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基本方针

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190]后和财经办事处及各地财经分会成立以来，一九四三年边区财经工作获得了很大成绩的，最主要的表现是：
　　（一）确实开展了广大群众的生产运动，军队也贯彻实行了屯田政策[201]，使边区的粮食棉花大量增产；公营企业、合作社都有些进步。
　　（二）分区各自负责从农工商业及一部分税收中保障了自己的供给。这一方面刺激了经济的发展，另一方面减轻了政府财政负担，渡过了财政上的困难。
　　（三）公家和部队机关建立了相当雄厚的家务，打下了自力更生的基础。
　　（四）贯彻了统销政策，这对政府收入和供给上是起了作用的。粮食税收工作也有些改进。
　　（五）使陕甘宁和晋西北的财经趋于统一。
　　（六）在分区财经领导统一的基础上，使边区财经工作的领导进一步统一。
　　这些都是去年巨大的成绩。这些成绩，没有高级干部会的整风，毛主席关于财经工作的指示[202]，西北局和财经办事处的领导和督促，以及全党同志的努力，那是不可能取得的。
　　我们应当指出，去年经济建设的成绩是空前的，这些成绩使我们得到下面的巨大收获：一是人民、部队和机关的生活改善了，部分真正达到了丰衣足食的标准。二是党和政府同人民的关系大大地改善了，人民对党和政府表示更亲切的爱护，充实了民主政权的内容。三是由于经济上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使党和陕甘宁边区在全国的政治影响更加扩大了。
　　我们在生产事业上的胜利和发展，给了全国人民以奋斗的方向和信心。事实证明共产党不仅能破坏旧的，而且是有能力来建设新的。当它认真来干这件事的时候，它可以依靠群众力量克服任何可能克服的困难，而且是极富于创造能力的。
　　由于我们去年生产获得成绩，使各方面的工作也随着而获得进步，如军队工作、政府工作、群众工作、防奸工作、文化事业等，特别是领导作风，经过反官僚主义倾向与反军阀主义倾向后有巨大的转变。在这一运动中，党政军民的关系更加团结与巩固，党在群众中的威望更加提高。
　　我们应当足够地估计这些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收获。
　　经济建设大体有两方面的任务――生产和分配（消费），即生产必需物资，并将它适当地分配给消费者。对于自己还不能生产的东西，则必须以多余之物资向外面去交换必需之物资――即以己之所余易己之所无，来满足消费者之需要。这里面就产生了包含生产、贸易、金融、财政等各方面的政策问题，构成整个经济建设的复杂的内容。
　　去年我们在生产方面（主要是农业生产）获得很大成绩，但是在贸易、金融、财政等问题上，还有许多的缺点和错误（有些缺点和错误是相当严重的），表现在生产与消费之间，缺乏恰当的组织和调节，还存在着未能协调配合的严重矛盾。我们在经济建设中的许多方面的工作还是在摸索过程中，尚未能走上正确的轨道，有些缺点错误是应当避免的，但有些缺点错误因为我们还缺乏经验也是难于免除的。
　　我们要正确地掌握经济建设中的各种政策，就必须了解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中，存在一些什么特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经济对比的形势和相互斗争的关系。
　　下面我准备讲讲这个问题。
　

　
二　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边区在经济上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
　　从历史发展过程看，边区经济可分为三个时期：
　　（一）内战时期（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六年）。这时期的特征是带着破坏性质，即以革命的军事政治力量破坏反革命的军事政治力量――革命的内战，以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摧毁旧的封建性质的经济关系，这些都是为着便利于后来经济的发展的。因为战争频繁，一方面是敌人破坏，一方面是战争的需要，人力物力不得不有很大的消耗，时间与环境不可能容许我们进行普遍的、计划性的经济建设。那时的供给是依靠于打土豪没收反动阶级资财解决的。
　　（二）休息民力时期（一九三七年――一九三九年）。这时期内的政策是恢复民力。当时国内已取得和平，对日战争只限于黄河边沿区域，我党在国内外影响大增，因此也获得巨大的外援力量。这种环境容许我们休养民力，也必须使民力休养。人民对政府负担轻微（一九三七年缴公粮仅一万石，一九三八年一万石，一九三九年也仅五万石），因此民力经这三年的培植也逐渐恢复起来。此时政府的财政开支主要依靠外面的捐助筹集，直到一九三九年还有百分之八十七点五是靠外款。边区人民、部队、学校、机关等除食盐、皮毛及大部粮食之外，几项重要生活必需资料如布、棉、铁、纸和部队机关的一部分粮食，一部分煤油，都需要靠外面采购来保障供给。这里表示我们在经济上对外的依赖性是很大的。
　　（三）边区经济发展时期（一九四○年――一九四四年）。这一时期的方针是发展公私经济（工农商业），争取自力更生。从一九三九年底起，国共之间发生军事磨擦，国民党采取经济封锁和停发八路军经费的办法，来断绝我们一切外援，企图藉此削弱打击我们。我们在极端困难之下决心自己动手，从发展农工商业中求得由半自给到全自给。工业在一九三八年已开始创办，但带倡导性；一九四一年有大发展，到一九四二年底止，我们已有公营的纺织、被服、造纸、印刷、化学、工具和石炭等企业六十二个，资金五千九百六十七万零九百六十二元，职工九百九十一人。农业方面，从一九三九年起，耕地面积逐渐扩大，植棉亩数逐年增加，牲畜也是逐年发展的。四年内开荒二百三十五万三千二百六十三亩，植棉由三千多亩增到九万四千多亩。其他如盐的产、运、销，煤油的增产，商业的整理等，也获得相当成绩。一般说是解决了困难，渡过了难关。然而我们在经济建设方面，还带有许多的盲目性，思想认识上有错误和不一致，没有总结经验找出其规律性。
　　经过一九四二年底边区高级干部会议，毛主席总结财经问题以后，思想方针获得一致。去年一年的努力，使边区经济依据正确的规律有着极大的发展。农业开荒百万亩，增产细粮十六万石（超过计划一倍），按总产量和消费量相对比，可余细粮二十二万石。今年计划再开荒百万亩，增产细粮二十万石（连军队在内三十万石）。植棉面积去年已扩大到十五万余亩，产棉花约二百万斤，可供全边区近一半的需要。公私纺织企业共生产大布十万匹。今年计划扩大棉田到三十万亩，产棉花四百五十万斤到五百万斤，棉花收获以后就可以再不要外面供给了。去年造印刷纸五千五百令，迷信纸、麻纸一万二千刀，今年计划纸的生产全部自给（据绥德同志谈，警备区纸厂月产可达七千刀，如全部设备能力发挥起来，全年以六个月生产计算，就可够边区人民三万刀用纸的需要而有余）。去年各种公营自给性工业也有发展，经工厂会议与整风后，生产率提高，管理改善，成本减低，质量也有改进。肥皂已有些出口，火柴今年计划达到全部自给。去年产盐超过计划百分之五十，运销也有成绩，长期合作的运输牲口比前年增加十倍。煤油产量大增，足供边区消费而有余。农业工业和军工业需要的铁，也有可能大量开发，今年计划自给百分之五十以上，明年则可能完全自给。
　　总之，几年来特别是高干会以来，由于党的领导，政府和军民的努力，使边区在经济上有了巨大的发展。现在基本生活的必需资料如粮食、棉布、皮毛、铁、纸、食盐、煤油、燃料、火柴和肥皂等，或则已经自给有余，或则今年即可自给，或则经过一时期的努力也能完全自给。
　　由此我们得出结论：边区在经济上正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我们的贸易、金融、财政政策都必须从这一特点出发，才不致犯错误或犯很大的错误。
　　去年我们有些同志，由于对这个特点认识不够，或简直没有认识到，故在工作中产生了或“左”或右的缺点和错误（关于这问题我下面还要说到）。
　　第二个特点是，边区的国民经济在私有制基础之上，逐渐由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成为一种比较有计划有组织的经济。
　　陕甘宁边区原是一个地广人稀、经济落后的地区，个体农民经济散布在广阔的地区之内，虽然经过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人民的生产热忱提高了，但这种散漫情况如不加以改进，则生产力的提高就会受到限制。去年高干会后，在全边区内发动的劳动互助运动，解决了新民主主义下农村经济如何建设的一个原则问题――合作化的问题。去年之内，全边区三十三万八千七百六十个劳动力中，已有八万一千一百二十八个约占百分之二十四的劳动力组织在变工队、扎工队、唐将班子[203]之内，个别县份，已有百分之七十的劳动力组织起来了。全边区有十三万七千六百余名妇女组织在妇纺组织之内。各种性质的合作社共有二百六十多个，连它们的分社总合有八百个以上的合作社单位，社员有十五万人，南区合作社的方向逐渐普遍地被采用着。
　　农业劳动的合作化――变工、扎工等大大提高了劳动的效能，从以下几个事实中，就可以看出集体劳动的效果。

