从一个角度,从那个省,那个市,那件事,那个问题考虑的,就那个问题的本身来说,无可厚非,可能是很对的,但是从全局来说,有可能办不到。现在我们需要统一的是全局怎么办。这次会议放开把问题摆出来,然后由中央,特别是财经委员会,再来梳辫子,得出比较好的办法。只能说比较好,要说完全正确,我看办不到,万应灵药我们不可能找到,还要看以后的实践。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还要过一两年,修修补补。但是,现在不拿出个统一的东西不行,那样更难办,结果就是画圈圈过日子,等待过日子,你等过去,我等过来,应该快办的事情办慢了,应该解决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我们需要把思想认识统一一下。思想认识统一了,大家就一致行动。
  六、抓紧增产节约。抓紧这一条,我们的速度可能不只是百分之六。文章要经常做在这上面。增产节约不只是今年的事,也不只是明年的事。这两年来,基本建设增加了生产能力,但更主要的是,要把原有的生产能力用好。要讲实在的,真正扎扎实实把品种质量抓上去,特别是抓质量。抓质量,这是调整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如果把这一点抓住了,我们将来得到的益处大,基础就更扎实了。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省、市、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座谈会上讲话的一部分。
  注释:
  ⑴方毅,一九一六年生,福建厦门人。当时任国务院副总理。
  ⑵陈云,一九○五年生,江苏青浦(今属上海)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务院副总理兼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等职。一九五六年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一书记。一九八七年任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

责任编辑:总编室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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