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景均：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2）

从历史上、从逻辑上来说，我们必须反腐败，从现实来看也要求我们必须反对腐败。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一些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中发生的腐败案件影响恶劣，一些领域腐败现象易发多发。”

当前，腐败问题严重，形势严峻，这可以用大量的数字和案例来证明。改革开放30年来，各地纪委一共查办300万案件，给予党籍政纪处分的350万人。有西方国家就拿这些数字攻击我们说，中国的腐败分子太多了，一年就十多万人。吴官正同志当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以后，就提出要把两个问题分开，一要把违纪和违法分开，二要把违法和腐败分开。违纪不等于违法，违法不等于腐败。有些党员干部受处分是因为违背了各种各样的纪律，比如计划生育方面的、交通事故方面的、安全生产方面等，这些不能说是腐败，要加以区分。

要严格区分就面临一个问题，什么叫腐败？什么叫腐败分子？根据中纪委主要领导的要求，我们在这方面做了研究，最后确定了这样的概念，腐败和腐败分子主要有三个基本要件：第一，腐败和腐败分子主体必须是国家公职人员，或者受委托行使公共权力的人。第二，行为方式是以公共权力谋取私利。假设一个县长在半夜里拿着斧头去抢东西、杀人，这不能叫腐败。第三，以权谋私的程度相当严重，到了触犯刑律，需要受到法律制裁的程度。如果没到这个程度的以权谋私，一般叫不廉洁行为。按照这个标准来衡量，我们大约统计一下，每年因为以权谋私触犯刑律的大概是12000人左右，这个数占全党总人数的万分之一点七。但还有一些是以权谋私的，应该说以权谋私一分钱也是不对的，这种不廉洁行为和那些触犯刑律的腐败之间实际上并没有不可逾越的红线，只是程度不同。

虽然现在腐败分子只是极少数，但有不廉洁行为、以各种方式以权谋私的党员干部却不是少数，这是需要注意的。这些人如果再发展下去也是很危险的。另外一方面，必须要补充说一句，说一些干部有着或轻或重的不廉洁行为，并不是说这些干部都是不好的，这个问题不能划等号。我们都学过历史唯物主义，都知道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做为人民群众的每一个人，哪个没有缺点错误？干部也是人民群众中的一员，他们也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错误，这种缺点错误在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反映和表现是不同的。比如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斗争高于一切，95%以上的干部每天做检查，因为他们或多或少在政治上没有和毛主席党中央保持一致。尽管如此，毛主席还坚定不移地说，我们95%以上的干部是比较好的。今天，干部出现这样那样的不廉洁行为是和经济社会文化背景紧密相连的，这个时候的干部一般不会犯政治路线的错误，而通常是一些不大廉洁的问题，这是带有时代烙印的。

改革开放的第一个10年，全国的省部级干部因为腐败进监狱、判刑的，一共只有两个人。这两个人的犯罪金额，一个是两万多块钱，一个是几千块钱。到上世纪90年代，因腐败问题被判刑的省部级干部上升到15人。2000年到现在还没统计完，已经将近100人。从2人、15个人到100人，这个增长速度比GDP快多了。犯罪金额越来越大，上百万、上亿，最典型的是中石化前老总陈同海受贿金额1亿多元，创造了贪官之最。

治病救人，重在查明病因

这么多年我们不断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可是腐败越来越厉害，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就跟看病一样，如果摸不清楚病因，怎么治病救人？

江泽民曾经讲过四个原因：一是我国有几千年封建主义残余影响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至今仍然存在；二是在实行对外开放的情况下，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和生活方式乘虚而入，侵蚀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三是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过程中，由于体制机制的不健全、不完善、管理和监督工作中存在一些漏洞和薄弱环节，客观上给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留下了可乘之机；四是有些地方和单位对党员干部抓得不紧，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在一部分党员干部中滋长。

胡锦涛同志讲了三条：一是一些党员干部没有真正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经不住权力、金钱、美色和考验；二是在体制改革过程中，各方面制度还不完善，权力运行缺乏有效的制约和监督；三是社会上还存在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和条件。

我们从内因和外因两方面进行分析。

内因方面，主要有这么几点。第一，有一些党员干部，原本就不是无产阶级先进分子，也不是立志为人民服务的公仆，而是专门到党内和干部队伍中捞好处的人。捞好处最早是列宁的十月革命以后提出来的，咱们党也讲过多次。特别是在搞市场经济建设时，很多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儿争来争去。很多人认为，当下捞好处最好的路子就是当官。当了官之后，不但有社会尊严，而且还有很多数不清的好处随之而来。所以很多人就拼命地往公务员队伍里面钻，然后拼命地往领导岗位上钻。这些年很多人不择手段买官卖官，不择手段往上升官，就是一个明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