表一　　　　　　　　　　　延安念庄变工队的统计

　　以不变工为一百，则变工种地为百分之一百五十四；变工打粮为百分之一百六十二，较原来增加一半多。

表二　　　　　　　　　　关中新正三区二乡别岭村的统计　

　　　　　　　　　　　　　　　　　　
　　　　　
　　变工较不变工可节省六个半工，省工一半以上。
　　由此可见，变工与不变工的效率是三比二，即二人劳动的成效等于三人。
　　在发展生产与把分散的个体经济组织起来走向合作化运动中，我们用表扬劳动英雄和模范生产工作者的方法（去年产生了大批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用提倡革命竞赛的方法，用实行按户计划的方法，使广大农民群众从合作互助运动中体验到组织起来的好处。去年劳动英雄大会[204]总结了合作劳动的经验，今年经过党的领导和各地劳动英雄们的推动，可能有百分之六七十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据说安塞百分之九十以上已经组织起来了。这样就使边区散漫的个体农民经济，逐渐成为在私有基础上比较有组织的合作经济。这种合作经济并不消灭私有，只是限制剥削，奖励劳动；劳动增产的成果，仍归个人所有，使私人经济更合理地发展。这是新的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205]，并非社会主义性质的集体经济。那种在私有基础之上的高度集体化的某些办法，目前也不宜采取。
　　因为劳动合作化的结果，劳动效能大大提高了，大大发展了生产力，按过去耕作标准就大大节用了劳动力，使劳动力剩余下来，这就给我们扩大耕地面积，改良种子、肥料、农作方法和兴修水利等的便利条件，同时还可组织多余劳动力，去求得农村手工业和其他副业的发展，也更便利于我们组织农村的文化教育事业。这些由于互助合作发展了国民经济而产生的新问题，正待我们作更具体的研究和解决。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农村劳动合作化将使边区农业（包括副业）手工业等获得充分发展的条件。这是我们今后更进一步提高人民物质和精神生活的基础。
　　至于农村经济以外的部队、学校、机关和政府举办的公营企业（农工商业），原是建筑在集体劳动所得完全归公（为该集体的全体人员所享受）的基础之上，现在也充实以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新因素，个人能够分得一部分生产成果，而各人所得多少又是按其出力多少为比例，并要求各人都要有适合于公私利益的个人生产计划，这就能够刺激和巩固部队、政府、学校、机关的公营经济更加合理地向前发展。比如杨家岭的运输队，自去年实行公私合作的二八分红制以后，一般运输员的工作责任心和积极性增强了，运输力提高了，过去大车载重不过九百斤，驮骡载重不过一百五六十斤，现在大车载重提高到一千三百斤至一千五百斤，驮骡载重则提高到二百斤至二百二十斤。去年全年，中央直属的运输队在同样的牲口车辆情形之下，比前年多运一千五百万斤，并替公家节省了运输开支，折合一千余石小米。今年一月起，该队又改为“交任务”制，给该合作社以更大的经营自由，分红也改为等级分红制，以刺激工作积极性，在制度上也有些新的规定，使今年第一季度工作更加改进。这是一个很大的创造。今年三五九旅的生产也采取了公私合作、公私两利的办法，规定每个战士全年要生产六石一斗粮食，除四石一斗归公外，下余二石完全归个人所有，这就使战士更加积极生产，使部队更加巩固。
　　由此我们得到结论：边区虽然是一个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社会，由于党的领导和组织，现在已经走上在私有基础上的合作化的道路。这种有计划、有组织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就更加保障边区经济在坚实的基础之上迅速向前发展。
　　我们要看清楚这个特点，我们的财政、金融、贸易政策也必须照顾到这个特点。如此才不致犯错误或犯大错误。
　　去年，有些同志不认识这个特点，故在工作中不是采取互助合作的方针和办法，而是相反地采取防范态度，自己孤立自己，结果陷于孤军奋斗，孤立主义（关于这问题我下面还要说到）。
　　除开革命与战争是我们边区所处环境的一般特点，这对边区的经济建设必然产生直接的影响之外，上面所提出的两个特点，就是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当中表现的最基本的特点。从这两个特点就可以使我们得出下面的结论，就是：我们边区经济，恰恰与国民党统治区域的经济相反，它是在坚实的基础之上日益向上发展的，其原因就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政治之下，使生产力有着充分发展的条件；而国民党区域的经济是日形下降的，其原因就是那里的统治阻碍着生产力的发展，那里的政治是买办封建专制下倒退腐败的政治，他们把国家银行与国家财政机关，看成为少数人从中谋利的工具，他们今天的经济政策是向着扶植官僚资本，实行独占经济，提倡商业投机，破坏农业与工业生产发展的。他们利用《战时国家总动员法令》，把人民生活日用必需的物资和对外出口的物资都统制起来，不准自由运销。由于棉花的统制，棉农因棉价不及成本而不再种棉；由于糖的统制，内江农民不再种甘蔗；由于桐油的统制，人民把桐树砍作柴烧；由于食盐的统制，自流井出盐区域的农民买不到盐吃；由于粮食的统制（假调剂供销之名），农民的粮食被夺去，又买不到粮食吃；由于棉纱的统制，许多纱厂被迫缩小生产或关门。总之，举凡一切受统制的东西，没有不是产量大减的。
　　今天，大后方农村经济破坏的现象非常严重。据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逐年公布的农情报告，大后方十五省的耕地面积、农作物产量及耕牛逐年减少，截止一九四一年的统计，耕地已较战前减少八百万亩，总产量减少二万万市石，耕牛减少三百万头。今天大后方的工业，由于原料与产品的运销受统制，由于不能从银行借到周转资金，所以由沪、汉等地内迁的工厂有三分之一的机器未被使用，甚至对于重要国防工业的炼钢厂，也因利润不及商业投机的大，而让许多机器在那里闲放着。总之，大后方的经济是日趋破坏的、衰落的，广大人民因此陷于破产、饥饿、死亡的惨状。农民没有要求减租减息的自由，工人没有获得工资的自由，中小工业资本家没有发展自己经济的自由，各种小本生产者没有发展自己生产的自由。一切被垄断干净，垄断得使广大的人民活不下去。
　　正由于边区经济的日益向上发展，粉碎了国民党用停发经费与封锁经济来困死我们的企图，更激起反共顽固派对边区的仇恨。在目前，国际国内形势均要求中国内部团结准备对日反攻的情况下，他们虽然不敢轻易发动对边区的军事进攻，但并未放弃消灭共产党、八路军和边区的企图，必然会要更加紧在经济上来封锁我们，运用他们的力量来和我们作经济斗争，派遣他们的特务打进我们里面来进行破坏活动。这种情况是我们应当足够估计到的。
　　虽然整个国民党区域的经济是破坏的、衰落的，但我们必须承认另外一个事实，就是在经济力量比重上，今天还是他们的力量比我们要强大，因为他们统治着广大的而且是富饶的地区，有工业城市，有外国的援助，有全国性的政权。我们边区是很小的，原来是贫穷的，且今天又无外援，同时我们边区今天的经济又不能与国民党区域完全断绝关系，因为我们有若干必需品尚不能完全自给，需要从国民党区域购进，而我们的货物也需要大后方的市场，这就使国民党能用经济封锁、贸易操纵、金融捣乱等办法给我们以很大的困难。更由于我们共产党人虽然在军事上政治上已有丰富的经验，但对于经济建设事业还在开始学习，还没有完全学会，从这里就可以认识我们与国民党进行经济斗争的任务，是非常繁重而艰巨的。忽略了这一点，就会使我们陷于盲目的乐观，放松对这方面的注意与应有的努力，而使我们在对外经济斗争上要受到失败。
　　我们的贸易、金融、财政政策，必须根据上述两个特点，以及由这种特点而产生的与国民党区域经济对比的形势与相互尖锐斗争的关系出发，这就是说，我们边区人民的财富和经济力量，比两三年以前是大大地增强而且是继续向前发展，我们在经济上对外依赖性日益减少，独立性日益增强，但与国民党的经济斗争也日趋激烈，这就要求我们在贸易、金融、财政政策上采取独立的主动的而不是被动的依赖的方针。我们只有正确地掌握这种主动的独立的方针和政策，才能够使我们更有力量进行对外的经济斗争，保障边区经济的发展。
　　根据以上的分析来检查我们去年的贸易、金融和财政政策，便可以发现我们有些直接负责管理贸易、金融、财政的同志和机关，对于边区经济发展现阶段的特点和形势是缺乏正确的认识和估计，因此也就产生了政策上偏右或偏“左”的错误，主要是偏右的错误。这种错误表现为他们对于边区经济力量的估计不足，而对国民党区域的经济力量的估计过分。因此在一些政策上缺乏独立的主动的精神，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一些投降主义的因素。比如在对外贸易问题上认为不可能出超和“出超无益论”，不赞成全面地管理对外贸易，不主张统销而主张对外贸易的自由等等思想，这是由于在经济上依附外面的思想和不相信边区经济力量增强而产生的。又如在金融问题上，主张边币[200]发行的外汇基金制和认为边币不可能高于法币[182]的思想，以及反对“边币一元论”，在边区内买卖要使用法币的主张等，也是由于过分地估计了法币的力量（不懂得法币总的趋势是不可避免地要降落的），不相信我们在金融问题上能够采取独立自主的方针而产生的。上述这些思想和政策上的错误，对边区经济力量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是起了消极、妨碍作用的。
　　另一方面，我们也看到有些在财政、金融、贸易方面负责的同志当中，存在一种盲目乐观的思想。他们以为我们边区经济有了发展，而我们又掌握有必要的物资，就可以高枕无忧了。他们没有足够地估计到国民党对我们边区的封锁和破坏所产生的困难，不了解边区经济的发展和财政金融的巩固是要从艰苦复杂的斗争中争取的，盲目地用银行发行边币去满足财政上的开支，不去依据自己可能的收入，采取必要的节约，防止浪费，以求得在财政上的收支平衡。由于这种盲目乐观的思想，我们的银行长期规定了法币一元兑换边币两元一角的牌价，不管边币黑市如何继续高涨。他们认为边币可以不费气力地回到两元一角的比价，放弃银行在扶植边区经济发展上可以进行的一些业务。必须指出，这种表面上“左”的盲目乐观的思想，对边区经济的发展、物价金融的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也是有损害的。
　　确定今后正确的贸易、金融、财政政策，必须克服上述偏右偏“左”的两种倾向。只有克服了偏右的依赖观点，才能够保障我们采取主动的独立的政策来进行对外的经济斗争，而使我们获得胜利。也只有克服偏“左”的盲目乐观的思想，才能认真去认识经济斗争的复杂性与艰巨性，才更能够加速边区经济的发展，更加增强我们在经济上的独立性。
　　

