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父老乡亲的 健康守护人

我叫姜桂玲，是房山区周口店镇良各庄村的一名乡村医生、共产党员。我当了36年乡村医生，36年里我见证了农村医疗事业的发展变化，也和父老乡亲们结下了难舍难分的情谊。

我是1975年3月9日开始当乡村医生的，这个日子我一直都记得。当时只是觉得当医生能治病救人，在后来漫长的行医生涯中，我才慢慢体会到，对于偏远乡村，“医生”这两个字意味着什么。

记得那是一天中午，我正在诊所吃午饭，张大爷的儿子满头大汗地跑来了：“姜医生，我爸不行了。”我撂下饭碗就跑，赶到他家一看，老人已经穿好了装殓衣裳，手里握着打狗棒。可我一听他这心肺呀，就是急性肺炎引起的轻微心衰，我赶紧说：“你爸还有救，赶紧跟我拿药去。”我给老人输上液，到下午4点多，老人睁眼了！打这以后，老人逢人就说：“姜医生的药太好了，救了我一命，准是政府给她送来的。”瞧，我一个小小的乡村医生，不仅成了他们的生命守护者，还让他们感受到了党和政府的温暖。这或许就是我坚守36年的意义所在吧。

每挽救一条生命，我都会感到非常幸福。可是，这并不是乡村医生生活的全部。因为位置偏远，医疗条件有限，同样的结果，我们可能需要数倍的艰辛付出。这些年，我养成了一个习惯，睡觉时衣服不全脱，脱下的衣服和药箱一定要放在枕边，为的是夜间有急诊时穿着方便。在儿子很小的时候，夜里出诊，我只好把他锁在家里。几个小时后我出诊回来，离家老远就听见儿子撕心裂肺的哭声：“妈妈，我怕，我怕呀！”有时回到家里发现静悄悄的，一看儿子已经睡着了，小脸上还挂着泪珠，小枕头都被打湿了一片。等儿子大一些，不论多晚去看病，我都带着他，孩子困得摇摇晃晃，可是至少有妈妈在他身边啊。

过去，在我们乡下有句话：“小病扛一扛，大病拿命挡。”村里人生了病没钱去城里的大医院，就认我这个乡村医生，有的一家三四代都是我的病人。我知道父老乡亲的难处，这几十年我给大家扎针、拔罐、按摩从没收过一分钱。不过，现在有了农村合作医疗，为我这个乡村医生解了难。

一天半夜两点多，村里老王的媳妇打来电话，哭着说：“大姐，你快来吧，我家老王动不了了！”我赶紧背上药箱跑过去，初步诊断是脑卒中。“这是大病，赶紧送城里医院吧！”老王媳妇犹豫了：“大姐，先输点液得了，去医院，那得花多少钱哪？”“傻妹子，现在不是有新农合嘛，能报销，快，别耽误了。”老王经过医院的抢救，脱离了危险。他前后住了十几天院，自己只花了2000多块钱。出院后，他还享受到了政府免费发放的慢性病药品，身体逐渐康复，现在走20里路都没问题。老王媳妇逢人就说：“新农合救了老王的命，要不，我们家的顶梁柱塌了，剩下两个上学的娃和我一个女人，那日子就没法过了。我呀，一辈子念共产党的好！”

乡下人朴实本分，他们把对党的感激、热爱都给了我这个普通的乡村医生，把我当成了他们的亲人。去年夏天，我正给一个远道来的孩子看病，突然手就不听使唤了，也写不了字了。后来一检查，我得的是格林巴利综合征。这是免疫系统的一种疾病，会让人四肢瘫软，严重的还会危及生命。听说我住院了，全村几百口子人都到医院看我。80多岁的大爷大妈在我的病床前，哭成了泪人：“孩子，你心疼死我了。”有的大男人不好意思流泪，就急得搓着手说：“姜大夫，您怎么病了，这不是天塌了嘛！”

乡亲们那一双双期待的眼神和那一声声炽热的话语激励着我又站起来，又走进了我热爱的卫生室。第一天去上班，刚到医务室，就有人瞧见了。不一会儿，开车的停下来了，走路的站住了，医务室前围满了人。老人把我当成孩子，拉着我的手说：“多穿点呀，丫头。”说着眼泪就下来了。连几岁的孩子也拽着我的衣襟，说：“姑姑，姑姑，你可回来了。”那一刻，我呀，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最幸福的人了。

这些年，党和政府非常关注农村医疗工作，不仅经常给我们进行业务培训，还不断地改善农村的医疗条件。自2003年实施新农合医疗制度以来，“政府出大头，农民出小头”的惠民政策，有效缓解了乡亲们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问题。2001年起，中国红十字会在我们这儿进行了“九五”公关课题——原发性高血压的防治，我每天都会把治疗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脑卒中的免费药品送到病人家里。10年下来，我村的高血压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明显下降。老人们说，过去要请医生那得套着牲口去接，现在，共产党的大夫都把药送上门来了，我们有病再也不用扛着了，现在就得好好地活着，享福！

我知道，在我们房山、在北京、在全国还有很多像我这样的乡村医生，他们和我一样，扎根在自己生长的土地上，守护着父老乡亲们的健康，让党的温暖和阳光照进乡村的每一个角落。我要继续做党和政府医疗卫生政策的执行者和传递者，踏踏实实地为父老乡亲们服务，即使付出再多，我也无怨无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