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1]少年国际第四次大会　即青年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一九二四年七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接受了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提出的“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和“到群众中去”的口号，并强调各国青年团要学习研究列宁主义，特别是学习研究列宁关于帝国主义、民族问题、工农关系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学说。――第1页。
[2]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二五年一月二十六日至三十日在上海召开。这次大会根据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精神，总结了团的二大以后的工作，通过了宣传、组织、团的教育和经济斗争等决议案。大会提出“学习列宁主义”、“获得青年群众”等口号，强调对青年进行马列主义宣传教育，迎接革命高潮的到来。大会修改了团的章程，选举了团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决定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14、19、26页。
[3]第二国际　是继第一国际之后各国社会党和社会主义工人团体的国际联合组织，一八八九年七月在巴黎成立。在恩格斯的指导和影响下，第二国际初期基本上保持了革命的立场。一八九五年恩格斯逝世后，第二国际分裂为左、中、右三派，以伯恩施坦为首的右派和以考茨基为首的中派占据了第二国际的领导地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由于第二国际的大多数党公开支持本国资产阶级政府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第二国际陷于破产。――第2、33页。
[4]郭指郭秉文，当时任南京东南大学校长；胡指胡敦复，当时任上海大同大学校长。一九二五年一月，北京政府教育部决定免去郭秉文的东南大学校长职务，任命胡敦复为东南大学校长。这一人事更迭，反映了军阀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当时东南大学的许多教职员和学生不了解这一政治背景，也介入了这场斗争，一部分反郭拥胡，另一部分反胡拥郭，相持了几个月，后由蒋维乔代理东南大学校长。――第2页。
[5]布列斯特媾和条约　是一九一八年三月苏俄在布列斯特一里托夫斯克（今苏联西部布列斯特）同德国、奥匈帝国、保加利亚、土耳其订立的和约。当时，德帝国主义的军队正侵入苏维埃共和国境内，在前线的俄国旧军队已经瓦解，新的革命军队还没有组织起来。为了使刚成立的苏维埃共和国避免在德军的打击下夭折，列宁主张暂时退却，接受德帝国主义提出的割地、赔款等条件，立刻签订和约。这个和约的签订，使苏维埃共和国赢得了时间去巩固无产阶级的政权，调整经济，建立红军；使无产阶级保持了对农民的领导，集聚了力量，得以在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二○年击溃白军和英、美、法、日、波等国武装干涉者。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国战败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废除这个和约。――第3页。
[6]国家主义　是以抽象的国家概念来掩盖国家阶级本质的一种资产阶级思想。十九世纪开始在欧洲流行。它标榜“国家至上”，主张放弃阶级斗争，效忠于剥削阶级的国家；有些国家主义者还鼓吹“民族优越论”，制造民族间的矛盾和对立，并用保卫祖国的名义鼓动侵略战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一些政治代表，组织了奉行国家主义的中国青 年党，出版《醒狮》周报等刊物，鼓吹国家主义，进行反苏反共活动。该党起初依附于旧军阀，一九二七年后逐渐向国民党靠拢。但在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下，也曾受到排挤。抗日战争爆发后，曾参加民主运动，并于一九四一年参加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五年与国民党达成合作反共协议，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参加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后又参加蒋介石的独裁政府。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去台湾省。――第3、8、179、489页。
[7]五卅惨杀　即五卅惨案。一九二五年五月间，上海、青岛的日本纱厂先后发生工人罢工斗争，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五月十五日，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共产党员顾正红，并伤十余人。五月三十日，上海学生二千余人分头在公共租界进行示威，一百余人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这一暴行引起学生和市民的更大愤慨，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帝国主义的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打伤许多爱国群众。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惨案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公愤，广大工人、学生和部分工商业者，在许多城市和县镇举行游行示威和罢工、罢课、罢市，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第5、15、19、27、483页。
[8]工部局　是帝国主义在上海公共租界设立的行政统治机构。为了进一步搜刮上海人民和箝制舆论自由，上海工部局从一九二一年起相继提出“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等提案。这三项提案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中国人民包括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因此，虽年年提出，也年年遭到反对。一九二五年工部局计划在六月二日的所谓纳税外人特别会上通过这些提案，其中码头捐一项，比原来增加了百分之一百五十。消息传出后，引起了上海广大人民的强烈抗议，成为五卅运动爆发的原因之一。――第7页。
[9]全国劳动大会　指一九二五年五月在广州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这次大会通过了政治斗争、经济斗争、组织问题、工农联合等决议案，正式成立了中华全国总工会。林伟民当选为全总第一届执行委员会委员长。――第12页。
[10]当时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代号是“中学”，因此这个通告中称团组织为“本校”，称团员为“同学”。――第14页。
[11]CP是英文Communist Party的缩写，意为共产党。――第15、20、30、46、57页。
[12]“废约”指废除帝国主义国家同中国政府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提出了这一政治主张。此后至一九二五年五卅运动期间，一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群众进行反帝斗争的一个主要口号。――第16页。
[13]“反奉”指反对奉系军阀。五卅惨案引起的全国反帝爱国运动，遭到了当时控制北洋军阀政府的奉系军阀的镇压。一九二五年八月，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许多地方发起了打倒奉系军阀的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第16页。
[14]指一九二五年十月至十一月间的浙奉战争。一九二五年八月，奉系军阀势力由山东扩大到安徽、江苏，加剧了同占据浙江的直系军阀孙传芳的矛盾。同年十月，孙传芳出兵五路向奉军进攻，奉军在东南地区的势力迅速瓦解，于十一月从江苏、安徽退回山东。――第17页。
[15]总校教务处，这里是当时共青团中央局的代号。――第17页。
[16]大学　是当时中国共产党的代号。――第17页。
[17]曹、吴失败指以曹锟、吴佩孚为首领的直系军阀在一九二四年九月至十一月的第二次直奉战争中被奉系军阀战败。――第19页。
[18]广州政府即中华民国国民政府，通常称广东革命政府。一九二五年三月孙中山逝世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建议下，原以孙中山为首的大元帅制的军政府于七月一日正式改组为委员制的国民政府。当时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担任国民政府主席。――第19页。
[19]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并曾一度把势力扩张到长江以南。一九二五年秋冬间，相继发生了浙奉战争和奉系将领郭松龄联合冯玉祥的国民军倒奉事件，奉系军阀失掉了江苏、安徽、直隶等地盘，其精锐部队也受到重大损失。一九二五年底至一九二六年春，奉系军阀虽然在帝国主义支持下，与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擒杀郭松龄，打败国民军，但实力已逐渐衰弱。――第19页。
[20]CY是英文Communist Youth League的缩写，意为共产主义青年团。――第19、30、32页。
[21]劳动童子团　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建立的少年儿童组织。一九二六年七月，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通过《儿童运动决议案》，提出采用劳动童子团等组织形式开展儿童运动，随后在武汉、广州、上海等城市及广东、湖南、湖北、江西等省农村先后建立了劳动童子团的组织。――第23页。
[22]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二月间，在莫斯科召开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和少共国际（即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通过了关于《中国形势》的决议，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前途。决议虽然指出要争取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但是，实际上主要是指领导工农运动，而反对共产党向国民党争取革命的实际领导权，认为共产党“应当组织（国民党）左派并与之密切合作，不要妄图以共产党员代替他们做领导工作”；决议也没有提出党争取对军队和政府的领导权问题。这个决议对后来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各项决议案有着重要影响。――第25页。
[23]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七日至五月十日在武汉举行。当时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在实际工作中已造成严重恶果，中国革命正处在紧急关头。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之决议》和《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案》等，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指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要争取领导权。但是，大会对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的主要问题，即领导广大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的问题，争取中等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的问题，特别是关于党领导武装斗争的问题，都没有提出切合当时实际的解决办法。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会继续选举陈独秀为党中央总书记，负责领导全党的工作。因此，这次大会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第25、30、42页。
[24]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后，奉系军阀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和蒋介石相呼应，在北京进行反革命大屠杀。四月二十八日，绞死共产党员和革命人士李大钊（字守常）、谭祖尧、邓文辉、谢伯俞、莫同荣、姚彦、张伯华、李银连、杨景山、范鸿（吉力）、谢承常、路友于、英华、张挹兰、阎振三、李昆、吴平地、陶永立、郑培明、方伯务二十人。――第25页。
[25]张作霖（一八七五――一九二八），奉天（今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把持北京政权。一九二六年任安国军总司令。一九二七年四月二十八日杀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李大钊等二十人。――第25页。
[26]张宗昌（一八八一――一九三二），山东掖县人，奉系军阀。一九二六年底任安国军副总司令兼直鲁联军总司令。一九二七年初调集直鲁联军分两路南下援助孙传芳。同年三月，直鲁联军在上海屠杀大批工人、学生。――第25页。
[27]李济深（一八八五――一九五九），广西苍梧人。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留守广州。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五日发动广州反革命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九三三年联合十九路军在福建组织反蒋抗日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抗日战争爆发后，支持中国共产党一致抗日的主张，联合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力量，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策。一九四八年发起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第25页。
[28]国际代表的报告　指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在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上所作的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对《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的草案内容所作的说明；国际决议指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四日公布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第30页。
[29]罗易（一八八七――一九五四），印度人。一九二七年初到中国，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同年七月武汉国民政府叛变后回苏联。――第30页。
[30]鲍罗廷（一八八四――一九五一），苏联人。一九二三年十月到广州，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和苏联政府驻广州革命政府的代表及国民党的政治顾问。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国民政府叛变后回国。――第30、43页。
[31]唐　指唐生智（一八八九――一九七○），湖南东安人。一九二六年响应和参加北伐，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四月任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不久改任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同年七月汪精卫公开叛变，唐也与共产党分离。十月间和南京方面发生战争。失败后通电下野，前往日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第30、44页。
[32]汪　指汪精卫（一八八三――一九四四），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生于广东番禺。早年参加同盟会。一九二五年在广州任国民政府主席。一九二七年七月在武汉发动反革命政变，同年底因与控制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有矛盾，出走法国。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主张对日妥协，是国民党内亲日派首领。一九三八年三月任国民党副总裁，同年十二月公开投降日本帝国主义，后任日本帝国主义扶植的南京傀儡政府主席。――第30、42、175、220页。
[33]孙科（一八九一――一九七三），广东香山（今中山）人。一九二七年任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青年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同年七月参与汪精卫发动的反革命政变。抗日战争时期任国民党政府立法院院长。――第31、175页。
[34]劳动大会　指一九二七年六月在汉口召开的第四次全国劳动大会。大会主要讨论了如何挽救中国革命的问题，通过了政治报告及组织问题、经济斗争等十多个决议案，选出了新的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苏兆征当选为委员长。但是，这次大会没有能够克服右倾投降主义对工人运动的危害。――第31页。
[35]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也由动摇逐步转向反共。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等屈服于反动派的压力，一再妥协退让，不准工农群众向国民党反动派进行反击。同年六月二十八日，他们下令解散武汉工人纠察队，把枪支弹药交给国民党。――第31页。
[36]老头子　指陈独秀。――第31页。
[37]这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对当时中国革命形势的估计。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任弼时在本文中沿用了当时的提法。――第38页。
