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警察

我叫牛爱生，是北京市监狱管理局清河分局金钟监狱的一名干警。金钟监狱在北京所有监狱里是最特殊的。它是“医院里的监狱，监狱里的医院”。这里关押的犯人，有的身患艾滋病，有的患有肺结核、肝炎、梅毒，稍不留神，就会被传染。所以啊，我们这儿是个连罪犯都不愿意去的地方。

可是作为一名人民警察，作为一名共产党员，我们没有选择的余地。有的犯人就寻思，你警察也是人啊，就不怕传染上？看了我们就不膈应着、老远儿地躲着？我有传染病，你们警察还好吃好喝供应着，又打针又吃药，天长日久，我自己不烦，你们就得烦了。

犯人老郭，就是这么想的。这老郭吸毒，把家里折腾得鸡犬不宁，身体也跟穿了几十年的老棉袄似的，糟得一动就掉渣儿。2004年，老郭带着对艾滋病的恐惧到了金钟监狱。当时他的身体非常虚弱、消瘦，身上有多处出血点，眼瞅着这个人就快交待了。刚进来那会儿，他觉得自己不可能撑到刑满释放了，就拼命闹腾，绝食、上吊什么都干过，肚子里还打小算盘，自己是个艾滋病病人，没准哪天就把他放出去了。

他那点小九九我们都看出来了，我告诉他，金钟监狱是专门关押患有传染病的犯人的，不可能因为他有病就放他出去。我们找来医生给他看病，告诉他艾滋病到底是怎么回事，让他明白其实他的病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严重。

老郭一看，警察是真的为他着想，真的为了挽救他，心理惧怕关过去了，也积极配合治疗了，身体一天天地恢复起来，有了食欲，人也显得精神了，身上的出血点也越来越少。

人都是爱惜生命的，老郭看自己的身体情况一天天好转，也不再寻死觅活了，人一下子开朗了很多，爱说爱笑的，跟我们这些警察亲着呢。

别看犯人犯罪的时候凶神恶煞的，在监狱里，心理防线脆弱着呢。那些有传染病的犯人，脆弱感和自卑感更强。为了照顾犯人心理，我们这些警察在与犯人交流的时候，不戴手套、口罩和帽子，也不穿厚厚的防护服。

其实，我们也是血肉之躯，也一样会有恐惧，但我们肩负着对罪犯监督和改造的重任，对这些身患传染病的罪犯，同样也要在人格上尊重，不能让他们产生被歧视的感觉。这样一来，警察们感染传染病的风险是大了，但对犯人的心灵感召力更大了，促进犯人积极改造的动力更强了。

2008年12月11日，正处于艾滋病发病期的某国罪犯本耐特，突然出现发烧、胸闷、呼吸困难等症状，随时有死亡危险。在清河医院的帮助下，下午5点，监狱决定将本耐特送市局中心医院紧急住院治疗，我责无旁贷地担任押解小组组长。本耐特病得很重，人瘫成了一堆，我和同事架着他去厕所验尿接小便。病人根本站不住，同事扶着他的身体，从身后推住，我在前面拿着尿碗给他接尿，尽管十分小心，还是让他尿在我手上了。碰上这事，心里不膈应那是瞎话，可咱金钟监狱的警察就是干这个的，再恶心的事儿，咱都得扛着。

拍胸片的时候，医生要求脱掉衣服。大冬天的，罪犯身上穿了很多衣服，身子缩成一团，手上还打着点滴，同事抱着他，我为他脱衣服、解裤子，往下脱两件没有扣子的秋衣，那动作真是高难度，足足脱了30分钟，把衣服全脱到大腿以上全裸，才符合了拍胸片的要求。拍完片，我们又给他把衣服一件一件穿好，当全部检查都做完时已是夜里10点半了。

在金钟监狱当警察，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强的抗压能力，不过，天天近距离接触传染病病人，要是跟犯人家属大闹监狱相比，那就根本不算个事儿。

2009年10月，一名肺结核罪犯病危，转入北京市胸科医院住院治疗。50多天的时间里，监狱先后派出40余名干警轮流看管这名犯人，和他在病房里同吃同住同生活。通知家属病危后，他们家陆陆续续来了28人，第二天天刚亮，这名犯人去世了。

犯人的家属大吵大闹，不同意火化，要求监狱给予巨额赔偿。经过整整8天，5轮耐心细致的工作，家属终于同意火化尸体。

火化之前，要先给逝者换装。进了医院太平间，犯人家属一下子拿出了6套衣服，要给在太平间冷藏箱里冻了8天的尸体穿。这么多衣服，太平间的师傅一人根本无法操作，犯人的家属伤心过度，又怕染上病毒，不愿伸手。

看着太平间师傅那为难的样子，我二话没说，拿件衣服就过去了。犯人也是人，人去世了，咱得一样尊重，警察不能眼看着没人管也不搭把手啊。

我和那师傅一块儿给尸体消毒、拍照、穿衣服。尸体早冻僵了，穿衣服的时候，要用力扶着。尸体侧身时从嘴里挤出的一股恶气扑面而来，我一阵恶心，跑到卫生间呕吐了起来。吐完之后回来接着给尸体穿衣服。不大一会儿，那股恶气熏得我再次跑进卫生间大吐不止。吐归吐，吐完回来衣服还得接着穿。足足穿了近两个小时，6套12件衣服终于全部穿戴完毕。

看了我在那儿给尸体穿衣的全过程，在一旁的犯人家属被感动了，本来剑拔弩张的关系，一下子变得亲近起来。

在金钟监狱，我们既是医护人员又是警察，是这样一个奇妙的复合体，一手拿爱心甘霖施救，一手拿国法威严改造。我们用真诚消散了冲突，用爱心化解了矛盾，也赢得了罪犯及家属的敬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