三　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由于我们在经济建设事业发展中，还存在着生产与消费（分配）之间未能协调配合的矛盾，必须有很大的组织工作来加以调节，这就需要我们今后在经济建设事业中具有更多的计划性和组织性。为此目的，必须有一些基本方针的规定。
　　第一个基本方针是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达到完全自给。
　　上面我们指出边区经济的日益发展，逐渐脱离对外的依赖性而过渡到完全的自力更生，这一方面说明了我们今天还没有达到完全的自给，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只要我们能充分发挥边区的人力及资源的作用，努力发展边区经济，边区是可以迅速达到完全自给，可以完全摆脱对外的依赖而独立地主动地解决问题的。因此我们要保障对外贸易的出入口平衡，并达到出超；稳定金融，提高边币；收支平衡，财政基础稳固，这就必须全党更进一步地去努力发展生产。
　　去年下半年的物价猛涨，金融发生强烈波动，引起社会生活不安，成为我们去年工作中的极大缺点。如果这样设问：为什么去年下半年发生金融波动、物价高涨？可以答复：除因财政开支增加引起的银行发行政策的错误之外，基本原因是由于入超（还有一些次要原因，此地不去列举）。为什么会产生入超呢？更基本的原因就是由于有一部分生活必需的资料，我们还不能够自给；而已经可以自给的生产品，还没有能够使它的产量增加得更多，以至于我们能够把它输出边区以外，来抵消必须由外面输入货物的价值；加上贸易政策上有很多错误，因此就产生物价高涨、金融波动的结果。
　　明了了这种情况以后，就在全党的面前清楚地提出了当前最中心的紧迫任务，就是更进一步地努力生产。
　　在粮食增产上，去年我们获得很大成绩，的确是把人民的生活提高了一步。今年我们要完成西北局提出的开荒百万亩、深耕细作增产细粮二十万石、边区驻军产粮十万石的号召，使我们在粮食上不仅能够完全自给和余存一年备荒的粮食，而且能够使粮食将来有大量的输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粮食增产和输出是有很大前途的。因为边区有大量的荒地，人口逐年的增加，耕地面积可以扩大，粮食的增产是大有希望的，而边区以外的周围地区，因征拔壮丁，负担繁重，农业经济日形下降，抗日战争结束后的几年中，也是很难恢复到战前农作物的产量，这就保障了我们边区粮食能够大量的有利的输出。因此我们应当多生产粮食，输出边区以外，这是保障将来能够平衡出入口的一个主要的力量；而且如有粮食输出，就能提高农产品的价格，刺激农民的生产，保障农民物质生活的提高。
　　棉花、布匹占去年入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农民和军工上需要的铁有百分之七八十依靠外面输入。根据这次会议的研究，这两项东西只要我们大家努一把力，是完全可以解决的。我们今年就要决心完成三十万亩棉田、产花四百五十万斤到五百万斤的计划，明年再不需要进口外面的棉花、布匹了；更要以最大的努力组织铁和其他金属的生产，以现在边区铁的蕴藏量和我们的技术来说，要做到今年产铁至少能供给一半以上的需要，明年做到全部自给，再不买外面的铁了。此外，必须完成造纸、种蓼蓝、造肥皂、造火柴、多榨植物油的计划，调整盐的产、运、销，增加煤油产量，继续发展畜牧业。
　　除开加紧整理政府和公家所举办的公营企业，使之继续求得产量增加，质量提高，成本减低（最近的工业会议将详细讨论）而外，今年还必须强调发展广大群众的手工业生产。要充分利用农村劳动因合作化而节省出来的广大劳动力，去发展边区的手工业和农业上的副业。要把边区所生产的棉花织成布匹，边区出产的铁制成为农具，制造纸张的原料变成为农民提高文化和日常需用的纸张，不然有棉花、生铁和原料，还是不能解决问题。这是一件很大的组织工作，丝毫不能容许对之采取自流的态度。边区合作社应当改变自己的方向，今后要以组织上述各种生产合作事业作为自己基本的业务（今年合作社会议应作详细讨论）。各机关部队除完成自己的农业生产计划而外，也应组织自己可能组织的劳动力量去发展各种必需的手工业。对这类手工业合作生产事业，除开充分利用民间游资使它变成生产的力量而外，贸易公司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投资，银行必须有一定数量的放款，以扶植这些生产事业的发展。
　　只要使农业、手工业、合作社、公营企业今年都能够获得充分的发展，就必然会使边区经济力量大大地增强一步，保障我们明年能够达到经济上的完全自给。
　　如果上面提出的任务都能实现，那么我们便可以完全保障出入口平衡，并且可以达到出超。机关部队，除开一部分、大部分或全部粮食自给外，其他的生活必需物资，也可以做到一部分、大部分或全部自给。这样税收也能够增加，财政就有了巩固的基础（去年边区党政军民全年开支的总额为六十万万元，其中有三十八万万元是由各部门生产自给解决的，几乎占全部开支的百分之六十四，今年更要增加）。
　　出入口既平衡甚至能出超，金融物价也就必然会平稳，边币可能迅速的提高，农产品与工业品价格的剪刀差[206]不至继续发展，甚至可以有些缩小，而缩小这种剪刀差是我们必须尽可能努力的。
　　我们要做到能够胜利地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就必须：
　　贯彻毛主席“组织起来”的号召，争取今年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劳动力组织到各种合作组织中去，并改进这种合作组织的内容；
　　采取公私兼顾，奖励竞赛，按户计划和个人计划等刺激和组织生产的许多办法，提高劳动热情，发展生产力；
　　组织和发展边区的交通事业，尽量做到运输机构合理，减低成本和运费，以便利于边区内物资的交流、调剂和输出物资到边区以外去。
　　全边区经济的完全自给，又必须建筑在各分区的经济能够自给的基础之上。
　　第二个基本方针是公私兼顾，互助合作，一致对外。
　　这个基本方针的主要目的在于：对内求得互助合作，发展经济；对外求得统一步骤，集中力量。
　　毛主席在《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一书中曾指出：“我们要批驳这样那样的偏见，而提出我们党的正确的口号，这就是‘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在公私关系上，就是‘公私兼顾’，或叫‘军民兼顾’。”毛主席这里所指的“公私兼顾”，是适用于一切公私关系上的。例如在金融贸易问题上，及公营经济的分散经营与分配问题上，也要采取公私兼顾、互助合作的方针。而不是只照顾公家不照顾群众，只照顾自己不照顾别人，或损人利己以求自己的发展。这都是国民党作风在我们一部分同志中的反映，是足以妨害整个边区经济的发展的。
　　先从金融贸易问题来说，由于我们的民营经济还是建筑在小私有商品生产制度之上，不能不依靠货币与市场去进行买卖，因而市场就有调整生产和消费的重要作用。当此农业和手工业日益发展的情况之下，边区内部贸易必然会要随着发展的，内部市场的地位和作用，显得更为重要了。
　　一般小商品生产社会中的市场，其发展情况是盲目的，无政府状态的。投机商人、高利贷者、兼营商业的地主和巨富，往往操纵市场，囤积居奇，借以剥削人民。而人民的生产也是盲目的，他们并不知道市场上的需要如何，也没有真正为着人民利益的机构来指导他们按社会需要去进行生产和调剂他们的产品。这就更便于上述投机商人等来操纵、剥削。这种情形，就会使人民，特别是农民、手工业者蒙受重大损失，而妨碍人民经济的发展。
　　我们边区民主政权下的经济，与国民党统治及敌伪统治区域的经济是有根本区别的，同时又有其相当独立的地位。我们就必须注意使内部市场的发展和活动能够符合于新民主主义经济发展的要求，即便于小商品生产者的有利交换，反对一切投机操纵，藉以帮助和刺激农业（包括副业）手工业的发展。
