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晔：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

周晔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金融学院教授

编者按：全球创新竞争格局深刻演变，彰显出科技创新作为国家发展核心驱动力与战略性支撑的关键地位。本文立足国家金融强国建设与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高度，系统梳理我国科技金融的政策演进脉络与发展现状，深入剖析其与传统金融逻辑的内在矛盾、多层次资本市场协同的现存短板以及跨部门政策与基础设施建设的体制性障碍。文章以问题为导向、以构建良性生态为目标，聚焦“十五五”时期发展任务，对打造适配科技创新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提出了具有建设性的路径设想。这些思考不仅有助于深化对科技金融理论内涵与实践规律的认识，更为新征程上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提供了坚实的学理支撑与决策参考。

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下简称“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了“十五五”时期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及“科技”46次、“创新”61次，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列为七大目标之一，明确“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能力显著增强，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快速突破，并跑领跑领域明显增多”，强调“完善新型举国体制，采取超常规措施，全链条推动集成电路、工业母机、高端仪器、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生物制造等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取得决定性突破”。这一系列目标定位，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科技创新重要性的深刻认识，也为科技金融服务国家战略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指引。

一、学习“十五五”规划建议 科技金融是重点

（一）科技金融在“十五五”规划建议中的战略定位

“十五五”规划建议将科技金融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使其成为金融强国建设的核心支柱。

首先，“十五五”规划建议在延续金融工作总体方向的基础上，重心从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一步演进为“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在风险可控的背景下，确立了支撑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为核心战略之一的地位，使“科技金融”成为未来金融行业的重点。其政策逻辑在于，通过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突破经济增长瓶颈，而科技金融是未来金融资源倾斜的核心方向。

其次，科技金融是支撑“建成科技强国”远景目标的核心抓手。“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要“大力发展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并将科技金融置于“五篇大文章”之首。这一排序并非偶然，而是基于对我国当前发展阶段与金融需求特征的准确判断。从长期看，要在“十五五”时期达成阶段性目标，并向远景目标迈进，经济需保持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其中科技金融通过全周期金融服务破解科技创新融资难题，推动科技与金融深度融合，为科技强国建设注入持续动力。

最后，“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成为科技金融的核心理念。“十五五”规划建议明确提出的这一导向，体现了党中央推动投资逻辑深层转变的战略部署。投资于人，本质是投资于国家的未来；当“物的升级”与“人的发展”形成双向促进，中国经济将在高质量发展与共同富裕的轨道上行稳致远。

（二）金融强国建设的内在逻辑

将科技金融纳入金融强国建设核心框架，使其成为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关键发力点，内在逻辑在于金融与科技的深度融合。一方面，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是金融强国的产业基石；另一方面，科技金融着力打通“科技－产业－金融”良性循环，为“强大的金融机构”与“强大的金融市场”建设提供重要实践场景。通过构建这一循环，既能强化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支持，也能借助科研成果产业化实现金融资本的有效增值，形成互促共进的发展格局。

首先，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视角看，科技金融是推动经济从要素驱动向创新驱动转型的重要力量。发展科技金融有助于引导更多金融资源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以金融“活水”激发创新潜能，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扎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支撑。这不仅体现为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是金融功能的一次系统性升级。

其次，科技金融是连接科技与金融、促进双向奔赴的关键纽带。通过体制机制创新，有效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和产业创新融合，成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着力点，也是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关键抓手。发展科技金融，既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支撑，也是金融强国建设的必然路径。

最后，从国际竞争维度看，科技金融的发展水平直接影响国家在全球科技格局中的地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中，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能力决定着竞争主动权。科技金融作为支撑科技创新的关键要素，其发展质效关乎国家科技竞争力与中长期发展潜力。因此，将科技金融嵌入金融强国建设核心，是提升国家综合竞争力的战略抉择。

二、科技金融纳入金融强国建设核心框架的时代背景

（一）全球科技竞争格局的深刻调整：中美大国博弈

当前，全球科技竞争格局正经历深刻调整，复杂性与激烈性前所未有。地缘政治因素日益影响科技产业，科技创新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中美科技竞争已成为全球焦点。

中美科技博弈的全面对抗始于2018年美国对华发起的贸易战。此后的标志性事件包括：2018年4月美国制裁中兴通讯；2019年5月将华为及其附属公司列入“实体清单”；2020年5月进一步升级芯片禁令。特别是2022年8月美国通过《芯片与科学法案》，投资527亿美元重塑本国半导体产业，并设置“护栏条款”限制对华投资，联合盟友构建技术封锁网络，试图系统性、精准地遏制中国高科技发展。该法案出台后，全球主要经济体持续加大政策支持，竞相布局人工智能、新能源、量子信息等颠覆性技术领域。中美在人工智能等前沿领域的领先优势持续扩大。

进入2025年，中美科技竞争呈现从“全面对抗”向“精准博弈”演变的趋势。美国继续升级对华科技限制，包括2025年1月实施新的对华高科技投资限制，5月全面升级AI芯片出口管制并首次将禁令延伸至全球。这些举措进一步表明，科技竞争已成为大国战略博弈的核心，金融对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愈发关键。

与此同时，双方也在寻求管控分歧。2025年5月的中美日内瓦经贸会谈取得一定共识，中方暂停部分反制措施，美方承诺重新评估技术出口管制，反映出双方均认识到“完全脱钩”的巨大代价，开始探索竞争中的平衡点。这亦意味着中美科技竞争将呈现长期化态势，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此背景下，谁能率先在科技创新上取得突破，谁就将赢得长远优势，而科技金融正是实现这一突破不可或缺的支撑。

（二）国内经济发展阶段的战略性转换

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从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关键阶段，传统投资驱动模式的局限性日益凸显。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长期偏高，且资本回报率呈趋势性下降，制约了经济可持续增长。

数据显示，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占GDP比重曾接近50%，远超多数发达国家20%～30%的水平。随着投资规模扩大，边际效益递减问题突出。2024年，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较2010年峰值大幅回落，资本回报率持续走低。据测算，2023年基建项目平均内部收益率已低于融资成本。

这表明，我国经济政策的底层逻辑必须围绕“新旧动能转换”展开。培育新质生产力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突破增长天花板的必然选择和核心引擎。特别是在当前“L形”经济走势、中美博弈与人工智能技术快速演进的多重背景下，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摆脱传统路径依赖、塑造发展新优势的根本途径。

新质生产力以科技创新为主导，具有高科技、高效能、高质量特征，涵盖新一代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生物技术、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绿色环保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也包括未来制造、未来信息、未来健康等前沿领域。这些领域创新活跃、技术密集、前景广阔，是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新增长引擎。

实现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产业深度转型升级，必须依靠科技创新引领发展新质生产力。其中，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是关键。科技创新为产业升级提供核心驱动力，产业创新则通过技术产业化形成新动能，二者缺一不可。只有深度融合，才能全面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必须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推动金融机构从主要服务传统产业转向有效支撑创新经济。这既是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的内在要求，也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由之路。科技金融作为衔接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的桥梁，其战略重要性在此背景下愈加凸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