[38]见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新的译文是：“起义也正如战争或其他各种艺术一样，是一种艺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85页）。――第38页。
[39]参见一九二八年出版的《无产青年》杂志刊载的《列宁在十月革命中主张和言论的一致》一文。――第40页。
[40]马变　即马日事变。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湖南、湖北的反动军官相继叛变革命。五月二十一日，国民党政府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策动下，在长沙发动反革命叛乱，围攻湖南省工会、省农民协会等革命群众组织，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的工农群众。旧时的文电，习惯以通行的诗韵韵目代替日期，以诗韵第二十一韵的韵目“马”字代替二十一日，所以这一天发生的事变被称为马日事变。――第42、241页。
[41]指一九二七年七月三日中共中央在武昌举行的扩大会议上通过的关于国共两党关系的决议，全文共十一条。主要内容有：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共产党员“只是以国民党员资格”参加政府，因此“并不含有联合政权的意义”；为减少政局的纠纷，参加政府工作的共产党员可以“请假”；工农等群众团体“均应受国民党党部之领导与监督”；工农武装“均应服从政府之管理与训练，武汉现有的武装纠察队，为因避免政局之纠纷或误会，可以减少或编入军队”等。这是一个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右倾投降主义的纲领。――第42页。
[42]国际训令　指一九二七年五月底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的紧急指示。指示要求中国共产党坚决发动农民从下面夺取土地；要求改选国民党的领导机构，吸收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里面去；要求动员两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五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要求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去惩办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人民的反动军官。指示虽然反映了共产国际以为汪精卫集团仍能同中国共产党合作的幻想，但是，关于发动农民夺取地主土地和组织共产党员指挥的新军这两条，对于中国革命具有重要指导作用。陈独秀以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为由，不加区别地对五月紧急指示采取了拒绝的态度。――第43页。
[43]独秀　即陈独秀（一八七九――一九四二），安徽怀宁人。一九一五年九月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一九一八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五四运动后，接受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建人之一。在党成立后的最初六年中是党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后期，犯了严重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其后，对于中国革命的前途悲观失望，接受托派观点，在党内成立小组织，进行反党活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被开除出党。后公开进行托派组织活动。一九三二年十月被国民党政府逮捕，一九三七年八月出狱。一九四二年病故于四川江津。――第44、489页。
[44]谭延闿（一八八○――一九三○），湖南茶陵人。一九二七年任武汉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武汉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职。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同年七月参与汪精卫发动的反革命政变。――第44页。
[45]朱培德（一八八九――一九三七），云南盐兴（今禄丰县）人。一九二七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北伐军总预备队总指挥、江西省政府主席等职。马日事变后参与汪精卫发动的“分共”活动，在江西压迫工农运动，并将不少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礼送出境”。――第45页。
[46]张发奎（一八九六――一九八），广东始兴人。一九二七年任武汉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同年七月汪精卫发动反革命政变后，他没有立即参与“分共”活动，并曾向共产国际代表加伦表示要率他所属的第四军、第十一军和第二十军南下返回广东（广东当时为发动四一五反革命政变的李济深所把持）。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八集团军总司令。――第45、166页。
[47]叶挺（一八九六――一九四六），广东惠阳人。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一九二七年任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为总指挥）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同年八月参加领导南昌起义，任前敌总指挥兼第十一军军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新四军军长。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中被蒋介石扣押，一九四六年三月出狱，四月八日由重庆飞返延安时因飞机失事遇难。――第45、198、212页。
[48]罗亦农（一九○二――一九二八），湖南湘潭人。一九二○年八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次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七年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八七会议上当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同年十一月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任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一九二八年四月，由于叛徒告密，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第46页。
[49]一九二八年，国民党政府军在英、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北上攻打奉军。日本帝国主义为阻止国民党势力向北方发展，出兵山东，侵占青岛和胶济路沿线，截断津浦铁路。五月三日，日本侵略军进攻济南并进行大屠杀，在这前后十几天内，惨杀中国军民数千人。这次屠杀事件被称为济南事件，也称济南惨案。同年十月双方正式进行谈判，一九二九年三月达成的协议，将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责一笔勾销，充分暴露了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屈膝妥协的本质。――第46、61页。
[50]黄色工会　原指资本主义国家被资产阶级所收买和控制的工会。一八八七年，法国蒙索明市的一个工厂主收买工贼组织假工会，用以破坏工人罢工。罢工工人打碎了这个工会会所的玻璃窗，资方用黄纸加以裱糊，因而被称为黄色工会。在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国民党所控制的工会，亦被称为黄色工会。――第54页。
[51]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上海总工会被国民党反动派查封，各级工会组织被解散。当时上海工人运动受党内“左”的错误影响，不懂得采取合法斗争、打入黄色工会的策略，一些干部拒绝到有群众的黄色工会中去工作，一味要求组织秘密的赤色工会，发动城市武装暴动。由于严重的白色恐怖和党在工会工作中的“左”的倾向，工人群众对参加赤色工会有重重顾虑，因而赤色工会得不到多大发展。一九二八年初，上海工人经济斗争兴起，黄色工会乘机在工人中大肆进行诱骗活动，而赤色工会的活动阵地则越来越小，逐步脱离了广大群众。――第54页。
[52]奉系军阀　即以张作霖为首的奉天（今辽宁省）籍军阀集团。一九二四年直奉战争以后，奉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一九二八年六月在国民党政府军的进攻下，奉系军阀势力退回关外。――第59页。
[53]国民党政府在“北伐”张作霖取得胜利后，为了树立对外“自主”的形象，于一九二八年六月发起了“改订新约运动”。六月十五日，国民党政府发表对外宣言，提出了重订新约的要求。七月七日外交部又发表宣言称：与各国间条约之已届满期者，废除原约，另订新约；尚未满期者，通过外交手续解除原约，重订新约；其旧约业已满期，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另订临时办法。这一外交活动，是在承认帝国主义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主要对其中关税自主和领事裁判权两项内容进行修订。修订后的新关税条约规定的最高税率仍与一九二六年关税会议议定的税率相同，因而“关税自主”实际是一句空话；而“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要求，从一开始就遭到日本等国的反对，后来虽然进行了一系列的商谈，但毫无结果，到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也就不了了之。――第61页。
[54]指中共中央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二日发出的《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副题为“论武装暴动政策的意义”。――第66页。
[55]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六大以前》，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33页）。――第66页。
[56]这里指国民党政府军一九二八年进行的“北伐”。一九二七年四月和七月，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发动反革命政变，葬送了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事业。一九二八年四月，国民党政府军向奉系军阀用兵“北伐”。六月，奉系军阀势力退到关外，国民党政府军占领京津，战争结束。――第68页。
[57]八七会议　指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这次会议总结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经验教训，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的任务。会议通过了《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和《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这次会议在反对右倾错误的时候，不认识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并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因而为后来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第68页。
[58]赤少队　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内建立的赤卫队（简称赤队）和少年先锋队（简称少队）的统称。赤队是带有地方部队性质的群众武装组织，少队是半军事性的青年群众组织。――第72、83、111页。
[59]蓝衫团　原是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人中组建的小型剧团，以工人身着蓝布短衫而得名。一九三三年，在中央苏区瑞金的工农剧社总社下设立的剧团也称蓝衫团。这里泛指革命根据地的工农剧团一类文艺团体。――第77页。
[60]引自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十二次全会文件《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各支部的任务》。――第80页。
[61]一九三四年八月，原在湘赣边区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六军团奉中共中央命令，在任弼时、萧克、王震领导下突围西征，实行战略转移。十月二十四日，先头部队在黔东的印江县与贺龙、关向应领导的红三军会合，二十六日在四川酉阳南腰界举行会师庆祝大会，随后，红三军恢复红二军团的番号，同红六军团一起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第82、92页。
[62]朱疤子　指当时湖南省慈利一带的反动团防头子朱际凯。――第82、94页。
[63]辰州　即今湖南省沅陵。――第82、98页。
[64]何键（一八八七――一九五六），湖南醴陵人，湖南地方军阀。自一九二九年起任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五年二月任国民党政府“剿匪”军第一路司令，指挥对红二方面军的“围剿”。――第83、113页。
[65]一九三四年底至一九三五年初，正在长征途中的中央红军进入贵州省，位置在红二、红六军团活动地区以西，所以文中称之为西方军。――第83、94页。
[66]第五次“围剿”指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一九三三年九月，蒋介石调集约五十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同时，也向其他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红军屡战不胜，陷于被动。一九三四年十月，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部队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红二十五军，红四方面军，红二、六军团，也先后退出原来所在的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第84、94、97、247、351页。
[67]郭亮，这里指郭亮县，是湘鄂川黔根据地一九三四年底为纪念烈士郭亮而设置的，辖今湖南永顺县东北部地区。红军长征撤离湘鄂川黔根据地后，此建制不复存在。郭亮（一九○一――一九二八），湖南长沙人。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曾任湖南省总工会委员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等职。一九二八年三月在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任内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杀害。――第85页。
[68]周矮子名周燮卿，是国民党政府军驻湖南部队的一个旅长。――第90、94页。
[69]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革命根据地内，红军连队及一些政府机关都设立了列宁室，作为组织干部群众及红军指战员学习革命理论和开展文化娱乐活动的园地。――第95页。
[70]十人团　是当时红二、红六军团中秘密的群众保卫组织，主要任务是协助保卫部门反奸反叛逃。――第96页。
[71]岳州即今湖南省岳阳市。――第98页。
[72]一九三四年二月，蒋介石在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在南昌发起“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生活军事化、艺术化”等为口号，宣扬封建道德和法西斯主义。――第100页。
[73]施南　即今湖北省恩施。――第107页。
[74]西康，旧省名。所属昌都地区在一九五○年十月解放后成立人民解放委员会，归西南军政委员会领导。一九五五年三月，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划归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领导。同年十月，西康省正式撤销，辖区划归四川省。――第115页。
[75]大定　即今贵州省大方县。――第115页。
[76]一九三五年六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四川西北部的懋功（今小金）地区，与同年五月离开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的红四方面军会合。两军会师后，中央红军恢复红军第一方面军的番号。――第116页。
[77]宝庆　即今湖南省邵阳市。――第120页。
[78]晃县　即今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第121页。
[79]引自一九三六年一月七日中央军委致二、六军团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第122页。
[80]平越　即今贵州省福泉县。――第122页。
[81]引自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三日朱德给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第123页。
[82]引自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朱德、张国焘给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第123页。
[83]引自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二日朱德、张国焘给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电报。――第124页。
[84]黑章　即今贵州省赫章县。――第125页。
[85]永北　即今云南省永胜县。――第127页。
[86]迤西，旧道名，治所在今云南省大理。――第127页。
[87]理化　即今四川省理塘县。――第128页。
[88]巴安　即今四川省巴塘县。――第128页。
[89]德荣　即今四川省得荣县――第128页。
[90]定乡　即今四川省乡城县――第128页。