　　但必须指出，过去边区内部市场上的情形，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物资局、银行、公营商店、合作社等未能互相结合，互相帮助来调整市场的需要；相反，甚至还是互相竞争，促使市场上盲目性增大。
　　我们是否有条件使日趋发展的内部市场能适应边区经济而更合理地比较有组织地发展，使我们能更团结内部力量便于对外斗争呢？答复应当是肯定的。因为政权是我们领导的，我们有银行，有贸易公司，有合作社，有公营商店和企业；有党的领导，有政策；而我们的生产如产粮、种棉、制铁等又是可能比较有计划地进行。只要我们能够依据公私兼顾、互助合作的方针，那我们就有力量和一切投机商人作斗争，来调节市场需要和价格，使市场处于一种平稳安定的状态而利于人民经济的发展。
　　在调整市场上，我们的公营经济、银行和合作社，都负有重大的责任。
　　我们的公营经济虽然在全边区生产上不占主要地位，但在商业上因为它有巨大集中的资本，有高度组织的力量，足以控制金融与市场。这就要求它们要严格服从政府的法令与政策，不但不得损害人民群众利益，而且其唯一的任务，就在于为边区一百四十万人民与十万党政军人员的生产与消费起集中的组织与调节的作用，一切离开这个任务的方针，就是危害新民主主义的错误的方针，就是国民党式的剥削大多数人的方针。
　　我们的贸易公司，应当时常照顾到群众的生产和消费的需要而加以适当的调整。它必须协同建设厅，经过广大合作社并与之很好地合作，去收集民间的土产品，如陇东地区大量的棉花、三边[181]的皮毛药材等，首先调节内部市场上的需要，多余的则有计划地由贸易公司或帮助合作社组织外销，换取边区人民必需的物资。这一方面使农民多余的物资获得销路，不致因为生产过多而跌价吃亏，以此来刺激人民的生产积极性；另一方面使缺少这些物资的地区获得供给，不致因缺少这类物资而涨价，引起金融物价波动。同时贸易公司又须注意，在对外贸易上不仅要换得十万公家人需要的物资，而且要换取边区人民今天还不能够生产而又必需的物资，经过合作社、公营商店、骡马店有计划地分配到各地市场上去，尽量保障人民消费的需要，不致因这种物资的缺乏而使农民购买不到，或要用过高价格去购买因而吃亏，甚至于直接影响生产的发展（如农民买不到犁铧铁器等）。
　　我们的银行，必须时常照顾人民生产上的需要和调节各地市场上的金融，来保障物价平稳，杜绝投机者活动的机会。如某地合作社或人民需要发展必需的自给工业（如造纸、纺织等），或有为着农业发展的需要（如修水利、改良种子等），银行必须尽可能给以贷款的便利。市场上发生了金融波动以致引起人民生活不安时，则又必须尽速地加以调整使之迅速趋于平稳，防止因此而妨碍生产发展及引起市场上的混乱。
　　我们的公营商店和企业，应当成为调节市场需要、稳定金融物价的力量，成为与一切投机操纵者作斗争的工具。为着这样目的，有时吃点亏也是必要的。公营商店要将一部以至大部资金逐渐转到真正生产财富的农业、畜牧业和手工业方面去。
　　各种公营企业，如果都能够依据公私兼顾、互助合作的方针，处处从全体人民（包括自己在内）利益出发，那它就自然在一百五十万人的生产与消费中起着组织与调节的作用。而边区内部的市场也就能够正常地向前发展，真正做到内部发展与团结而利于对外进行经济斗争。
　　再从公营经济的分散经营与分配问题上来说，今天的条件不能不采取分散经营的方式，而领导上则须绝对服从统一的方针，反对不照顾全体的本位主义现象。士兵及一切工作人员、杂务人员劳动的结果，不应全部归公，应以一部分归私，才能更加提高他们对生产的积极性。
　　从这种公私兼顾、互助合作的观点来检查过去的情形，就可以发现这方面我们还存在着许多严重的缺点。
　　比如物资局，过去对小公家和群众的利益是照顾不够的，有时甚至是损害他们利益的，以致造成了同他们对立的形势。在某些物资的代销上，曾经使物资的所有者蒙受很大的损失。在盐的统销上，卖出和购进的盐价相差太大，使广大运盐脚户和合作社的运盐队不能够获得利益，甚至于亏贴很大。这是一种没有群众观点、损人利己的国民党式的剥削思想。又如在物资的分配上，过去物资局没有照顾到各系统的小公家及各分区、各合作社和群众的需要，以致使他们分不到必须的物资而表示不满意。过去物资局更没有想到与广大合作社和各公营商店合作，从帮助他们发展中来取得他们对自己的帮助，以求得统一和集中力量去进行对外斗争。我们的银行，在扶助国民经济上没有尽到自己应有的责任。这样，自然就不能达到团结内部的目的，而只是造成自己孤立的状况。
　　有些小公家和个人，站在本位主义和私人利益上而不照顾到整个边区利益的现象，也必须纠正。比如财政厅，从财政本位出发，不顾情况地发行边币，虽然在财政方面解决了去年和今年很大的问题，但因而成为影响金融大波动的重大原因之一。又如食盐的走私，破坏了统销和等价交换的政策（如公家规定一斤盐换一斤四两铁，走私的结果，变成一斤半盐交换一斤铁，使公家受到极大的损失，自己也吃了亏）。或者是任意对统销物资加价，小公家虽暂时获利，但因此使大公家积压了大批的货物不能够销售而蒙受了很大的损失。
　　公营商店过去虽起过积极的作用，但有一些公营商店的情形也是严重的。他们不是以执行政策法令、稳定金融、平抑物价、与投机商贾作斗争作为自己经常的任务，相反的，有些时候是依靠破坏法令政策（如囤积居奇、买卖黑市等）去获利，反而助长了金融的波动和物价高涨。某些个人在图营私利的目的上不惜破坏政策法令的事情也还很多。
　　因此，要团结内部就必须克服这类损人利己、为私忘公的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要与这些倾向作坚决的长期的斗争。
　　由于一九四○年以后，国民党封锁边区和断绝我们的外援，曾经造成大小机关极端困难的情况，各个部门既没有家务，又没有很多的流动资金，要靠自己的经营去维持生活和解决办公需要的经费，这就发展了各自为政、本位主义甚至于是损人利己的严重现象。在极端困难的经济状况之下，这种情形也是难于避免的。但经过几年自己动手发展经济的努力之后（政府也曾投下了不少的资金），现在的情形已经是大不相同了。各个部门都已经建立起必要的雄厚的家务，并正在厉行生产和节约。各个单位就应当严格地遵守党和政府的政策与法令，打破本位主义的思想，增强内部团结互助的力量，以便利于进行对外的斗争。
　　大公家、贸易公司、财政厅和银行等，由于边区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的扩大，也积累了相当雄厚的力量。他们更需要从发展边区经济的观点出发，积极努力照顾局部的、小公家的以及群众的利益。必须懂得，只有这些局部、小公家和群众在经济上有了更大的发展，才能使大公家的事业有更大发展的条件和基础。为着保障各个局部和小公家能够严格地遵守政策和法令――而这又是统一步伐和进行对外斗争的最重要的条件，就必须帮助他们解决具体的困难问题，帮助他们发展生产（如有些公营商店因为他们的上级机关规定了过大的获利任务，致使他们不得不从破坏政策中去求得任务的完成，要使他们能遵守法令政策，就得减轻其任务，这就必须由大公家拿出一笔钱补贴其所属的机关）。尤其在今年，提出发展民间各种自给经济当作当前一个重要任务时，物资局和银行以及财政厅必须以很大的注意和力量加以帮助。只有各种自给工业真正能够获得具体帮助和迅速顺利发展时，才能够使我们真正具有强大的经济力量来进行对外的经济斗争。
　　由于边区经济逐年向上发展，边区人民的财富增加，购买力提高，需要消费的东西也增多，正需要我们有计划地发展自给经济以满足他们的需要。当他们需要的东西我们还未能达到完全自给，或者某些公私需要的东西（比如一部分兵工通讯器材、医药卫生器材以及老百姓所需某些日用品）边区还不能生产，还必须依靠外面的供给，我们需要从边区以外取得一部分物资满足人民的需要，但又不要因此妨碍自给经济的发展，这就增加了我们对外斗争的重要性、严格性与复杂性。
　　关于边区经济发展的情形可从下面一个例子看出：

