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给粤区信——关于汪精卫复职问题及对唐生智态度等[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

中央给粤区信——关于汪精卫复职问题及对唐生智态度等[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


  一、关于汪回复职问题
  ×××〔1〕同志回来报告此次民中扩大会经过,我们觉得此次大会一切的决议都好,只是对于汪回问题没有得着结果,汪不回则左派无中心,虽有很好的左派政策,而无应用这政策的能力,成效甚微。
  大会通过汪回复职而汪不能回的原因,据×同志说是因汪在时无主席制度。张静江在议案起草委员会中,极力反对动摇蒋之主席位置,汪前任之政治委员会主席,亦以政治委员会已改为政治会议名目而无形取消,故汪回无职可复。粤区本拟由左派在大会提出一取消主席回复从前制度议案,张若在大会反对竟至不能通过,则群众皆明白汪之不能回全是张等之反对,更愤恶张等。但是这个议案左派分子竟恐惧于张之横蛮态度,恐惧蒋三月二十日之余威,不敢提出,甚至这样说,若真正提出恐正中唐生智倒蒋之计,所以决定不提出。粤区同志意见亦认为现时仍不宜与蒋有冲突,这个问题只有听其自然下去待第三次大会时再说。
  照×同志的报告,我们应该承认,这次大会左派空气虽极浓厚,但主要的结果并没有得到,仍是中派胜利,并为中派造成一个以后有利的反攻基矗蒋这次发电迎汪,绝不是他已有丝毫觉悟非如此不可,完全是前敌将士及后方民众的反蒋空气,再加以军事的失败逼迫他不能不如此。椐加伦同志报告,关于迎汪问题,初与谈未遂,后又谈三小时蒋一言不发,听加说而已。第二日蒋发电亦未交加过目,自此以后蒋态度更不好,表现要自动,不愿听人被动。二十六日曾不顾一切的乱下总攻击令,加知之力阻始罢。从这些事实皆可证明蒋对汪回之真正态度,他是满心不乐意汪回,迫不得已始发出那一封电报,在这封电报上又弄了些花头,令绝不能出国门一步的李石曾、张静江往迎。如今汪若因五职可复而不回,则蒋在最近将来将更进一步的向左进攻,他可以这样宣传说:“汪先生全不顾党国,我这样欢迎他,大会群众这样欢迎他,而他还在闹闲气,不肯出来,未免姑〔辜〕负人望”。这种说话一出,汪所受打击更大,再难出来。
  现时我们及左派对于此事不能听其自然下去,若听其自然的结果是让左派政权不易建立起来,是让前敌唐生智等自然以武力去蒋,对于革命前途影响更坏。我们现在应该研究一补救的方法。
  第一,汪现在应该趁大会通过,民众热烈的欢呼中立刻回来,大会举出迎汪的代表应促令即刻前往。
  第二,汪回来并不是无职可复,除党的主席是五月十五大会新产生的属于老蒋者外,尚有国民政府主席,政治委员会主席(张静江等虽将政治委员会改为政治会议,但溯厥历史系统,不能阻汪仍任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各军总党代表等要职。老谭现时代理国民政府主席是可仍交给汪的,仅仅一个党的主席为蒋所据(事实上是张静江代理),作用甚小。我们还可更进一步的说,汪回来纵无一点职务,而事实上他也要自成为左派中心,政治中心,实力中心,张静江非滚蛋不可。何况还有这许多大权在握呢!
  第三,从上之分析,我们应该不踌躇的要汪回来,此时与蒋的关系只能有暗潮绝不会有明争,蒋绝不能有用军事行动反汪的可能。其实所谓汪、蒋合作这只是表面的宣传语,内部是仍有斗争的,而且是永久继续的。左派要与中派合作,必须左派先握住了政治的领导权才有可能。
  第四,粤区同志或者以为中央前曾有信指示关于汪回之意见:“认为须以得蒋同意和前敌战事大胜为条件,万不可鲁莽从事”,因而不敢积极的进行。但是现在这两个条件都已充分,姑无论蒋迎汪电是真意是假意,只要他在事实上有此表示,我们便可据以进行。现时是不怕蒋生什么问题的,顶多不过是蒋消极一点,然而从革命的全部利益来说,汪回只有更多好处。
  第五,若汪不回,则未来的结果,是蒋更得了反汪宣传的材料,左派政权更难建立,同时前敌自然发生军事逐蒋趋向。我们粤区同志所取听其自然政策是错的,在应付这个问题中,我们感觉粤区同志一方面表现太左,一方面又表现太右。从恐惧蒋二月二十日余威,不敢积极主张汪在此刻回来,是表现太右;又从一定要取消蒋之主席而后回来说,又似表现太左。至于说到积极进行汪回或打击蒋、张恐正中唐生智倒蒋之计,更是万分错误的观念,当于下文说明。
  二、对于唐生智态度
  椐×同志说,粤中空气对唐十分坏,认唐为将来最不可靠(比蒋更不可靠)最危险的人物,因而国民党及国民政府皆处处防闲他,疏远他,抑制他;我们同志亦有一部分深具此种观念,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