[91]瞻化　即今四川省新龙县。――第128页。
[92]洛甫　即张闻天（一九○○――一九七六），江苏南汇张家宅（今属上海川沙）人。一九三一年九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九三三年一月随同临时中央一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一九三七年时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第132、355页。
[93]西安事变也称“双十二事变”。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略中国，要把中国变为它的殖民地的危急形势下，以张学良将军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将军为首的第十七路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介石拒绝了这个要求，并亲自赶到西安积极部署“剿共”。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张、杨联合行动，在西安附近的临潼扣押了蒋介石，这就是著名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以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准备乘机发动大规模内战，牺牲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由于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并经过中共代表周恩来以及博古（秦邦宪）、叶剑英等的艰苦工作，终于同张学良、杨虎城等一道使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促进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第132、176页。
[94]大陆政策　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用武力吞并朝鲜、侵占中国、称霸亚洲大陆，进而征服全世界的侵略政策。一九二七年六七月间，日本政府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讨论并决定了侵略中国的《对华政策纲领》。据中外报刊揭载，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会后不久写了一个呈送日本天皇的秘密奏折，提出“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使这个计划彻底破产。――第133页。
[95]国民党三中全会　指中国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二日在南京召开。这次会议主要商讨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以及对日本的态度。会议虽然没有批评国民党过去的错误政策，没有制定出明确的抗日方针，但是确定了和平统一、修改选举法、扩大民主、释放政治犯等原则；虽然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提出的谈判条件与中共中央同年二月十日《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所提出的国共合作条件比较接近。――第133、177页。
[96]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指出：“中央认为在目前形势之下，有提出建立民主共和国口号的必要，因为这是团结一切抗日力量来保障中国领土完整和预防中国人民遭受亡国灭种的惨祸的最好方法，而且这也是从广大人民的民主要求产生出来的最适当的统一战线的口号，是较之一部分领土上的苏维埃制度在地域上更普及的民主，较之全中国主要地区上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大大进步的政治制度，因此便更能保障抗日战争的普遍发动与彻底胜利。同时，民主共和国不但能够使全中国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参加到政治生活中来，提高他们的觉悟程度与组织力量，而且也给中国无产阶级及其首领共产党为着将来的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斗争以自由活动的舞台。”――第134页。
[97]毛泽东在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三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指出：当前中日矛盾是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了次要地位，处于服从地位。因中日矛盾尖锐，使得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我们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提出民主共和国口号，取消苏维埃，主要的是因为这一理由。――第134页。
[98]平型关位于山西省繁峙县东北部，是长城要口之一。一九三七年九月二十五日，为配合国民党政府军固守平型关、雁门关等长城隘口，第十八集团军一一五师在平型关附近，对日本侵略军进行了一次伏击战。平型关战斗歼灭日军第五师团（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千多人，缴获大量军需物资，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一个大胜仗。――第136、189页。
[99]忻口位于山西省忻县北部，是晋北通向太原的门户。忻口抗战是一九三七年十月至十一月初中国军队为保卫太原在忻口地区与日本侵略军进行的一次大规模战役。――第139、190页。
[100]崞县，山西省旧县名，治所在今山西省原平县崞阳镇。――第140页。
[101]郝　指郝梦龄，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九军军长。刘　指刘家骐，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九军第五十四师师长。――第141页。
[102]卫立煌（一八九七――一九六○），安徽合肥人。一九三七年十月忻口战役时任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十一月升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第141页。
[103]维持会　是抗日战争期间日本侵略者在我国沦陷区指使汉奸建立的临时性的地方政权。――第143页。
[104]阎百川　即阎锡山（一八八三――一九六○），山西五台河边村（今属定襄）人，长期统治山西的地方军阀。当时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第144、166页。
[105]抗战初期，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影响下，发布过一些进步政令，如减租减息、废除苛捐杂税、优待军人家属、组织民众等。一九三七年八月，周恩来等同志到太原，推动阎锡山共同组成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战动总会保持了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拥有武装的、半政权半群众团体性质的革命组织。它的奋斗目标是积极组织民众、武装民众；实行真正的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实行民主政治，扶植抗日言论、出版、集会之自由。当时的主要任务是在雁北、绥远、察南战地发动和组织群众参加抗日活动。战动总会的主任委员是续范亭。――第144页。
[106]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并吞和控制华北，于十二月十四日扶植汉奸王克敏、王揖唐等在北平成立“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管辖冀、晋、豫、鲁四省及平津两市的伪政权。一九四○年三月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北平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汪伪政权，实际上仍保持相对的独立性。――第150页。
[107]佛朗哥（一八九二――一九七五），西班牙独裁者。曾任西班牙陆军参谋长。一九三六年二月西班牙人民阵线在国会选举中获胜并成立共和国政府后，他被改任加那利群岛驻军司令。同年七月在德意法西斯支持下发动武装叛乱，进攻首都马德里，受到共和国政府和人民长达两年多的坚决抵抗。一九三九年四月夺得政权，自任国家元首、首相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建立了法西斯统治。――第153页。
[108]这里指佛朗哥武装叛乱时，西班牙共和国政府军所控制的西班牙中部和东南部地区的国土面积，而不是指西班牙全境。――第153页。
[109]斯特朗　即安娜·路易斯·斯特朗（一八八五――一九七○），美国进步著作家、新闻记者。一九三六年曾访问西班牙。从一九二五年起，多次访问中国，向世界人民热情宣传中国人民的革命业绩。一九五八年来华定居，一九七○年在北京逝世。――第155页。
[110]日俄战争　指一九○四年至一九○五年日本和沙皇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和朝鲜的权益进行的一次帝国主义战争。战场主要在中国东北境内。俄国在战争中遭到失败，日本的战斗力也消耗殆尽。在美国调停下，一九○五年九月五日两国订立《朴次茅斯和约》，宣告战争结束。日俄战争后，日本取代了沙俄在中国东北的支配地位。――第160页。
[111]卢沟桥事变也称七七事变。卢沟桥距北京（当时称北平）城十余公里，是北京西南的门户。当时北宁路（北京至辽宁沈阳的铁路）沿线，东起山海关，西至北京西南的丰台，都有日本侵略军驻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向卢沟桥中国驻军进攻。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中国驻军奋起抵抗。中国人民英勇的八年抗战，从此开始。――第164页。
[112]上海战争，这里指八一三事变。一九三七年七月日本侵略军侵占平津后，于八月十三日对上海发动大举进攻，中国守军进行了英勇抵抗。十一月中国守军被迫撤退，上海为日军占领。――第165页。
[113]宋哲元（一八八五――一九四○），山东乐陵人。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时是国民党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二十九军军长。――第165页。
[114]程潜（一八八二――一九六八），湖南醴陵人。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一九三八年二月兼任国民党河南省政府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第166页。
[115]李宗仁（一八九一――一九六九），广西临桂人。一九三七年八月起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第166页。
[116]白崇禧（一八九三――一九六六），广西桂林人。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桂林行营主任。――第166、216页。
[117]陈诚（一八九八――一九六五），浙江青田人。一九三七年八月任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一九三八年一月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第166页。
[118]韩复榘（一八九○――一九三八），河北霸县人。当时任国民党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底至一九三八年一月初，在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下，为保存实力，不战而逃，放弃了山东中部和西南部大片国土。一九三八年一月被蒋介石以失地误国罪处死。――第167页。
[119]中英（一八四○年）战争指一八四○年英国为了大量倾销鸦片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又称第一次鸦片战争。在战争中，英国侵略军先后攻占定海、厦门、宁波、上海等沿海城市。一八四二年八月，英军舰船侵入南京江面，清政府被迫同英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英法联军（一八五六年、一八五七年）战争指一八五六年至一八六○年英国和法国为继续扩大鸦片战争的侵略权益，在沙俄、美国支持下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又称第二次鸦片战争。在战争中，英法联军先后攻陷广州、天津、北京等重要都市，劫掠并焚毁圆明园。美国和沙俄也乘机在中国攫取权益。清政府屈从英、法、俄、美四国压力，被迫签订《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的独立主权再一次受到严重损害。中法（一八八四年）战争指一八八三年至一八八五年法国侵略中国的战争。在战争中，法国侵略军受到冯子材等率领的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怯懦，先后签订了屈辱的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和中法新约，使法国在战场失利的形势下达到了打开中国西南边省门户，扩大侵华权益的目的。中日（一八九四年）战争指一八九四年（甲午年）日本发动的侵略中国的战争，又称甲午战争。在战争中，中国方面在陆战和海战中都遭到失败，大连、旅顺及辽东半岛相继陷落，清军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一八九五年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了《马关条约》，大大加深了中国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八国联军（一九○○年）战争指一九○○年英、美、德、法、俄、日、意、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的联军为了镇压义和团运动发动的侵华战争。在战争中，侵略军先后攻陷天津、北京、山海关等地。同时，沙俄又单独出兵侵占我国东北。清政府屈膝乞和，全盘接受帝国主义的条件，于一九○一年九月七日在条件极为苛刻的《辛丑条约》上签字。中日（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战争指日本帝国主义武装进攻中国东北和上海的战争。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军进攻沈阳，而后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面进犯。驻守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一九三二年一月全部撤退到关内，使东北全境沦陷。同年一月二十八日，日本侵略军又武装进攻上海，驻守上海的十九路军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奋起抵抗，使日军受到沉重打击。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破坏，三月初日军大量增兵，中国军队被迫撤出上海。五月五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卖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第167页。
[120]《紧急治罪法》指国民党政府于一九三一年一月三十一日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其中规定：凡从事反对国民党政权的革命活动者处死刑；凡与革命活动发生联系的或以文字图画演说方式进行革命宣传者处死刑、无期徒刑或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凡组织进步文化团体、集会宣传反法西斯主义者处五年以上十五年以下有期徒刑等。紧急治罪法的颁布标志着当时国民党统治的日益法西斯化。――第168页。
[121]人民政治参议院　指国民参政会，是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于一九三八年三月三十一日决议设置的最高咨询机关。参政员由国民党政府指定，其中国民党人占大多数。第一届第一次国民参政会于一九三八年七月在武汉召开。国民参政会成立初期，对于团结全国人民，发扬抗日民主，推动全面抗战起了一定作用。随着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发展，国民参政会越来越成为国民党政府的御用工具。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召开“国民大会”，国民参政会于一九四七年五月举行第四届第三次大会后撤销。――第168、223、225页。
[122]两马　指马步芳、马鸿逵。马步芳（一九○三――一九七五），甘肃临夏人，青海军阀。抗日战争期间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八十二军军长、青海省政府主席等职。马鸿逵（一八九二――一九七○），甘肃临夏人，宁夏军阀。抗日战争期间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第十七集团军总司令、宁夏省政府主席等职。――第168、219页。
[123]台儿庄在今山东省枣庄市东南部（抗日战争时期属峄县管辖）。一九三八年三月中旬，侵华日军为打通津浦线，进犯徐州，连结华北与华中战场，派遣第十（矶谷）师团和第五（板垣）师团分两路向台儿庄进发。中国军队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下进行台儿庄防御战，首先在临沂挫败板垣师团主力，接着从三月二十三日开始围歼孤军深入的矶谷师团，至四月七日结束。台儿庄战役共歼灭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的主力一万余人，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第170页。
[124]政学系是对一九一六年由一部分国民党右翼分子及进步党分子组成的官僚政客集团――政学会的通称。在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它勾结南北军阀，反对孙中山。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党政府成立前后，该系一部分成员先后投靠蒋介石，帮助蒋介石建立和维持反革命统治，又成为国民党内的派系之一，也被称为“新政学系”。其主要成员有黄郛、杨永泰、张群、熊式辉等。张群，一八八九年生，四川华阳（今双流）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熊式辉（一八九三――一九七四），江西安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第175页。