表三　　　　　　　 安塞高川村1940―1943年经济发展情况

（根据1944年3月27日《解放日报》杨光的通讯改制）

　　上表告诉我们，四年来该村总财富增加百分之五十到近四倍。
　　边区人民因财富增加，购买力提高，消费能力增加的情形，又可从下面延川拐峁村农民蓝凤城的情形中看出来：
　　蓝凤城：全家三口人（本人及妻一、子一，子现年十六岁），革命前一无所有，靠揽工度日，并有大烟瘾，贫苦不堪。革命后分得窑两孔，山地十垧，川地四垧，共计十四垧，本人大烟瘾也戒掉了大半，但光景仍未见有大出息。抗战后除经营农业外，兼营副业，生活蒸蒸日上，一九四○年存款一百六十元，以此款开了一爿小店，到如今吃穿不愁，竟是丰衣足食之家了。
　　从下面几个表中，可以看出他光景的发展：

表四　　　　　　　　　　蓝凤城1941―1943年收支对照表　　　　　 单位：折粮食石

表五　　　　　　　　　　　蓝凤城各项开支表　　　　　　　　　　　单位：折粮食石
 

表六　　　　　　蓝凤城支出中购买边区内外物品的费用对照　　　　　单位：折粮食石
 

　　从上面的统计数字可以看出农村经济发展的形势，农民的收入和支出都是逐年增加的，而负担则减少了，表示人民财富逐年增加，购买力逐年提高。在开支项内可以看出自给的数量增加，说明自给经济力量在扩大；大部分物品从边区内部购买，一部分还需要靠外面供给。
　　上面的统计数字还告诉我们，正因为人民财富增加，消费量增大，如何有计划地去管理对外贸易，就非常重要了。只有执行正确的对外贸易和税收政策，才能保障边区自给经济有充分发展的条件，同时也只有有计划地把边区自给有余的生产品，如盐、皮毛、药材及将来的粮食等，输出到边区以外去，交换在边区内不能生产或还不能完全生产的一些必需物品，才能保障出入口平衡，争取出超，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否则对边区经济的发展是极端不利的。
　　总之，一方面因为国民党（敌伪也如此）不愿我们的经济向上发展，加紧同我们作经济斗争；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实行严格的保护政策，来保障我们的经济更顺利地继续向前发展，我们就必须正确地从管理对外贸易中来进行对外经济斗争，并使这一斗争获得胜利。
　　要使我们取得对外经济斗争的胜利，必须团结内部的力量，也必须实行公私兼顾，互助合作，团结内部，一致对外的方针。
　　西北局现在把物资局改为贸易公司，来统一管理全边区的对外贸易，并责成它要由局部的管理，逐渐做到全面的管理。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也是一项非常艰巨的工作。我们的贸易公司必须善于依据自己和可能使用的民间力量，首先从主要的出口物资如：盐、皮毛、药材和可能出口的粮食、油类等的出口管理起，不要企图立即去统制一切出口贸易。有些次要货物的出口可交地方或部队去组织，但必须指导他们的贸易方针，使之符合于总的对外斗争的利益。贸易公司要把这一工作做好，绝不能再采取象过去物资局那样不联系群众的孤立政策。它必须善于与合作社、公营商店、机关、部队以至于私营企业和商人密切合作。它必须善于去组织边区内的群众和边区外的商人，来冲破封锁，尽量输出我们需要输出的东西与输入我们需要输入的必需品。它必须紧紧掌握对外贸易的原则，贯彻发展与保护边区经济的方针。它必须经常很清楚地了解边区内外的商情，能够主动地及时地和国民党进行经济斗争。贸易公司的一切活动，只有认真实行公私兼顾与群众路线的方针，才能团结内部，统一步调。总之，贸易公司的任务，应该明确地规定，它是对一百四十万人民群众及十万大小公家人员的生产与消费（主要是在对外关系上，其次也在对内关系上）起集中的组织作用与调节作用的机关。在这里，并不废止私人的对外与对内的一般商业，贸易公司起的是集中的组织作用与调节作用。它不是从中夺取商业利润为目的的机关，它是与国民党金融买办、大资产阶级及边区内部的投机商人作斗争的机关。它是保护一百五十万军民的经济利益的机关，它是一个大合作社。只有这样，它才能完成西北局所给的任务。另一方面，要使我们的对外经济斗争能获得胜利，不仅贸易公司要努力负责，所有合作社、公营商店和企业也要自觉地负责地协助贸易公司去进行这个斗争。我们的一切党政军民机关，也要领导群众自觉地去协助贸易公司进行对外经济斗争。比如我们要号召大家自觉地完全服用土货，不用外货，自觉地忍受一时的不便，甚至暂时牺牲小己的利益去顾全全面的利益。当着某些口岸被国民党特别严紧封锁，或在某处大量运进货物（如去年三边运进大批布匹）企图捣乱我们金融，或当贸易公司为着对付国民党的封锁和破坏而主动地决定某种东西暂停输出或贴价输出，或暂停购进，或为巩固边币而打击法币时，各方面都要协同一致地去做，不能因为与局部利益冲突，便任意破坏政策，错乱步调。当着贸易公司及银行在对外经济斗争中发生困难时，各方面都要自觉地给以支持。如前年十二月及去年三月紧急动员各机关交出法币以克服边区金融波动那样。
　　总之，我们应当了解，与国民党作经济斗争是一个繁重的任务。要看到国民党区域的经济力量今天比我们还是强大些，但是它内部存在的不能调和的矛盾是完全可以被我们利用的；我们的经济力量虽然今天还处于劣势，但我们内部没有不可克服的矛盾。我们必须克服内部矛盾一致对外，作到随时能够集中调动自己的力量，既便于进攻，也便于退守，那样才能使我们在这个斗争中免于失败并获得胜利。
　　第三个基本方针是厉行节约，建立家务，备战备荒。
　　我们陕甘宁边区现在是处于一种相对和平环境，我们比敌后各根据地具有进行经济建设的优越条件，能够通过建设逐渐提高人民的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水平，以达到丰衣足食的目标。然而我们必须看到，这种和平环境是存在于全国抗战的局面当中，是处在敌人和顽固势力的军事、政治和经济的包围封锁状况之中；另一方面，陕北历史上又经常发生严重的灾荒。因此我们的经济建设除改善和提高人民生活之外，还要能够准备足够的力量，以便将来进行驱逐日寇的反攻战争，并且也要具有充分的力量保卫边区，以防止反共势力的突然袭击；同时又要积蓄必需数量的粮食，以防止万一来到的灾年。这就在我们的面前提出了积蓄力量的严重任务。
　　积蓄力量的办法有两个，就是生产和节约。从生产中使我们的公私财富逐年增加；从节约中使我们的财富能够积累，不浪费，更多地用之于发展生产。因此，我们一方面应当从组织人民生产中保障人民能够吃得饱，穿得暖，真正做到在战争环境当中可能做到的丰衣足食；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防止和克服浪费现象，养成一种坚实而朴素的作风。
