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桁林:以广义分配变革推动效率公平融合共进——答好共同富裕时代课题

桁林讲课

桁林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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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1992年初,邓小平同志在南方谈话中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是具有根本性、全局性的大命题,浓缩了社会主义史。当时我国改革开放已持续了十余年,但对于走什么样的道路,仍存在较大争议,阻碍改革开放进一步走向深入。国际上,自1991年苏联解体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国内一部分人士对一些市场化改革举措忧心忡忡,深怕偏离了社会主义方向。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明确了改革方向,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根本问题,重新定义社会主义,将发展生产力置于核心地位,同时强调共同富裕的目标。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从而有力推动国企改革、价格双轨制并轨、资本市场开放等重大举措,加速中国融入全球化进程。1992年至2012年,中国经济维持了20年高速增长,年均增速达10.2%。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社会主义本质论不仅是改革开放的纲领性宣言,更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重大创新。其核心逻辑在于:只有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积累物质基础,才能为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创造条件,最终实现共同富裕。

一、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一)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汲取智慧和力量

1848年,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这一论断被称为“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一论断主要针对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历史局限性。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内在矛盾。一是有效需求不足(生产和消费之间的矛盾),二是生产生产资料和生产消费资料这两大部类不协调。两大部类协调,是实现社会化大生产的前提条件,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无法自动实现协调,因此便要强行加以实现,从而导致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阶级矛盾不断加剧。资本主义私有制导致生产无限扩张与劳动者购买力相对缩小的矛盾,必然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社会化大生产),还产生了运用这种武器的工人,即无产者,无产阶级成为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两个必然”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发展趋势。

19世纪和20世纪,资本主义通过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实现殖民扩张,21世纪以来,金融霸权以债务输出的形式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进一步扩大,形成“中心—外围”剥削体系,同时转嫁国内有效需求不足、相对过剩的生产危机,推进全球化的同时也加剧了全球范围内的两极分化,进一步扩大了矛盾的范围和程度。2022年,全球最贫穷的一半人口仅拥有世界财富的2%,而最富有的10%人口拥有76%的财富。社会主义的历史使命是针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局限性提出的,一是消灭私有制,通过生产资料公有制,消除阶级剥削的经济基础,二是重塑社会再生产关系,通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协调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生产)与第二部类(消费资料生产)的比例关系,避免资本主义式的生产过剩危机。

(二)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早期实践中吸取经验和教训

从实践中看,社会主义往往在相对落后的地区率先建立,因此发展生产力成为重中之重。马克思如何看待落后国家率先发展社会主义?1881年,当时俄国土地平分社成员查苏利奇致信马克思,询问他对俄国农村公社可能的命运和世界各国都要经过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的历史必然性问题的看法。马克思在回信草稿中提出“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设想,“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同时马克思强调,“一切都取决于它所处的历史环境”。

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我们要辩证地看待“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两个必然”揭示历史发展趋势,“两个决不会”强调历史发展的客观条件,阐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对理解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具有重要意义。

落后国家率先建立社会主义,本质上是特殊历史条件(如战争、民族危机等)与主观革命能动性结合的产物,但生产力发展阶段超越不了,单方面变革生产关系无异于揠苗助长。以苏联为例,1918年到1921年间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试图通过余粮收集制、工业国有化直接过渡到共产主义,忽视农民利益与生产力现实,引发1921年喀琅施塔得水兵叛乱。此后,从1921年到1928年,苏联实行新经济政策,列宁提出“退一步,进两步”,允许私有制、引入市场机制、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到1925年,苏联农业生产已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1928年,新经济政策被工业化运动替代。所以,发挥主观能动性要遵循客观规律。

(三)从我国的理论与实践发展中不断推进现代化进程

1992年,邓小平同志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这是重大理论创新成果。发展生产力是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基础,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这一论断纠正了“唯生产关系论”的误区,将生产力标准与价值目标统一。

落后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后,必须把发展生产力作为首要任务,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任何脱离生产力水平的生产关系变革,都会陷入“左派”幼稚病。社会主义没有固定模式,需在理论与实践的互动中创新。苏联的新经济政策、中国的改革开放,本质上都是对“教条主义”的突破。

不同时期,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和阶段性特征不同。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推动“共同富裕”,体现了历史条件变化下的政策迭代。当前强调共同富裕,并非恢复过去的平均主义,而是通过制度优势避免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也就是避免“拉美化”,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与现代化规律的统一。党的十八大之前,政策的重点是打破平均主义,鼓励生产,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通过沿海地区开放与西部大开发战略,让市场经济体制激发生产要素活力,从而建立起发展的强大物质基础。新时代以来,我们强调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在初次分配环节,坚持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居民收入同步增长、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同时实现劳动报酬同步提高;再分配环节,加大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调节力度和精准性;在三次分配环节,推出反垄断措施,关怀特殊群体。我们致力于探索做大“蛋糕”与分好“蛋糕”之间的动态平衡,既不否定市场经济,也不回到平均主义,而是通过制度创新兼顾效率与公平,既坚持“两个必然”的历史自信,又遵循“两个决不会”的客观规律,在实践中不断探索符合国情的现代化道路。

责任编辑:范璧萱校对:李天翼监审:刘妍君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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