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读书生涯和政治实践（4）

关于荐书。

毛泽东荐书，是一种常态化的事情。一是在会议上公开向领导干部们推荐，目的是要倡导或纠正什么风气。一是私下里向一些个人荐书，用意更具体，往往是针对一些人的情况，希望他们能从所荐之书中有所领悟。这里只讲讲毛泽东晚年私下荐书的情况。李德生担任北京军区司令员时，毛泽东向他推荐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说这是一部军事地理的参考书，可以先读有关华北部分。他还让许世友这位文化水平不高的将军读《红楼梦》，说许世友有些像汉初大将周勃，“厚重少文”。此前许世友觉得《红楼梦》没有什么好读的，那是“吊膀子”的书，毛泽东就对他说：“你要读《红楼梦》，读五遍你才有发言权”。回南京后，许世友让秘书抄成大字本给他读，据说直到去世也没有读完。1973年，王洪文到中央工作后，毛泽东对他的表现不满意，就让他读《后汉书》里的一篇《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他读不懂，就让上海的朱永嘉给他讲。西汉末年，赤眉农民起义军要选一个人当皇帝，就从参加这支起义军的几十个刘氏后裔中，找出三个血统最近的来抽签，结果被一个叫刘盆子的放牛娃抽到了。刘盆子当皇帝后依然故我，不务正业，经常和一帮放牛娃嬉耍，终于没有出息失败下台。毛泽东让王洪文读《刘盆子传》，无非是提醒他，凭资力、能力，王不够格，你要有自知之明，千万不要学刘盆子，要注意学习，长进。传达出毛泽东对王洪文的隐忧。

关于讲书。

如果说荐书是希望人们自己领会，给人讲书，则是直接向人宣达他的思想观点。1942年整风学习期间，毛泽东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逐条讲解斯大林的《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的这篇谈话提出了一个党要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必须具备12个基本条件。毛泽东的讲解是一次相当深入的党性党风教育。1958年11月，他在郑州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解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意在让干部弄清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这些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被丢弃的观点。1959年4月，他在上海会议上讲解《明史·海瑞传》和《三国志》里的《郭嘉传》，目的是提倡领导干部讲真话、讲实话；做事情、订计划要“多谋善断，留有余地”。这些也是为了改变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暴露的一些干部的不良作风。1962年1月，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史记》中记载的刘邦善于纳谏而取得胜利，项羽一意孤行而最终失败“别姬”，是要在党内倡导民主作风。1967年在中央会议上讲解《战国策》中的《触詟说赵太后》一文，则是提醒领导干部在如何教育和锻炼下一代的问题上，要注意不能让子女“位尊而无功，俸厚而无劳”。

读书是获取未知的知识，提升思想的境界。毛泽东把读书作为精神存在和思想提升必要方式，表明未知的东西对他有一种极强的诱惑，要以有涯之生尽量包容、填充那未知的空间。读书对毛泽东来说，也是一种独特的心灵对话，思想交流。在对话交流中除了实现思想境界的提升外，还会实现一种只有读书人才乐于寻求和可能获得的心理期待、智慧愉悦和审美满足。其中感受，或许如鱼饮水，冷暖自知。

读书、编书、荐书和讲书，形成了毛泽东鲜明而独特的文化个性，从而散发出一种令人折服的文化气息和智慧力量。通过毛泽东的读书生涯，我们可以从一个角度了解他的智慧源流，了解他对前人和同时代人创造的思想，提供的知识，积累的经验，是如何吸收、扬弃和发展的。毛泽东留存世间的功业，多多少少也可以从他倘佯的书籍世界里找到一些伏线。也就是说，从毛泽东通过读书积累和营造的“胸中日月”，到他通过实践行动积累和创造的“人间天地”，是有迹可寻的。

当然，时代已经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毛泽东那时喜欢读的书和他强调必须读的书，以及他所发表的有关评论，我们很难一一地去遵循。讲读书之重要，体会毛泽东读书、编书、荐书、讲书的故事，也不能走向读书治国的误区或回复传统的“半部论语治天下”什么的。

但无论怎样讲，毛泽东结合实际的读书精神是永恒的。从毛泽东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对领导干部来说，读书学习是一种历史责任。

（陈晋，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根据5月23日在中央国家机关“强素质，作表率”主题读书讲坛上的讲座内容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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