　　节约的方针不是要减少必需的消费，而是在于节省根本不需要的开支，以便建立公私雄厚的家务，能在坚固的基础上保持长期的丰衣足食的生活。
　　我们之所以要保证必需的消费，保证一定标准的丰衣足食生活，不仅因为可以提高生产热情、保障经济的发展，而且对于战士与工作人员身体的健康，工作效能的提高，部队的巩固，都有伟大的作用。这是去年一年许多生动丰富的事实所证明了的。
　　我们之所以要提倡节约，因为去年我们的确还存在有很大的损失和浪费现象。这种浪费情形，有些是由于政策上的错误而产生的。比如，贸易局在对外贸易上允许奢侈品的入口，和在输出物资上没有严格地注意等价交换政策的掌握；银行固定二元一角的牌价，使我们不得不贴本兑出外汇。这些情形，都使大小公家和人民蒙受了很大的损失。在供给上，有些机关部队和个人借口丰衣足食，无限制地提高了供给标准，部分的甚至发生浪费奢侈现象。比如在被服的供给上，或者不管是否必须增发和添补而滥发了许多可以不必发的被服；或虽然作到了按时发给，但大部分被服质量很差，不能耐久。在肉食、油盐的供给上，也有过量的事实。在窑洞、房屋、礼堂的建筑和修理上，也有不少的浪费情形。在日用品上，不去努力提倡使用土货或代用品，而去购买外来品。某些机关、部队甚至取消了预决算的制度，形成随便开支，造成很大的浪费。这些都是来自没有长期打算、不去认真建立家务的观点。群众当中也有因为财富的增加开始产生某些浪费的现象。

表七　三五九旅战士开支比较（单位：元）
 

　　＊棉衣2套，计42，400元；罩衣2套

，计20，600元；毛呢衣1套，计18，000元，合计81，000元。使用6年，每年平均为13，500元。
　　上面这些浪费损失，如果加以认真的统计，数目必在几十万万元以上。假若能够把这些浪费的资材和金钱用在各种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上，那是可以再生产出成倍于浪费数目的财富的。
　　从三五九旅今年计划的每一战士在粮食与被服的开支上和往年比较一下，就可以看出节约的数字如何的庞大！
　　从上表所列，去年每一个战士，按旧的供给标准共需十万零二千七百二十五元，经过各种节约后，今年每一个战士仅需六万五千九百五十元，而并没有减少丰衣足食的标准。每一个人在一年内的开支就节省了三万六千七百七十五元。三五九旅这样节约的原则，一般是可以运用到边区其他部队中去的。
　　今年杨家岭机关发展个人生产和公共生产的结果，与去年政府所发经费比较，完全要政府开支的减少了八项，计津贴费、保健费、卫生费、夜餐费、杂支费、马杂支费、鞋子毛巾肥皂费、伙食费；减少政府一半开支的有办公费及单衣费。另外，今年还决定至少节省粮食五十石。以上总共减少政府开支五千二百四十九万元。以二万元一石小米折算，共节省政府开支二千六百二十四石五斗。以杨家岭一千零二十二人计算（小孩在内），平均每人节省政府开支二石五斗六升八合。西北局机关将其个人与公共生产节约合计，平均每人减少政府财政开支亦在二石五斗以上。
　　以上计算还没有包括马草、路费两项，如将此两项计算在内，每人平均节省开支要超过三石，更没有包括中央与西北局所节省的特费开支。杨家岭和西北局机关的这种生产节约的原则，是应当用到其他机关、学校中去的。
　　根据上述机关、部队节约的标准来估计，边区全部脱离生产人员的节约，今年至少可以达到二十万万元以上，这就大大地减少了政府的财政开支。若以这二十万万元投入其他生产事业中，则今年还可以生产数十万万元的财富。至于老百姓能够节约的数目，现在还无法估计，但我们必须在群众中进行一些必要的教育，使他们懂得尽量节省不必要的开支，尽量使用边区自己所造的工业品，来增加自己财富，保护自己生产的发展，比如节用迷信品和其他边区以内还不能够生产的外来物品。这对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必然会产生重大的功效的。
　　由此可见，节约对于发展边区经济，调整生产与消费，节省政府财政开支，保障出入口贸易平衡，稳定金融物价，建立家务，积蓄力量等方面，是有何等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根据延安各部队、机关节约运动的经验，一般节约方法是从三方面着手的：一是从发展生产中提高自给能力来减轻政府的财政负担。二是极力减少各大小单位不需要的开支，极力提倡用自制品，减少购买的支出，极力研究改进供给制度，展开节约运动。三是贯彻公私兼顾的原则，以一定比例的节约部分划为私人所有，以刺激个人和机关的节约运动。
　　由发展生产而替公家减少财政开支的事实，去年已经做到，除粮食被服外，平均达到自给百分之六十四。今年生产运动更加展开，可以平均达到自给百分之八十。有的部队如三五九旅已可完全自给，有的在今年秋收后也能完全自给；西北局与杨家岭机关除粮食及部分被服外，已自给百分之九十。机关、部队、学校的生产，如果继续认真地发展，政府多注意扶持，一两年之内，只要无突然变动，部队是可以向三五九旅看齐，做到完全自给，机关及部分学校是可以同西北局、杨家岭并进的。
　　就部队、机关、学校本身说，确是可以节省许多不必要的开支，如停止建筑，不使用奢侈品，减少应酬招待等。特别要注意许多供给制度上的改善，如改善炊事工作，既可节省粮食，又可节省柴炭；改善运输制度，既可节省运输费，又可发挥运输力。因此关于节约方面的已有经验，要好好总结介绍，并且还要各单位根据自己的情况好好创造，来展开公共的与个人的节约运动。
　　贯彻公私兼顾的原则是促进生产节约运动的好办法。去年延安许多机关、学校运输队的改造，运输力的提高，主要原因之一，是实行了二八分红制。中直各机关能节省粮食一千一百石，也是由于实行了公家与炊事员的二八分红制。今年中直各机关订出了三种办法：一是节约完全归公的办法，如节省政府所发单衣百分之五十，并决定机关、学校每人节省五升米交公家。二是节约按比例分交大公家、小公家及私人的办法，如杨家岭各小单位节省的印刷纸张、办公费等，规定以百分之四十归财政厅，百分之二十归杨家岭，百分之四十归私人分配。三是节约完全归私的办法，凡是个人生产任务中规定由公家发给他个人所用的东西，而他能节约者，其所值完全归己。因此杨家岭工作人员今年在生产与节约中，除交公家任务外，个人所得平均可到一石二斗至一石五斗粮食。
　　在人民群众的节约方面今年要特别提倡使用边区产品的运动，宣传教育老百姓穿土布，用土货。这不仅是一个大的节约运动，而且是一个大的保护边区经济发展的运动。希望各地党政军民根据当地发展自给经济的实际情况配合进行。
　　我们既总结了去年财经工作的经验，我们相信今后可以克服在对外贸易、财政制度和金融方面的浪费。同时根据上面所讲的办法，在各机关、学校、部队及人民中展开的节约运动一定能够得到很大的成绩。厉行节约与发展生产配合起来，我们一定能克服任何财政经济上的困难，一定能使边区经济更迅速的达到完全自给！
　