  1.本来一个人并无什么固穷的好坏,除非是如李福林杨希闵等绝对不可救药者外,其余怀抱野心英雄主义的军人,只要我们的策略应付得好,均可使他在革命过程中多发生些作用。譬如现在粤中的军事领袖,在以前谁不是很糊涂的?然而现在却都有很大的进步了,尤其是蒋介石,他在未任黄埔校长以前直至到苏俄时,思想行动,还是非常反动,他后来口头上是进步了,也曾做了些革命的事。为什么我们就单怀疑唐生智不能革命,而不怀疑蒋介石及其他的人呢?若说唐生智为人阴险投机,则蒋介石不又比唐更阴险狠毒吗?三月二十日事变他竟可以做得出来!说到投机,又有几个军事领袖不带点投机色彩呢?问题只在我们能否引导他,范围他这种投机倾向是向革命道上走。
  2.我们唯物主义者是只看事实不问心理。说蒋比唐更革命些的证据我们一点也看不到;湘区的报告,蒋最近因军事的失利,表面表示很左倾,但我们没有听着他远离孙会分子的事实,而且处处还发现他对左派及我们的防闲捣鬼。至于唐呢,在一切的民众运动中,他的态度都表现得很好,并没有积极压迫民众的事实。所以从眼前的事实看,唐是比蒋更表现得好些。我们自然不是就梦想唐已经是彻底的革命者,我们把一切工作都建筑在他身上,而是照唐此种态度,我们更容易发展民众,民众的力量增大,同时更可促进唐的左倾而不惧唐的反动(因为我们并不以唐为工作主体而是以民众为工作主体)。所以倘使我们现时说唐的态度是假的,不对唐作工,又幻想蒋比唐要好一点,这是非常之大的错误。
  3.国民党及国民政府对唐现时所取之冷淡防闲态度,是要使唐愈对党及政府生恶感,倘使他将来真正反动,应该说完全是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逼起他反动,因为逼得他没有办法只有找反动的出路。好在唐现时不满意蒋,不满意国民政府,还是向左的反对,正有可以引他为善的机会,我们不能再忽视。
  我们倘使要责备唐对国民政府过于轻视,说他把持湘、鄂的政权,则我们先就要责备蒋介石。蒋何尝尊重国民政府?总司令权力在国民政府之上,蒋在K.M.T,这样久的历史尚且如此,唐在党的历史甚浅当然不足深责。
  4.唐对蒋及K.M.T.,国民政府的轻视态度,我们先须研究他的见解是否有一点是对的:
    唐说:“蒋介石就是K.M.T.,K.M.T.就是蒋介石”;
    唐说:“国民党都是一般小孩子胡闹”(影指老蒋留下邓演达陈公博等在鄂和他争权及不让八军到江西等事);
    唐说:“K,M.T.没有力量要找C.P.”;唐说:“当我初向粤方接洽时,许多人多不信任我,只有汪先生主张允许,所以公谊私情我均赞成汪先生回,惟不好明表示,恐蒋疑我拥汪倒他。”
  以上唐的见解不能说他没有理由。现在蒋介石目中何尝有一个党,一个政府?党及政府都是他用来统治别人的法宝,他的手段又太不高明,这怎能叫唐生智尊重党及政府呢?
  倘使为革命的利益不容许蒋个人在〔再〕这样专制下去,必须改变现在的局面,我们便没有理由说唐现时对蒋,对政府的态度是如何不好,必须改变了现状才能有理由去责他。
  5.所谓“扶蒋抑唐”的政策,许多同志表面虽已不说而观念尚有此倾向,甚至还没有完全打破以蒋为中心,以蒋为唯一独尊者的观念。这自然不是就粤区全体同志说,不过粤区负责同志更为注意纠正此种倾向之发生。
  6.总之,我们现时对于唐之态度应该是取包围的办法,而不是取抑制的办法。我们要用:(1)个人的亲密接触;(2)民众的组织势力;(3)俄国同志的影响,以使他左倾。我们在军中工作当绝对打破革命只有一个独裁者的幻想。
  国民政府及国民党对唐应该承认他的势力(你不承认他还是存在的),万不可再照老蒋的小孩子办法,留下邓演达陈公博和他争权。事实上又绝对不能发生影响,只令他讨厌。政治委员会不要唐参加,则政治委员会的决议便等于废纸。
  唐现在是要想在政府及党中占一地位,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应当能满足他这种希望。
  将来K.M.T.在汉口有几个有力的中央委员设一政治委员会,自能多影响唐一点(惟此组织唐须加入)。同时,蒋专制之局面必须改变。汪能回来主席国民政府,自能使唐对党及政府的关系更好一更〔点〕。⑵
    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一月十四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一期刊印
    注释
  〔1〕本文中以“×××”或“×”代人名者,均系原文如此。
  〔2〕本文原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
责任编辑:孟庆闯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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