[125]何应钦，一八九○年生，贵州兴义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部长。――第175、216页。
[126]罗卓英（一八九六――一九六一），广东大埔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兼第十八军军长。卫立煌，参见本书注[102]。胡宗南（一八九六――一九六二），浙江孝丰（今属安吉）人。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十七军团军团长，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等职。一九四七年起任国民党政府西安绥靖公署主任。汤恩伯（一九○○――一九五四），浙江武义人。抗日战争期间，先后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二十军团军团长，第三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孙连仲，一八九三年生，河北雄县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第175、216、219、434页。
[127]于学忠（一八九○――一九六四），山东蓬莱人，原东北军爱国将领。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兼第五十一军军长。刘建绪（一八九二――一九七八），湖南醴陵人，原湘军将领。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十集团军总司令。杨虎城（一八九三――一九四九），陕西蒲城人，原西北军爱国将领。曾任国民党政府军第十七路军总指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和张学良一起发动西安事变，次年六月被迫“出洋考察”，十一月回国后被蒋介石长期国禁，一九四九年在重庆被杀害。――第175页。
[128]冯玉祥（一八八二――一九四八），安徽巢县人。一九三六年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兼任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一九三七年冬，被蒋介石解除指挥军队作战的职务。于右任（一八七九――一九六四），陕西三原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监察院院长。张继（一八八二――一九四七），河北沧县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党党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委员等职。邵力子（一八八二――一九六七），浙江绍兴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中央宣传部部长。一九四九年作为国民党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成员参加国共和谈，后留北平未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第175页。
[129]《新华日报》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公开出版的报纸。国民党当局虽然被迫同意该报出版，但对筹备工作百般刁难。该报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一日在武汉正式创刊，数日后，国民党反动派又指使特务到报社印刷部寻衅闹事，捣毁机房，企图破坏报纸正常发行。由于报社全体同志的坚决斗争和不懈努力，保证了报纸的正常出版和发行。――第177页。
[130]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　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九日至十四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张闻天作了《目前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报告，王明作了《如何继续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呢？》的报告，项英作了《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的报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工作报告的决议》等文件。王明在报告中，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否定洛川会议关于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和开展游击战争的方针，由于毛泽东等的抵制，王明的错误意见没有形成会议决议，没有在全党占据统治地位。――第177页。
[131]王明（一九○四――一九七四），安徽金寨人。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同年十一月赴莫斯科担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回国。――第177页。
[132]季米特洛夫（一八八二――一九四九），保加利亚人。一九二一年任工会国际中央理事会理事。一九三五年至一九四三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回国后，任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第177页。
[133]中国党六次大会　指一九二八年六月十八日至七月十一日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瞿秋白作了《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周恩来作了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的报告，刘伯承作了军事问题的补充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苏维埃政权组织、土地、农民等问题决议案和军事工作草案，选举了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这次大会肯定了中国社会仍然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的性质依然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其任务是“驱逐帝国主义者，达到中国底真正统一”、“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并指出民主革命的动力是“中国底无产阶级和农民”。这次会议还指出了当时的政治形势是在两个高潮之间和革命发展是不平衡的，党在当时的总任务不是进攻，不是组织起义，而是争取群众。这次大会的主要方面是正确的，但是对于中间阶级的两面性和反动势力的内部矛盾缺乏正确的估计和适当的政策；对于大革命失败后党所需要的策略上的有秩序的退却，对于农村根据地的重要性和民主革命的长期性，也缺乏必要的认识。――第178页。
[134]十二月宣言　指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王明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对时局宣言》。这个宣言屈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上散布了右倾投降主义论调。――第179页。
[135]两党委员会　即国共两党关系委员会，是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周恩来等在武汉与蒋介石会谈时协商成立的。委员会由中共代表周恩来、王明、博古、叶剑英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张冲、刘健群、康泽组成。由于国民党方面缺乏诚意，两党委员会的工作未能取得积极成果。――第179页。
[136]第三党　即一九三○年由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分子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一九三五年第三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各党各派合作抗日、共赴国难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活动。一九四一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七年改称农工民主党。一九四九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农工民主党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179页。
[137]国家社会党，简称国社党。一九三四年成立。其主要成员是一些地主、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该党标榜国家社会主义，主张改良现有制度，反对暴力革命。抗日战争期间，主张抗日，赞成国共合作，曾参加中国民主同盟，后又依附国民党。一九四六年八月与民主宪政党合并，改称民主社会党。同年十一月参加国民党包办的国民大会。一九四九年随国民党去台湾省。――第179页。
[138]北洋军阀　是清末袁世凯在北方几省首先建立起来的封建军阀集团。一八九五年清政府命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归北洋大臣节制。一九○一年袁世凯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以后，培植党羽，自成派系。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窃取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务，组织了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第一个北洋军阀政府。一九一六年袁死后，这个集团分别在英、日等帝国主义国家支持下分化为直、皖、奉三系，为争权夺利彼此间进行过多次混战。一九二六年院系军阀段祺瑞下台，一九二七年直系军阀被国民革命军消灭，一九二八年奉系军阀政府垮台。至此，北洋军阀反动统治时期结束。――第180页。
[139]庐山军官训练班　即庐山军官训练团，是蒋介石训练反共军事干部的组织。创办于一九三三年七月，地址在江西省的庐山。该团训练围攻红军的嫡系军官，以便普遍推行构筑碉堡以及其他进攻红军的战术。到一九三四年，训练的对象扩大到非嫡系部队的军官，借以加强蒋介石对各地方军阀的控制。一九三七年淞沪抗战后，该团训练中止。――第180、214页。
[140]希特勒（一八八九――一九四五），德国法西斯首领。一九一九年参加德意志工人党（次年改名为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后来成为该党党魁。一九三三年在德国垄断资产阶级支持下出任总理，次年总统兴登堡死后自称国家元首，实行法西斯统治，残酷镇压德国人民革命运动和德国共产党，积极扩军备战。一九三九年九月派德军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九四一年六月大举进攻苏联。一九四五年四月在苏军解放柏林时自杀。――第181、383页。
[141]第三国际又称共产国际，是世界共产党的联合组织，一九一九年三月在列宁领导下成立。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一九四三年五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通过决定，提议解散共产国际，同年六月共产国际正式宣布解散。――第181页。
[142]复兴社　即中华民族复兴社，是蒋介石打着“复兴民族”的旗号，为维护其反革命独裁统治而设立的法西斯秘密组织。一九三二年春成立。一九三八年四月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后，该社绝大多数成员转为公开的三青团员，复兴社宣告解散。――第182页。
[143]党团　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在政府、工会、农会及其他群众组织中建立的党的领导机构。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的党章中，党团改称党组。――第182、257页。
[144]指一九三八年二月二日毛泽东就当时国民党顽固派鼓吹“一党专政”论发表的答延安《新中华报》记者的谈话，谈话全文刊载于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一日《新华日报》。――第183页。
[145]见孙中山《三民主义》（《孙中山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97页）。――第183页。
[146]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前后酝酿的三民主义青年团是各党派合作的一种组织形式，后来没有成立。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正式成立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是国民党控制青年的工具。这个组织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并入国民党。――第183、214、406、431、462页。
[147]国民党临时大会　指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制订了《抗战建国纲领》，规定成立国民参政会，对推动抗战起了一定作用，同时仍然继续坚持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和一党独裁的国家制度。――第184、208页。
[148]陈立夫，一九○○年生，浙江吴兴（今湖州）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张冲（一九○四――一九四一），浙江温州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康泽（一九○四――一九 六七），四川安岳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别动队总队长。曾是复兴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刘健群（一九○二――一九七二），江西吉安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是复兴社的主要负责人之一。――第184页。
[149]法国人民阵线　是一九三五年成立的法国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战线组织。参加者有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和其他党派。一九三六年五月，法国人民阵线在议会选举中获胜，六月组成第一届政府（法国共产党未参加）。在政府中执政的社会党和激进社会党领导人，先后背叛了人民阵线对内保障工农利益、对外实行集体安全的纲领。一九三八年《慕尼黑协定》签订后，人民阵线开始分裂，逐渐失去作用。――第194页。
[150]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关于召集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在一九三八年二月二十七日至三月一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讨论了关于召集党的七大的准备工作问题。由于当时处于紧张的战争环境，这次大会延至一九四五年才召开。――第205页。
[151]抗战建国纲领　是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九日至四月一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订并通过的。其内容包括抗日的军事、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政策。这个纲领被迫对人民作了某些形式上和口头上的让步，如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许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同时继续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第208页。
[152]一九四○年十月，国民党军事当局强令长江南北和黄河以南坚持抗日的新四军、八路军全部开赴黄河以北。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驳斥这一无理要求，一方面从维护抗日大局出发答应将安徽南部的新四军部队调到江北。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的新四军九千余人，取得国民党当局的同意，向江北转移。部队行至安徽泾县茂林地区，遭到七八万国民党军队的突然袭击。经七昼夜浴血奋战，弹尽粮绝，除小部分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第212、225、241页。
[153]中共六中全会　即一九三八年九月二十九日至十一月六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全会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着重批判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错误口号，重申了全党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和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的部署。全会还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中全会告全国同胞、全体将土和国共两党同志书》和党的组织建设方面的几个文件。这次会议基本上克服了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第213、241、254、358页。
[154]引自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论新阶段》。――第213页。
[155]德意日三国军事协定　指《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一九四○年九月二十七日在柏林签订，是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为扩大侵略战争而缔结的公开的侵略性条约。其主要内容是：日本承认德国和意大利“在欧洲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德国和意大利承认日本“在大东亚建立新秩序的领导权”；三国在战争中以一切政治、经济和军事手段相互援助。条约的签订，加速了侵苏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第215页。