　
四　全面认识经济建设的重要性

　　我们要承认，随着边区生产的发展，就产生许多新的需待我们解决的复杂问题，如贸易如何管理，金融物价怎样才能巩固和稳定，财政政策如何才利于经济的发展，如何运用因组织起来而节省出来的劳动力，怎样提高群众的文化教育水平以推动建设事业发展等。这些新产生的问题，其内容都是相当复杂的，我们过去对这些建设中的新问题是缺乏经验的。但是，这些问题今天又已经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那就只有依凭我们的决心、努力和创造精神，从摸索中去发现其规律性。这不免要感到困难，发生缺点和错误，但遇到这些困难、缺点和错误也正表示我们是在发展当中，它们是发展中的产物。我们要不怕发生困难、缺点和错误，问题在于我们要以学习的态度与群众联系，集合群众的经验与智慧严肃地对待每一个新发生的问题。就是要每当一个新的问题发生需要处理时，能够事前加以深入的调查研究，事后详尽地总结经验教训，使我们少犯错误，不重犯错误，而能较快地走上正确的轨道。
　　我们过去在贸易、金融、财政问题上存在的缺点和错误，这次会议从思想、方针、政策、作风方面都加以揭发，算是在财经工作上作了一次比较深入的整风，初步总结了经验教训，确定了今后的新方针和办法，只要全党来注意这些工作，我们相信会很快地走上正轨，把这方面事情搞好的。
　　但是，要使全党努力做好财经工作，首先就要使各级党委，特别是县级和团级以上的党政军民和财经干部，在思想上能够全面地认识财经工作的重要性。边区的干部、党员以至于群众，对经济建设中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及发展农业生产的方法，经过去年的动员和实践，应当说是有了深刻的认识和很多的经验，现在，要使他们对于经济建设中的金融、贸易、财政及民间自给工业等类问题的重要性，也能有如对农业生产一样的认识，也加以很大的注意和努力，那我们就必然能够创造许多新的办法，发现和培养大批的干部，使我们在这方面的工作很快就可以收到成效。
　　我们要告诉党员特别是干部，使他们懂得：革命的目的就是为着建设。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是为着中国的解放与建设。破坏旧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是为了要建设一个新的社会制度和经济关系，使人民能够过着真正文明的物质和精神的生活。
　　为什么要破坏旧社会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呢，而且是用战争――不惜巨大的牺牲和流血，如象过去的内战和现在的抗日战争一样，去破坏旧的和帝国主义的统治呢？其原因就是因为旧制度和帝国主义的统治，是妨碍生产力，也就是妨碍人民经济的发展。
　　比如在旧的农村社会中，占人口少数的地主阶级，掌握了政权，垄断了生产资料（土地、农具、牲畜、肥料、种子）和社会财富，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反而没有、或只有少量的土地和生产工具，用高度的租额向地主租佃土地来耕种。地主对农民除开地租的剥削以外，还有劳役和其他的剥削。地主阶级依靠这些用无止境的剥削来增加自己的财富，而不愿意拿出本钱从改良农作法、水利、工具、种子、肥料等方面去增加土地的产量和社会的财富。广大贫苦的农民因为自己没有或者缺少土地，而租种的土地又没有佃权的保障，也就无力或者不愿意去改良土地的耕种。这样的经济关系和政治制度，自然就要严重妨碍农业经济的生产力继续向前发展，使广大的农民群众呻吟于地主阶级统治之下，过着非人的生活。
　　今天的日本帝国主义，企图以武力来侵占中国，其目的自然不是使中国的经济获得发展，使中国人民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恰恰相反，日本帝国主义是要把中国人民变成为它的驯服的奴隶，以便于剥削中国人民的血汗，掠夺中国的物资，来满足它独霸东亚的野心。只要看现在沦陷区的同胞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他们负担着繁重的捐税，自己劳动生产的物品，都被日本强盗和汉奸政权强迫集中或廉价收买，而另以高价“配给”人民。他们过着牛马般的奴隶生活。
　　人民在这种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的下面，自然产生了革命的要求，一到这种要求达到觉悟高度的时候，就会不惜任何牺牲和代价，用暴力和战争去达到推翻这种统治和制度的目的。这在过去就叫做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制度，实现各种革命的政策；在今天就叫做驱逐日寇，建立新民主主义的社会制度，成立“三三制”[164]的民主政权，用减租减息的方法逐渐改变旧社会存留的封建剥削关系。
　　但我们用革命的手段，把帝国主义势力赶走，把旧的制度和统治推翻以后，哪怕只在部分地区取得胜利，例如内战时期的革命根据地，目前的抗日根据地，在我们面前就提出了建设新的社会制度的任务。新社会制度的建立，就是为着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需要，是为着促进经济发展，而且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使新的社会制度获得巩固的基础。并且还因为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一方面为着革命与战争事业的物质供给的需要，另一方面为着改善人民生活的需要，都必须从事经济建设的工作。我们不应该也不可能等候把全部敌人打平后，才去进行建设工作。加以中国地方的广大，要使全国人民都信服我们所指出的道路的正确而拥护我们，参加革命奋斗，也需要我们拿出建设的榜样给他们看，才能做得到。
　　毛主席指示我们说：要破坏妨碍生产力发展的旧政治、旧军队、旧政府，例如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这些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不取消，生产力就不能解放，经济就不能发展。因此第一个任务就是打倒妨碍生产力发展的军事政治力量，这就是为着解放生产力。学过社会科学的同志懂得这一条，最根本的是生产力向上发展的问题。我们搞了多少年就是为了这件事。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主要的就是讲的这件事，就是讲生产力在历史上是如何发展起来的。毛主席的指示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个真理，即革命是为着建设，而建设的根本就是发展经济。
　　一切只能够破坏而不善于建设的政党，都是不能够获得最后成功而必然是要失败的。我们共产党人如果只晓得用战争和暴力来推翻旧的制度和统治，而不善于建设新的丰衣足食的幸福快乐的社会，那我们也是不会胜利的，而且也一定要失败的。毛主席曾经说过：“我们不但应该会办政治，会办军事，会办党务，会办文化，我们也应该会办经济。如果我们样样能干，唯独对于经济无能，那我们就是一批无用之人，就要被敌人打倒，就要陷于灭亡。”[207]毛主席说的也就是这个道理。
