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志：急救车上话今昔

　　这些年来，急救中心也和全国各条战线一样，随着改革开放步伐的不断向前，在不断地发展壮大。每当我坐上120救护车，一路呼啸着到患者家中或事故现场，用先进的设备把一个又一个濒临死亡的生命，从死神的手里抢回来，我心里都会无限感慨。
　　因为，现在我们无论从抢救的设备条件还是从人员的技术水平，都是以前根本无法相比的。
　　这些年来，“120生命线”也在不断进步，不断完善，不断的提升急救水平和救援能力。现在，当百姓需要急救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拨打急救电话“120”。 现在的120急救车每天要出诊七八百次，一年得跑300多万公里，救治病人约20多万人次。无论是在城里，还是在多远的郊区，挂上电话不一会儿，救护车就来了，而且绝对是专业救治，优质服务。
　　拨打120需要点技巧。 第一句就要讲清楚呼叫目的：“喂，这儿有个病人，需要急救车。”接线员会立即把电话转到派车调度那里。这时您必须要把地址说清楚，先说区、再说街道和门牌，最后约定有一个明显标志物的等车地点。要知道咱北京光重名的地方就有七八十个，不讲清楚您让急救车到哪儿找去啊！一旦位置确定了，派车调度就会通过卫星定位系统从全市147个网络急救站里的170辆值班急救车中找出一辆离您最近的，前往救援。
　　这在过去，是连想都不敢想的。
　　回想13年前，我刚到北京急救中心工作的时候，可没有这么多急救站，也没有这么多急救车。不过当时的科主任李宗扬还是拍着我肩膀说：“40年前，我刚上班的时候，连个像样的急救车还都没有呢。”
　　那是五十年代，市政府为了方便群众就医，成立了北京市急救站。呼救电话不是120，是5局5678和5809，这两个号码一用就是30年。 
　　所谓的急救站，其实就是不到300平米的一个小院儿，一张桌子、两部电话就算是当时的指挥调度中心了。站里只有李主任和其他几名经过短期培训的医务人员。每天两个值班员，一手接电话、一手拿笔，飞快地记下患者地址后，大喊一嗓子，就派人出了车。
　　急救车也只有2辆，是用北京刚解放时缴获的旧吉普车改装的。车上没有警报器，喇叭还经常是个哑巴。李主任不得已想了个法子，买了个大铜铃铛，边开车边摇着铃铛示警。
　　再说车上的医疗条件那就更差了，担架是两根木头棍绑上一块帆布做的，破旧的小诊箱里只有几只简单的药品。尽管如此，用过急救车的家属啊还是对李主任千恩万谢的，他们说是新中国才让我们这些穷苦的老百姓享受到了人民医疗的好处。
　　60年代，急救站新添了6辆波兰妮莎牌急救车，这李主任的铜铃铛算是完成了历史使命。到了70年代，20辆国产西北牌急救车走上了工作岗位。不过这种车的质量可不怎么样，加上当时北京路也不好走，时不时的就把司机大夫撂在了半道上，那个急啊就别提了。
　　七十年代末，开始逐步建立了区级急救站，但还是难以满足百姓的需求。现在的三环路以外，在当时就算是“长途”了。遇上三环路以外的求救，车一出去就要一整天！
　　1984年，政府拨了30辆丰田救护车和一整套车载电台。这使急救站与救护车之间的第一次有了无线通讯。车虽然跑得快了，但设备还只有诊箱和氧气袋。曾经有个小伙子在急救车上突发心室颤动，可由于当时急救车上没有除颤设备，眼睁睁看着小伙子不治而亡。这给李主任留下了深深的遗憾。
　　1988年，和平门路口建起中国第一个现代化的急救中心。同时国家把“120”规定为法定急救号码。调度指挥大厅初具规模，30辆崭新的意大利菲亚特急救车飞驰在北京的马路上。车上终于有了除颤器，还配备了心电图、气管插管等高级设备。从此120这个联系着千百万人生命的急救热线驶入了高速发展的快行道。
　　后来李主任退休了，我们年轻一代成了急救车上的主力。记得有天凌晨两点，方庄的一户居民呼叫120，我们的急救车很快来到楼下，一个小保姆上前说：“我家住18层，现在没有电梯，家里只有一位老爷爷快不行了，咱们赶紧上去吧。”我和护士当即拿着32公斤重的抢救设备就往上爬。可当我们气喘嘘嘘地爬上十八层时小保姆却双眼发呆不走了，我说“咱们快进屋啊”小保姆说：“呀，我走错楼了，不是这个楼，是旁边那栋，要不您先歇会儿？”老人的生命要紧，我们立刻又带着32公斤重的设备下了楼，重新爬了一个18层。进了屋，只见一个80岁的老人横躺在床边，面色铁青，呼吸停止。我立即打开除颤器，心电监护显示的是“心室颤动”。这和当年那个小伙子是同一种情况，护士立即将导电膏涂抹在电极板上递给我，我迅速在病人的前胸进行电击抢救。只见老先生的身体一抖，5秒后，已经停止心脏又重新开始了跳动！2周后，老先生康复了，他紧握着我的双手激动地说：“谢谢你救了我的命”。
　　转眼间到了二十一世纪，120指挥中心历经改造已经焕然一新。崭新的雪福莱和奔驰急救车代替了菲亚特。车上安装了卫星定位系统和车载电话，设备也有了新品种：呼吸机、吸痰器、生化检测仪这些只有医院里才有的设备也都陆续搬到了急救车里，这急救车简直就是一个移动的急诊室了。单位为我们年轻医师特别制订了系统的培训计划，还先后送我们到国外去学习。国家也越来越重视院外医疗急救人才的培养，在06年举办了第一届全国急诊急救技能大赛。这种全国性临床技能的竞赛，在我国医学界还是头一次。我和另外两个同事凭借的冷静的发挥夺得了个人和团体冠军。但我们不骄傲，因为作为北京的120，不仅要代表国家水平，更要和世界水平看齐，只有这样才能满足北京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要求。
　　奥运来了。 2008年8月19日，一位南非自行车教练在场馆里突然猝死，现场急救人员迅速对其进行了抢救，病人很快就恢复了呼吸和心跳，当急救车把他转送到医院的时候，病人的神志已经清醒了。近几届奥运会都发生过猝死事件，唯独这个教练在北京被救活了。我们的急救工作者为祖国赢得了荣誉。
　　身为北京市一名急救中心的急救医生，我眼瞅着我们的急救水平，在日新月异的提高，百姓的生命质量因为我们的存在，越来越有保障，我感到由衷的欣慰。同时，我更为能在这条生命线上，亲眼见证我的祖国，我们的政府，为了我们每一位普通公民的生命健康，所做出的不懈努力和不断加大的投入，而感动。 
　　2009年，市政府在北京急救中心三楼建立了公众急救培训基地。我们欣喜地看到有更多的普通人成为了掌握基本急救技能的第一反应者，加入到与死神赛跑的行列。几个月前一个小伙子突然在野外溺水，在场的一名女大学生就用学到的急救技术挽救了他的生命。
　　时光飞逝，今年已经是“120生命线”开通的第二十一个年头了。在这二十一年当中，我们感受着来自党和政府对普通百姓的深切关怀，感受着普通百姓对我们急救中心每一位医护人员的信任和期望。我们深知，我们是党和政府与老百姓连接的纽带，我们肩上的责任重大。在未来的二十一年，在更遥远的将来，120将和北京一起又快又好地发展，将继续守护在百姓身边、战斗在人民需要我们的最前线！

　　（陈志　北京急救中心急救医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