[156]顾祝同（一八九三――一九八七），江苏涟水人。当时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上官云相（一八九五――一九六九），山东商河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皖南事变时，顾祝同、上官云相是围攻新四军的直接指挥者。――第217页。
[157]指蒋介石一九四一年一月二十七日在“国民政府纪念周”的讲话《整饬军纪加强抗战》。他在讲话中把在皖南围歼新四军说成是为“整肃军纪”，“制裁违抗命令、危害抗战的军队”，企图以此混淆视听，推卸其破坏抗战的责任。――第218页。
[158]李仙洲，一八九四年生，山东齐河人。皖南事变时任国民党政府军第九十二军军长。一九四七年被中国人民解放军俘虏。一九六○年被特赦释放，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李品仙（一八九二――一九八七），广西苍梧人。皖南事变时任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等职。――第219页。
[159]傅作义（一八九五――一九七四），山西临猗人。皖南事变时任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党政府华北“剿总”总司令、察哈尔省政府主席等职。一九四九年一月率部接受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和平改编，对北平和绥远的和平解放做出了贡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水利电力部部长。――第219页。
[160]宋庆龄（一八九三――一九八一），广东文昌人。当时任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何香凝（一八七八――一九七二），广东南海人。曾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一九三一年反对蒋介石对日不抵抗政策，宣布辞去中央执行委员职务。一九三七年任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理事。柳亚子（一八八七――一九五八），江苏吴江人。当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发生后，宋庆龄、何香凝、柳亚子、彭泽民等在香港发起抗议运动。他们于一月十二日、十八日两次联名致书蒋介石，严厉谴责其破坏团结抗战的行为。――第219页。
[161]指一九四一年三月二日中共方面的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就皖南事变问题在致国民参政会公函中提出的《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内容是：“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各地之被捕人员，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三、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四、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五、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六、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仍维持现状；七、于十八集团军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八、释放叶挺，回任军职；九、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十、退还皖南所有被获人枪；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每派出席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参政会主席团。”――第223页。
[162]一九四○年九月德意日三国签订军事协定，正式结成军事侵略集团。参见本书注[155]。――第225页。
[163]参见本书第217页。――第225页。
[164] “三三制”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根据这一政策，抗日民主政权中人员的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第227、239、248、259、294、343、375、387、433页。
[165]党的十二月指示　指一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关于时局与政策的指示》。这个指示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形势及国民党所采取的一面抗战一面反共的两面政策，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为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应采取的综合联合和斗争两方面策略原则以及包括政权组织、劳动、土地、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的政策，以纠正在许多地方的许多具体政策上表现出来的“左”的倾向。这个指示的后一部分内容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题为《论政策》。――第228页。
[166]陈正人（一九○七――一九七二），江西遂川人。当时任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常委兼组织部部长。――第230页。
[167]见斯大林《关于德国共产党的前途和布尔什维克化》。新的译文是：“必须使党特别是党的领导者完全精通与革命实践有不可分割的联系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12页）。――第234页。
[168]见《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新的译文是：“党只有当自己全体党员都组织成为一个由统一意志、统一行动、统一纪律所团结的统一部队时，才能实际领导工人阶级斗争，把它引向一个总的目标”（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60页）。――第235页。
[169]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新的译文是：“党应当向千百万无组织的非党工人群众灌注斗争的纪律性和计划性、组织性和坚定性。可是，党只有当它自己是纪律性和组织性的体现者的时候，只有当它自己是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部队的时候，才能完成这些任务”（《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263页）。――第236页。
[170]遵义会议　指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遵义举行的扩大会议。这次会议集中讨论和纠正了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红军，挽救了党。――第238页。
[171]张国焘（一八九七――一九七九），江西萍乡人。一九二一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曾被选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一九三一年任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等职。一九三五年六月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今小金）地区会师后，任红军总政治委员。他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另立中央。一九三六年六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随后与红军第二、第四方面军一起北上，十二月到达陕北。一九三七年九月起，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代主席。一九三八年四月，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经西安到武汉，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成为中国革命的叛徒，随即被开除出党。一九七九年死于加拿大。――第240、250、269、275、459页。
[172]立三路线　指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李立三（当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传部长）领导下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主张全国各地都要准备马上起义。不久，订出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随后又将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经常工作陷于停顿。同年九月中共中央召开六届三中全会，纠正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241、275、354页。
[173]苏维埃后期的错误　指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取得了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把中间势力当成“最危险的敌人”；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主张红军夺取中心城市以实现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形成全国的胜利。在军事上，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错误主张的人，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统治达四年之久，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了重大的损失。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第241、275页。
[174]《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于一九四一年八月一日发出；《关于延安干部学校的决定》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十七日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于一九四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发出。――第244页。
[175]这里指毛泽东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所作的《整顿党的作风》（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和《反对党八股》（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两个报告。――第244页。
[176]整风学习运动　指中国共产党自一九四二年起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的方向。――第245、301、393、431页。
[177]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所谓“关东军”进攻沈阳，中国人民习惯上称日本这次侵略行动为九一八事变。事变发生后，驻沈阳及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准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地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第247、351页。
[178]一九三二年一二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军第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同红军作战。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下，十九路军领导人蒋光鼐、蔡廷锴以及与十九路军有历史关系的陈铭枢等认识到同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一九三三年十月，他们代表十九路军与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反蒋初步协定。十一月，他们又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的一部分势力，公开宣布与蒋介石破裂，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这一事件被称为福建事变。一九三四年一月，福建人民政府在蒋介石兵力压迫下失败。――第247页。
[179] “九一决定”即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的《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这个决定针对各抗日根据地由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影响造成的党政军民关系中的一些不协调现象，强调党的领导的一元化，指出党的各级委员会为各地区的最高领导机关，统一各地区的党政军民工作的领导，要求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和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的原则，同时也要注意防止和纠正党委包办政权、民众团体工作的现象。这个决定，增强了党的团结，统一了解放区各组织间的步调，保证了党的方针政策的正确执行。――第256页。
[180] “五一施政纲领”指一九四一年五月一日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提出、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于同年十一月通过的《陕甘宁边区施政纲领》。主要内容包括实行三三制民主政权，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厉行廉洁政治，发展工农业生产，实行自由贸易，发展文教卫生事业，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实行民族平等的原则等二十一条。这个纲领对进一步巩固边区，开展抗日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坚持长期抗战发挥了重要作用。――第260页。
[181]三边，原是陕北定边、安边、靖边三县的统称，这里是指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一个分区，当时辖定边、盐池、靖边、吴旗等县。――第266、325页。
[182]法币　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四日起至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止国民党政府通过中央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后加中国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因为它是法定的全国统一流通的货币，故简称法币。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政府达成协议，边区不再设银行、发行货币，允许法币在边区流通。一九四一年一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对边区实行经济封锁。陕甘宁边区政府被迫于一九四一年一月三十日颁布法令，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同时决定发行陕甘宁边区银行币（简称边币）。――第270、287、303、318、476页。
[183]林伯渠（一八八六――一九六○），湖南临澧人。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第273页。
[184]贺龙（一八九六――一九六九），湖南桑植人。一九一六年率领农民袭击芭茅溪盐局，夺取枪枝建立了武装。后任桑植县讨袁护国军民军总指挥、湘西靖国军团长、四川陆军旅长、建国川军师长、湖南澧州镇守使。一九二六年参加北伐战争，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一九二七年参加南昌起义，任起义军总指挥。同年九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失败后，去湘鄂西地区组建革命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曾任红二军团总指挥。一九三四年率部去贵州东部与红六军团会合后，开辟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先后任红二军团总指挥兼湘鄂川黔军区司令员。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率部长征。一九三六年七月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抗日战争开始后，任八路军一二○师师长，开创了晋西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一九四○年十一月任晋西北军区（后改称晋绥军区）司令员。一九四二年六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第273、275页。
[185]南昌起义　是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中国共产党为了反击以蒋介石、汪精卫为代表的反革命势力而在江西南昌发动的武装起义。起义部队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经过激烈战斗，占领了南昌城。这次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起义部队撤离南昌后南下广东，十月初在潮汕一带遇到优势敌军的围攻而失败。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到达海陆丰地区，继续坚持斗争；另一部分在朱德、陈毅等率领下，转移到湘南，发动湘南起义，一九二八年四月到达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合。――第275页。