　　我们陕甘宁边区，今天是处在相对和平环境，而且大部分地区是经过了土地革命的，没有经过土地革命的地区，也比较彻底地实行了减租减息。在没有战争直接威胁的条件之下（自然我们要随时准备战争），建设边区的最基本的、最中心的而且是最迫切的任务，就是动员全党领导所有的人民和部队来进行经济建设的各方面的工作。
　　这种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早在一九四一年，当时的边区中央局即现在的西北局就已经明确地提出来了，去年高干会期间毛主席写的《经济问题与财政问题》的小册子，更规定了经济建设中各种具体问题的方针和办法。对农业第一的基本方针，边区的党和干部从实践中是有了比较深刻的了解，但对其他方面的认识和政策的研究，还是不够的。西北局对各种政策虽然已经有了指示，但应当说各地委和县委对贸易、金融和财政问题在整个边区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还是缺乏明确认识的。
　　去年下半年以来，因为金融物价的波动，虽然已经开始引起了地方党的注意，但对于这方面问题的调查研究和政策的讨论，以及负责任地来掌握这些政策，贯彻执行这些政策，还是非常不够的，甚至于还没有完全把它看成是自己担负的责任，以为这是物资局、财政厅、银行的责任。而在这些系统的工作同志，认为自己的工作只能够受本系统的上级领导，当地的地委县委不能够干涉，闹独立性，使地委县委也难于去管理他们。必须指出，这些情形的存在，对边区经济建设的开展是有很大妨碍的。
　　去年下半年开始的金融波动，对边区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的生活，是起了很坏的影响的，而且遭受了不小的损失，但也有一个积极的因素，就是大家从切身困难中，引起了对金融、贸易、财政问题的注意，这也是为什么要召开这次高级干部会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在这次高级干部会上能够和必须向全党提出贸易、金融、财政问题的重要性，把过去的经验教训加以总结，订出今后努力的方针。我想这次高干会以后，应当是可以引起全党在思想上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的重要，认识贸易、金融、财政工作是组织全部经济生活的重要环节，离了它们，或对它们采取了错误方针，全部经济生活就会停滞或受到障碍，因此我们应该积极想出许多合乎实际的办法，来改进这方面的工作。
　　从这次金融波动中，也使我们大家认识到财经工作的复杂性，要求我们以认真的态度细致地工作，决不是粗枝大叶，凭主观设想可以把事情搞好的。每项有关经济的措施和政策的决定，都要直接影响到广大人民生活的安定与否和政府财政的收入；经济上的设施一旦弄错，就可以很迅速地招致极大的危害和损失。特别是在与敌人作经济斗争的时候，更不能有所差错，有如指挥作战一样，如果不能正确地判断情况，灵活运用政策，就可能遭受失败；相反，如果情况了解，措施适当，也就可以获得胜利。比如在边区内，某几种货物规定要用法币交易，结果会促成金融更加波动，引起物价高涨，人心不安，党的政治影响受到损失；相反，决定这几种货物在边区内贸易和在对外贸易时一律改为边币交易，边币市场马上扩大，购买力提高，物价也随着稳定，甚至下跌，边币的信用立即提高了。又如法币贬值时，外面物价高涨，我们不明情况，或者明知法币低落而不去适当地提高出口货物的价格，结果使我们的物资被人家套购出去了，或者变成了不等价交换，使我们蒙受很大的损失。相反，当法币回涨，物价低落，我们不知道按情况降低出口货物的价格，结果使我们的货物卖不出去，造成入超，也会使我们受到很大的损失。这些情形告诉我们，要把金融、贸易、财政工作做好，必须依靠我们正确地、艺术地、及时地去掌握政策，运用政策；否则，是会把事情弄坏的。
　　因此，在边区党的面前提出学会经商、搞好贸易的任务。须知商业贸易是有数千年的发展史，积累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学问，绝非一个门外汉所能立即精通的。年来我们参加贸易机关工作的同志，虽然在实践中也学会了一些，有了许多业务上的改进，这都是很大的进步。然而商业是一门复杂的学问，“行行出状元”，这一句话说明任何一个职业都有其精微奥妙的高深知识，绝不能看成是轻而易举的事，要学会一行，就必须虚心地从那一行的ABC学起才行。
　　列宁说：“问题是在于负责的共产党员――虽然是最好的，虽然是非常诚实，忠心耿耿的，虽然他曾经忍受过苦役而不畏死难，但他却不会做买卖，因为他不是一个经营商业的人，他没有学习过怎样做生意，也不愿意学习，也不了解他必须从ABC学起。一个共产党员，一个干过世界上最伟大革命的革命家，一个为众目所注视（如果不是为四十个金字塔所注目，则无论如何是为欧洲的四十个国家所注目）而抱着从资本主义下面解放出来的希望的人――他应当从一个普通的店员学习起，这个店员有十年的商店经验，他懂得怎样做生意；而负责的共产党员与忠实的革命家，却不仅不知道经营商业，而且甚至他还没有觉悟到他并不知道怎样去经营商业这回事。”[208]
　　的确，我们有许多同志，很好的干部，很诚实，甚至是很负责的干部，正如列宁所说他还没有觉悟到他并不知道怎样去经营商业这回事。现在许多同志，至少这次到会的同志知道了搞商业，搞金融贸易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正表示我们在这方面是有了进步。
　　经济建设工作既是当前任务的中心环节，而在这些方面我们又还存在着许多的缺点错误，需要加以纠正和改进，因此，我们在这方面必须培养大批建设工作干部，不仅是供给这一个区域的需要，而且要把这方面有经验的干部供给到敌后各个抗日根据地去。各地党组织应当下决心抽出一部分真正能够掌握政策而且党性又好的负责干部，让他们参加贸易、金融、财政机关的工作，以健全财经机构，这不仅是为着解决目前的问题，还要使他们专门向贸易、金融、财政和管理企业方面去发展，培养成为我们建国的专门人材。这是在我们全党面前已经被提出来的严重任务。
　　这次高级干部会议决定了对金融贸易财政工作的方针，到会的同志都有了新的认识，但还有许多具体问题，需要各地到会同志回去以后，根据当地的具体情况加以妥善的解决。
　　同志们，经济战线上的斗争是复杂的，其紧张的程度犹如军队作战一样，因此必须强调领导的统一。闹独立性，闹本位主义，互相竞争，不服从决议，破坏政策法令等，都只能是混乱自己的阵线，在客观上帮助敌人。这次高干会决定，各地金融、贸易、财政工作必须统一于各个地委的领导之下，各地委又必须统一于西北局及财经办事处领导之下。各地委的负责同志，应当看到自己的责任是大大地加重了，必须加倍努力把事情搞好。我们相信在加强领导之后，经济战线的事情是一定可以办好的，我们的建设任务是一定能够完成的！　　
　　＊本文是任弼时在陕甘宁边区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演讲，曾作为党内高级干部读物印发，原题为《去年边区财经工作的估计与今年边区金融贸易财政政策的基本方针》。
出处：任弼时选集    人民出版社1987年9月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