[186]参见本书《红二、六军团从湘鄂边到康东北长征经过》一文。――第275页。
[187]三光政策　指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 “扫荡”时实施的烧光、杀光、抢光的政策。――第278页。
[188]见列宁《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新的译文是：“仅仅一般地做一个革命家和社会主义拥护者或共产主义者是不够的。必须善于在每个时机找出链条上的一个特殊环节，必须全力抓住这个环节，以便抓住整个链条并稳稳地准备过渡到下一个环节”（《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26页）。――第279页。
[189]第一次反共高潮发生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至一九四○年三月，国民党政府军胡宗南部袭占了陕甘宁边区的正宁、宁县、镇原等县城，并准备进攻延安；阎锡山在山西发动十二月事变，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抗日团体牺牲救国同盟会；朱怀冰等部袭击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抗日武装在自卫原则下进行反击，打退第一次反共高潮中的军事进攻。第二次反共高潮即皖南事变，参见本书注[152]。――第281页。
[190]参见本书《关于党的一元化领导问题》一文题解。――第282、306页。
[191]固临，陕西省旧县名。一九四八年撤销，辖区分别划归今延长县和延安市。――第286页。
[192]见斯大林《论党工作底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分子及其他两面分子的办法》。新的译文是：“正确领导――这就是说：第一，必须正确决定问题，而要正确决定问题，就非考虑到群众底经验不可，群众是亲身体验到我们领导底结果的。第二，必须组织对正确决定的执行，而要作到这点，非有群众方面的直接帮助不可。第三，必须组织检查对这种决定的执行程度，而要作到这一点，就非有群众底直接帮助不可”（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单行本，第56-57页）。――第288页。
[193]吴满有，陕西横山人，后迁到延安务农。原是雇农，后成为新式富农。在大生产运动中曾被评为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第290、396、411、428页。
[194]见斯大林《论党工作底缺点和消灭托洛茨基两面分子及其他两面分子的办法》。新的译文是：“其所以需要，第一，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审查才能识别工作人员，确定他们的真正品质。其所以需要，第二，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审查才能确定执行机关底优点和缺点。其所以需要，第三，是因为只有这样的审查才能确定任务本身底优点和缺点”（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单行本，第49页）。――第291页。
[195]见斯大林《在党的第十七次代表大会上关于联共（布）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新的译文是：“对执行情况进行很好的检查，这是随时帮助查明机关的工作状况并揭发官僚主义分子和文牍主义分子的探照灯”（《斯大林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48页）。――第291页。
[196]见列宁《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新的译文是：“一个政党对自己的错误所抱的态度，就是衡量这个党是否郑重，是否真正履行它对本阶级和劳动群众所负义务的一个最重要最可靠的尺度。公开承认错误，揭露错误的原因，分析产生错误的环境，仔细讨论改正错误的方法，――这才是一个郑重的党的标志，这就是党履行自己的义务，这才是教育和训练阶级，以至于群众”（《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3页）。――第297页。
[197]高岗（一九○五――一九五四），陕西横山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第297页。
[198]参见毛泽东《<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748页）。――第302页。
[199]一九四三年六月一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着重阐明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这个决定由毛泽东起草，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题目改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第302页。
[200]边币　指一九四一年陕甘宁边区银行发行的货币，流通于陕甘宁边区。――第303、318页。
[201]屯田　是自汉代开始的历代政府利用士兵在驻地或招募农民在一定地区开垦荒废田地的措施。抗日战争时期，为粉碎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对抗日根据地的经济封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驻守边区的部队实行屯田政策，贯彻“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的方针，一些部队的给养从半自给达到完全自给，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克服了严重的经济困难。――第306页。
[202]毛主席关于财经工作的指示　指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报告。其第一章已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题为《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第307页。
[203]旧时，陕西关中地区把那些由土地不足的贫苦农民结合起来集体出雇，为别人耕种以取得工资的组织称之为唐将班子。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唐将班子是一种劳动互助的组织形式。――第312页。
[204]劳动英雄大会　指一九四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十六日在延安召开的陕甘宁边区第一届劳动英雄代表大会。会议总结和交流了陕甘宁边区大生产运动的经验，讨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的方针和办法，奖励了劳动英雄。会议期间，毛泽东作了《组织起来》的讲演，号召发展劳动互助组织。这次会议对边区发展生产，克服由于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顽固派的经济封锁所造成的严重困难，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第313页。
[205]这是当时曾经用过的一个概念，指的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经济。一九四四年三月，毛泽东在《关于边区文化教育问题的讲话》中说，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是封建文化，资本主义社会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社会主义社会是社会主义的文化，新民主主义――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就要有新式资本主义的文化，也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文化。新式资本主义的经济，区别于资本主义经济，也区别于社会主义经济。一九四九年三月，毛泽东指出，这个概念，没有说明在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是国营经济、公营经济，所以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第313页。
[206]在工农业产品交换的比价中，工业品价格越来越偏高，农产品价格越来越偏低，两者好象剪刀张开形状，称为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状价格差距，简称剪刀差。――第322页。
[207]引自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报告《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第344页。
[208]见列宁《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政治报告》。新的译文是：“问题在于负责的共产党员虽然是优秀的，人人知道他忠诚老实，受过苦役折磨，不怕死，可是他不会做买卖，因为他不是生意人，没有学过也不愿学这一行，也不懂得应当从头学起。他是共产党员，是完成了世界上最伟大的革命的革命者，虽然不是四十座金字塔，也是四十个欧洲国家怀着摆脱资本主义的希望凝视着他，然而他应当向那些在粮食行里跑了十来年而懂得这一行的普通店员学习。可是负责的共产党员，忠诚的革命者，他不仅不懂得这一行，甚至还不知道自己不懂得这一行。”（《列宁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624-625页）。――第347页。
[209]七大　即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三日至六月十一日在延安举行。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任弼时主持开幕典礼并讲话。大会决定了党的路线，这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新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的指针。这次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第349、382页。
[210]四中全会　指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通过这次会议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四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内的统治。――第350页。
[211]参见本书注[178]。――第351页。
[212]谭余保（一八九九――一九八○），湖南茶陵人。一九三三年春任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一九三五年七月起任中共湘赣临时省委书记、军政委员会主席兼游击司令部政委。――第353页。
[213]广州暴动　是一九二七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的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十二月十一日，在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和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驻广州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联合广州工人、市郊农民，经过激战，占领了市内绝大部分地区。起义胜利后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十二日，国民党反动军队在帝国主义战舰炮火的掩护下，向广州反扑。起义部队十三日被迫撤出广州，张太雷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撤出的起义部队，分别与海陆丰和左右江、湘南一带的革命武装结合，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第353页。
[214]一九三○年十月底，中共湘东南特委由于还未得到党的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继续执行着立三路线，成立湘东南行动委员会，决定依靠湘东独立师及各县地方武装力量，在湘东南举行总暴动。从当年十一月到次年二月，先后组织了攸县、永兴等地的暴动，使革命力量遭受了损失。一九三一年二月中央派代表到湘东南传达了三中全会精神，这一“左”倾冒险行动遂即停止。――第354页。
[215]吉安位于江西西部，是敌人的军事重镇，当时国民党反动派驻有重兵，是发展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一大障碍。一九二九年十月，中共江西省委决定攻打吉安。一九三○年二月至八月期间，中共赣西南特委组织了八次攻打吉安的作战行动（其中第一次是中共赣西特委组织的）。由于吉安地势险要、工事坚固，加之敌情不明，缺乏主力的配合和必要的攻坚能力，因而八次都未能攻下。――第354页。
[216]五中全会　指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临时中央在江西瑞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第354页。
[217]三中全会　指一九三○年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这次会议指出了李立三的错误，停止了李立三等组织全国总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决定恢复党、团、工会的独立组织和经常性工作，这样，就在中共中央结束了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统治。但是会议没有完全摆脱“左”的观点，对立三路线表现了调和妥协的精神，认为李立三只是犯了“策略上的错误”，而不认为是路线错误。――第355页。
[218]这是当时的认识。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接受了新的‘左’倾路线，使它在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胜利，而开始了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左’倾路线对党的第三次统治。”――第355页。
[219]恩来　即周恩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离上海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共苏区中央局书记。――第355页。
[220]博古　即秦邦宪（一九○七――一九四六），江苏无锡人。一九三一年九月任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主持中央工作。一九三三年一月随同临时中央一起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仍为中央主要负责人。――第355页。
[221]项英（一八九八――一九四一），湖北武昌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三一年一月至四月任中共苏区中央局委员、代理书记。――第355页。
[222]五月决议案　指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一日中共苏区中央局的《关于领导和参加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瓜分中国与扩大民族革命战争运动周的决议》。决议接受了临时中央不正确的批评，承认对政治形势的估量“犯了极严重的一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议根据临时中央的“左”倾路线提出了苏区党要“坚决进行胜利的进攻”，“争取中心城市――赣州、吉安、抚州、南昌与江西及其邻近省区的首先胜利”的要求。――第355页。
[223]罗明（一九○一――一九八七）广东大埔人。一九三三年任中共福建省委代理书记时，认为党在闽西上杭、永定等边缘地区的工作条件比较困难，党的政策应当不同于根据地的巩固地区。当时党内“左”倾错误领导者把这种意见说成是“悲观失望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并开展了所谓“反对罗明路线的斗争”。――第356页。
[224]邓　指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一九三二年冬任中共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领导会昌、寻乌、安远三县工作。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中共江西省委宣传部部长。毛　指毛泽覃（一九○五――一九三五），湖南湘潭人。一九三一年六月任永（丰）、吉（安）、太（和）中心县委书记，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中共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谢 指谢维俊（一九○八――一九三五），湖南耒阳人。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江西省军区第二军分区司令员兼独立第五师师长。古 指古柏（一九○六――一九三五），江西寻乌人。一九三三年三月时是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委员和党团书记。他们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从实际情况出发，曾分别发表过一些有利于反“围剿”和巩固革命根据地的意见，抵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作法。一九三三年三月起被指责为“江西罗明路线的创造者”，遭受残酷斗争，受到撤职等处分。――第356页。
[225]刘士杰，原任中共湘赣省委候补常委，负责职工部工作。一九三三年春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一九三五年叛变投敌。――第356页。
[226]王震，一九○八年生，湖南浏阳人。一九三三年春，任中共湘赣省委委员、红八军第二十二师政治委员。一九四四年十月，任南下支队司令员，与支队政治委员王首道一起率部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创建了湘鄂赣抗日根据地。――第357、377页。
[227]张启龙（一九○○――一九八七），湖南浏阳人。一九三一年秋至一九三三年夏历任中共湘赣省委委员、常务委员、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兼党团书记、军区总指挥等职。――第357页。
[228]第一次全苏大会即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至二十日在江西瑞金召开，各革命根据地和白区的代表六百余人出席了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大会土地法草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关于经济政策的决定》等文件，宣告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毛泽东被执委会选举为临时中央政府主席。――第357页。
[229]王首道，一九○六年生，湖南浏阳人。一九三一年八月至一九三三年春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一九四四年十月，任南下支队政治委员，与支队司令员王震一起率部向豫鄂湘粤敌后挺进，创建了湘鄂赣抗日根据地。――第358、377页。
[230]甘泗淇（一九○三――一九六四），湖南宁乡人。一九三一年八月至一九三三年历任中共湘赣省委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部长、军区政治委员、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兼国民经济部部长等职。――第358页。
[231]夏曦（一九○一――一九三六），湖南益阳桃江镇（今属桃江县）人。一九三一年一月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被增补为中央委员，同年三月被派往洪湖苏区，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贯彻执行了“左”的肃反政策。一九三四年十一月被撤销领导职务，后任红六军团政治部主任。――第358页。
[232]袁德生（一八九四――一九三三），湖南浏阳人。一九三一年任中共湘赣省委常委、湘赣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后受王明“左”倾错误路线迫害，一九三三年在肃反中被杀害。――第360页。
[233]一九二七年底，毛泽东在江西宁冈县砻市总结工农革命军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时提出了红军三大任务：一、打仗消灭敌人；二、打土豪筹款子；三、做群众工作，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第361页。
[234]指一九三四年八月红六军团的西征。参见本书注[61]。――第361页。
[235]谭思聪（一九○八――一九三二），湖南茶陵人。一九三○年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湘东独立师政治委员。一九三一年任中国工农红军湘赣独立第一师政治委员。一九三二年在战斗中牺牲。――第362页。
[236]谭家述，一九○九年生，湖南茶陵人。一九三○年任湘东独立师第三团团长，一九三四年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二十二师师长。一九三五年任红六军团参谋长。――第362页。
[237]李天柱（一八九九――一九三五），湖南耒阳人。一九三一年任中国工农红军湘赣独立第一师师长。一九三二年任湘赣省军区副总指挥、红八军代军长。一九三五年在赣南突围战斗中牺牲。――第362页。
[238]萧克，一九○八年生，湖南嘉禾人。一九三二年任中共湘赣省委委员、红八军军长。一九三三年任十七师师长。一九三四年任中共湘鄂川黔省委委员、红六军团军团长等职。――第362页。
[239]蔡会文（一九○八――一九三六），湖南攸县人。一九三二年任湘赣军区总指挥兼政治委员、红八军政治委员。一九三六年在战斗中牺牲。――第362页。
[240]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央军委命令红六军团以主力红十七师会合湘鄂赣的红十六师向北行动，破坏敌人的基本运输线――南浔路，威胁南昌，吸引赣东敌人重兵，配合中央红军作战。二月，红十七师向南浔路开进，由红十六师掩护破路，但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无法达成破路任务。三月下旬，红十七师回到湘赣革命根据地。此次北上，红十七师以及湘赣革命根据地都受到削弱。――第363页。
[241]指一九三五年十一月红二、六军团退出湘鄂川黔根据地进行的战略转移。红二、六军团于次年七月到达西康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奉命组成第二方面军，随后与红四方面军一同北上。一九三六年十月，红军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将台堡（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隆德县）地区，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长征胜利结束。――第366页。
[242]陈洪时，一九三四年八月红六军团突围西征后，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兼湘赣省军区政委。一九三五年六月叛变投敌。――第367页。
[243]安南　即越南。――第371页。
[244]一九二七年底，朱德、陈毅等率领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分武装进入湖南南部地区。一九二八年一月，在中共湘南特委和农军的配合下发动起义，相继占领宜章、郴县、永兴、耒阳、资兴等十多个县，建立革命政权，并使工农革命武装迅速扩大到一万余人。由于中共湖南省委、湘南特委执行“左”倾盲动主义的烧杀政策，严重脱离群众，结果，在国民党政府军的进攻下，起义部队被迫撤离湘南地区。四月到达江西宁冈砻市，与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第376页。
[245]李先念，一九○九年生，湖北黄安（今红安）人。当时任新四军第五师师长、中共鄂豫皖湘赣边区党委书记、鄂豫皖湘赣军区司令员。――第377页。
[246]参见本书注[264]。――第379页。
[247]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特务机关曾开办和组织一些伪装进步的报社、书店及文化团体，甚至组织假共产党，诱捕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迫其自首，再让他们加入或留在共产党组织内部，伺机破坏。这种反共策略称为“红旗政策”。在延安整风审干期间，曾出现过对这方面的敌情估计过于严重、反“红旗政策”扩大化的现象。――第379页。
[248]民盟　是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一九四一年成立，原名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四年改今名。成员主要是文教界知识分子。一九四七年被国民党政府宣布为非法团体。一九四八年一月在香港重建组织。同年五月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号召，一九四九年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盟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第390、434页。
[249]一九四四年四月至五月，日本侵略军为打通平汉铁路南段的交通，以五六万人的兵力发起河南战役。国民党政府军蒋鼎文、汤恩伯、胡宗南部约四十万人，在日本侵略军的进攻面前望风而逃，郑州、洛阳等三十八个县市相继陷落，国民党政府军损失兵力近三十万人。――第390页。
[250]三次“左”倾错误　指一九二七年十一月至一九二八年四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一九三○年六月至九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一九三一年一月至一九三五年一月遵义会议前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第393页。
[251]指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上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第393页。
[252]青年救国会　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在各抗日根据地团结各界青年进行抗日活动的群众组织。一九三七年四月在延安召开的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国代表大会，提出《全国青年救国纲领（草案）》，制订《中华青年救国联合会组织简章（草案）》，要求各地建立多种多样的青年救亡团体，并在会上成立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一九三八年十月，中华青年救国团体联合办事处在延安成立，作为全国青年抗日救国运动的领导机关。随后在全国各抗日根据地普遍建立了青年救国会。――第402、484页。
[253]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于一九四九年四月正式建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一九五七年五月，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将团的名称改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404、474、493页。
[254]共青团　这里指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三五年期间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它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先进青年的群众组织，其前身为一九二○年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中共中央为了团结广大青年一致抗日，决定改造共青团，使它成为广泛的群众性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随后，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下相继建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青年救国会等组织，取代了共青团。――第406、489、493页。
[255]陶行知（一八九一――一九四六），安徽歙县人，人民教育家。一九二三年发起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推行平民教育运动。一九二六年起草发表《中华教育改进社改造全国乡村教育宣言》。次年创办晓庄试验乡村师范学校（后改称晓庄学校）。一九三二年办生活教育社和山海工学团。他提出“生活教育”的理论，主张“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教学做合一”，还提倡“小先生制”以开展民众教育。一二九运动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影响下，积极参加民主运动，并认识到教育应为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服务，创办育才学校、社会大学，为人民的革命事业培养了许多人才。这里是强调学习陶行知热心为青少年服务的精神，开展青年团的工作。――第407页。
[256]这里所说的文电指中共中央一九四六年十一月五日发出的《关于建立民主青年团的提议》，提议指出：
　　一、九年来全国的青年工作是有成绩的，解放区的青救会、青抗先、青联会等组织在参战参军，文化教育和其他建设根据地工作中，都起了伟大的作用。在党政军民各方长期努力下，解放区青年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其中并涌现了大批优秀的积极分子，青救会式的组织与活动已经不能满足于这些积极分子的要求，而青年工作也因为缺少积极分子有组织的推动，逐渐松懈，不能发挥应有的力量。这些经验说明青年积极分子需要有一个单独的组织以满足其工作与学习的要求，并成为党团结领导广大青年群众的核心。历史的经验也证明，青年积极分子的组织虽有过若干缺点，但他对于党与军队曾是一个有价值的后备军；在协助党与政府的工作尤其是动员性与改革性的工作中，具有突击作用；在贯彻由下而上的群众工作方法以配合由上而下的行政方法方面，具有加强民主的作用；在残酷的国内战争中，是英勇的支持力量。鉴于这些经验，并鉴于过去共产青年团曾有过的狭隘与第二党作风的错误，和抗战中期青年工作中闹独立性的错误，中央认为，今天应该成立新的青年积极分子组织，此组织应比过去共产青年团更群众化、青年化，政治上接受党的领导，其名称拟定为民主青年团或新民主主义青年团。
　　二、新的青年因吸收一切坚决拥护民主并愿为民主事业积极奋斗的男女青年，其年龄约为十五岁至二十三岁。在组织上实行民主集中制，接受共产党与民主政府的政治领导，进行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党和政府不能直接命令青年团，但青年团必须遵守政府的法令，实行政府对全体人民的命令和号召，而青年团内的党员，则必须服从党的领导。青年团应该是解放区党政军民工作的忠实助手，而不允许成为他们的对立者和妨碍者。青年团应该在为青年和全体人民而服务的基础上，努力创造适合环境特点与青年兴趣的各种方式方法，灵活而有效的团结广大青年进行下列三项基本工作：
　　第一，在党和政府所号召的各种运动中事业中组织和发动广大青年参加并发挥青年的积极作用，估计到今天的战斗情况，军事和半军事的工作应该是主要项目之一。
　　第二，为广大青年的特殊福利和切身需要服务。
　　第三，除实际斗争和事业的锻炼与学习外，进行经常的政治思想教育工作。
　　三、青年团的组织暂以解放区为限，在国民党统治区以及在解放区的军队中是否需要组织，均望各地提出意见，在解放区亦应视各种环境分别研究组织方法，着重在城市学校与人口较集中的村镇中求得发展，首先在较巩固的中心区作起，取得经验去逐步推广。在进行此项工作中并应注意下列几点：（1）党应指定青联干部及一批青年党员作为建团的组织基础；（2）先从建立下层组织和工作作起，防止搭架子的铺张形式主义；（3）各级领导机关完全由群众采取民主的方法依次选举产生，在领导机关内部完全实行少数服从多数，废止委派制；（4）工作尽可能的集中于下层，各级干部做到最大限度的不脱离生产。
　　在青年团普遍成立后，现有的青联会拟转化为各种青年团体的联合大会性质，仍为各地全体青年的代表机构。
　　四、各局各分局接到此项提议后，望召集会议讨论（吸收青年工作干部参加），总结过去经验，研究此项提议是否可行，有无其他办法，并望择地试验，将研究与试验结果报告中央，以便作最后决定。――第407页。
[257]为了照顾中央军委二局体弱有病的同志，任弼时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四日写信给中共中央军委副总参谋长叶剑英、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杨尚昆，建议对这些同志“实行一种休息制度，以利长期工作。除每年能给以一定时间（如一个月分两次）之休息外”，对少数体弱者“由中央及军委给以特别健康补助费”。信中还强调要打破传统的平均主义，“受补助者应确是身体最弱须特加照顾方能保持长期工作下去的同志，并不机械以职位为标准”。从那时开始直到一九四九年建国前夕，二局一直实行休假和健康补助费的制度。――第410页。
[258]中工委原电　指一九四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对冀东区党委的指示。指示提出：解放区各级政权形式应采取从下至上的代表会议制度；一切权力应集中于代表会，县以下代表由区、村人民直接选举，县以上代表由区县代表间接选举；代表会有权审查政府机关的工作和撤换不称职的工作人员。同年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分局及各野战军负责人等批转了这一指示。――第411页。
[259]土地改革　这里指一九四六年至一九四八年在老解放区农村普遍进行的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的革命运动。――第413、438页。
[260]土地会议　指一九四七年七月十七日至九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建屏县（一九五八年并入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的党的全国土地会议。会议总结了一九四六年“五四指示”下达以后土地改革的经验，反对了土地改革中右的倾向，确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起草并通过《中国土地法大纲》，作出了结合土地改革整顿党的组织的决定。《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提供了一个战斗纲领，推动了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会议对会前一段土改中已经出现的“左”的倾向注意不够，对某些地区土改不够彻底和党内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状况估计过于严重，因而使“左”的错误进一步得到发展。――第413页。
[261]一九四七年七月至九月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起草并通过的《中国土地法大纲》，于同年十月十日由中共中央公布施行。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第413、439页。
[262]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至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召集会议（通称十二月会议），讨论通过毛泽东作的《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任弼时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作了这个讲话。――第414页。
[263]见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198页）。――第429页。
[264]在一九四二年开始的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各部委和延安的一些机关、学校于一九四二年下半年先后开始审查干部。一九四三年四月，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要求在整顿党的作风的同时，对全党干部进行一次认真的组织审查。这个决定对敌情作了错误的估计，认为在我党的各级机关中混入了大批内奸分子。七月十五日，当时任中央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的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抢救失足者》的动员报告，进而提出“特务如麻”，号召开展“抢救失足者运动”。此后掀起的“抢救运动”，更使审干工作走偏了方向，发生了搞“逼、供、信”的过火斗争和反特扩大化的错误。中共中央发现这些问题后，及时进行纠正，提出了审干工作应遵循的正确方针和原则，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并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第431页。
[265]一九四七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先后爆发三次规模较大的学生运动。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底至一九四七年初全国各地学生为抗议驻华美军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掀起的反美爱国斗争。第二次是一九四七年五六月间全国六十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参加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第三次是一九四七年十月至十一月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被国民党特务杀害为导火线掀起的全国规模的反迫害运动。这三次大规模学生运动波及整个国民党统治区，声势浩大，形成了中国人民反蒋反美斗争的第二条战线，有力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第431页。
[266]李鼎铭（一八八一――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开明绅士。一九四一年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副议长、边区政府副主席。――第433页。
[267]杜斌丞（一八八八――一九四七），陕西米脂人。早年从事教育工作。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后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在成都、重庆、昆明、西安等地积极参加民主爱国运动，并于一九四四年筹建和主持中国民主同盟西北总支部。一九四五年十月任民盟中央常务委员兼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一九四七年十月，在西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第434页。
[268]整党　指一九四七年冬开始的在全党普遍进行的整顿党组织的运动。这年七月至九月，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决定结合土地改革进行整党，规定了整党的任务及适当的步骤和方法。整党在迅速发展起来以后，一度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左”的偏向，采取所谓“搬石头”的办法，抛开原有的党支部，将原基层干部一律撤职，有的地区甚至大批停止地主、富农家庭出身的党员的党籍。中共中央及时总结这方面的教训，明确规定整党的主要内容为“三查三整”，即查阶级、查思想、查作风以及整顿组织、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指出整党应遵循的方针和原则，使整党工作克服了“左”的偏向，纯洁了党的组织，提高了广大党员和干部的政治思想水平，增强了党的战斗力，促进了土地改革运动的发展。――第438、461页。
[269]兴县讲话　指一九四八年四月一日毛泽东在晋绥军区所在地山西兴县蔡家崖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同年五月六日，这个讲话在《晋察冀日报》公开发表。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第440页。
[270]一九四八年土改整党工作指示是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五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后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题为《一九四八年的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党工作》。――第456页。
[271]老区半老区土改整党工作指示是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党内指示，曾经毛泽东修改，后收入《周恩来选集》上卷，题为《老区半老区的土地改革与整党工作》。――第456页。
[272]即本篇的两个电报。――第456页。
[273]毛泽东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报告中提出：我们的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第457页。
[274]一九四八年九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是当时的预计。一九四八年十一月，由于辽沈战役的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和国民党政府军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仅在质量上，而且在数量上都占优势。结果这个时间缩短为三年半左右。――第457页。
[275]刘　指刘伯承（一八九二――一九八六），四川开县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司令员。邓指邓小平，一九○四年生，四川广安人。当时任晋冀鲁豫野战军政治委员。一九四七年六月三十日，刘伯承、邓小平率领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南下，强渡黄河，向大别山挺进，把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截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建立了鄂豫、皖西、桐柏、江汉等根据地。――第457页。
[276]指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恩格斯著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列宁著的《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以及联共（布）中央特设委员会编的《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第459页。
[277]陈瑾昆（一八八七――一九五九），湖南常德人，法学家。当时任中共中央法律委员会委员、华北人民法院院长。――第460页。
[278]中统　是国民党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的简称。一九三八年设立，由陈果夫、陈立夫控制。其前身是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它残酷地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破坏人民革命，同时控制着国民党的党务、政权、经济、财税、司法、文化教育部门和某些社会团体。一九四七年改组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党员通讯局。――第462页。
[279]军统　是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一九三八年设立，长期由特务头子戴笠控制。其前身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力行社的特务处。它残酷地迫害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破坏人民革命，同时也对国民党军队、警察及行政机关等进行监视和控制。一九四六年军统局改组，属于公开武装特务部分划归国民党政府国防部二厅，秘密核心部分组成国防部保密局。――第462页。
[280]七届二中全会　即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至十三日在河北省建屏县西柏坡村（今属平山）召开。毛泽东向全会作了报告。会议讨论了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乡村转到城市，以生产建设为中心任务的问题。同时着重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分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正确政策，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后，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总任务。全会号召，全党在胜利面前务必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第464页。
[281]指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四九年三月五日），这个报告后来收入《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464页。
[282]迪化，一九五三年改称乌鲁木齐市。――第476页。
[283]金圆券　是国民党政府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起发行的一种纸币。当时规定，以一比三百万的比价限期收兑急剧贬值的法币，并限期收兑民间的金银和外币。由于金圆券并无现金准备，发行又无限制，至一九四九年五月，发行总额由原规定二十亿元增加到近六十八万亿元，结果币值猛跌，物价暴涨。解放后，各地人民政府陆续用人民币把金圆券兑换收回。――第476页。
[284]辽沈战役　是一九四八年九月十二日至十一月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政府军四十七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这一胜利，连同当时其他战场上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根本的变化，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转入了优势。淮海战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六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十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今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这次战役共歼灭国民党政府军五十五万人，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广大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丧失殆尽，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以及上海、武汉等地，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平津战役是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至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一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和华北两个兵团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塘沽、唐山，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地区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人民解放军先后歼灭了新保安、张家口、天津的国民党政府守军；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努力争取，经过谈判，国民党政府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率部接受人民解放军改编，北平和平解放。这次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政府军五十二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地区。――第477页。
[285]八项和平条件　是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关于时局的声明》中提出的，这些条件是：“（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28页）。――第477页。
[286]在任弼时的报告中，此处还有如下一段话：“除开这两种方式之外，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对于不再参加反动军队来进攻解放军，保持中立，或则站在解放军方面来打击国民党反动军队的，可以保持其军队到一定时期再按民主原则来改编，这种方式对于我们消灭最反动的军队来说，是有利的。”这里是指的绥远方式，由于当时对绥远方式的政策还不宜公开，因此这个报告在《人民日报》发表时这段话未公布。――第477页。
[287]新的政治协商会议　指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一九四九年六月在北平召开筹备会，同年九月举行第一届全体会议。它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当时代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制订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选举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一九五四年九月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不再行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但仍然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统一战线组织，在我国的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以及对外友好活动中继续发挥它的重要作用。――第477页。
[288]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76页）。――第478页。
[289]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71页）。――第478页。
[290]见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8页）。――第478页。
[291]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由于战争破坏和自然灾害的影响，政治动荡、经济衰退。为了控制西欧和扩大国外市场，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的一次演说中，建议欧洲国家共同拟订一个“复兴”计划，由美国予以“援助”。七月，英、法、意等十六国在巴黎开会，决定接受马歇尔建议，成立欧洲经济合作委员会（后改为欧洲经济合作组织），提出“欧洲复兴方案”。由于方案是根据马歇尔的建议制订的，故又被称为马歇尔计划。一九四八年四月杜鲁门总统签署美国《一九四八年经济合作法》（即“一九四八年对外援助法”）后，马歇尔计划正式执行。一九五一年底，美国宣布提前结束执行这个计划。――第482页。
[292]北大西洋公约简称“北约”，是一九四九年四月四日美、英、法、荷、比、卢、挪、丹、加、冰、意、葡十二国在华盛顿签订的军事同盟条约，同年八月二十四日起生效。后来希腊、土耳其、德意志联邦共和国陆续加入这个公约组织。――第482页。
[293]太平洋公约后来没有签订。但在一九五四年九月，美国策动英、法、澳、新（西兰）、菲、泰、巴（基斯坦）等八国在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签订了一个“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这是个类似北大西洋公约性质的军事同盟条约。一九五五年条约生效时，成立了东南亚条约组织。一九七七年六月三十日，该组织正式宣布解散。――第482页。
[294]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今北京）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了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全国人民纷纷响应，形成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这次运动，历史上称一二九运动。――第483页。
[295]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新的译文是：“青年问题现在在中国有头等重要的意义。学生青年（革命学生）、工人青年、农民青年――所有这些青年，如果使他们受国民党的思想和政治影响的活，都是一种可以推动革命一日千里地前进的力量”（《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4页）。――第483页。
[296]见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529页）。――第483页。
[297]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新的译文是：“必须注意，谁也不象中国青年那样深刻而敏锐地体验到帝国主义的压迫，谁也不象中国青年那样尖锐而痛楚地感觉到必须和这种压迫作斗争”（《斯大林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94页）。――第484页。
[298]恽代英（一八九五――一九三一），祖籍江苏武进，生于湖北武昌。一九二一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三年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是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的主要编委之一。萧楚女（一八九三――一九二七），湖北汉阳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五年曾与恽代英一起主编《中国青年》。――第489、493页。
[299]参见本书《纪念<中国青年>创刊二十七周年》一文。――第489页。
[300]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是一二九运动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的青年抗日救国组织，一九三六年二月在北平（今北京）成立，不久迅速发展到全国和海外一些地区。国民党统治区的民先队组织，一九三八年被国民党政府强迫解散，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民先队组织后来合并入青年救国会。――第490页。
出处：任弼时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