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复加同志信——关于对唐生智、蒋介石的态度和政策[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

中央复加同志信——关于对唐生智、蒋介石的态度和政策[中国共产党中央扩大执行委员会会议文件(一九二六年七月)]


  中央看见你给张同志[1]的信,认为你所说对唐生智政策非常之错。第一,现时时局仍是严重,内部不可发生问题。第二,北伐军内容一、二、三、四、六、七、八军都相差不远,不能那一个是革命的,那一个不是革命的,不能帮助那一个制裁那一个。这不但实际不可能,而且在我们的立场也不应该如此做。第三,各军本应该受政府及党的制裁,而此时除蒋总司令外并没有什么政府什么党,我们不应该再助蒋这样横行了。
    你全把唐生智看做敌人,蒋或者可以如此,我们的同志万不应如此。你说唐生智独立行动,我们请问你,蒋介石是服从政府及党而不是独立行动吗?“三月二十日”之事蒋是不是独立行动?你说唐生智狡滑,你说唐生智还不是一个革命者;蒋不狡滑吗?蒋比唐更革命吗?至少唐还未做出“三月二十日”那样的事。你说唐只要他的地位稳固了对我们的政策就要改变,试问那个军事领袖不是这样?尤其是蒋介石我们更有经验了。你说“不要使从对抗蒋的力量变成了对抗国民政府的力量”,我们以为,只是对抗政府还算很好,蒋介石从“三月二十”到现在他眼中还有政府吗?他岂止和汪精卫对着吗?唐固然是想利用我们反抗蒋以巩固其地位,而蒋又何尝不是利用你削弱唐以达其专政之目的呢?你应特别注意,唐生智还不象蒋一派人有中国革命只许一党存在的成见!
    总之,你在蒋处工作久了,已经为环境所蒙蔽,完全是站在蒋方面说,好象是蒋自己说话。我们希望你站在中国革命全局上打算,勿专为蒋打算。你切勿幻想中国的革命军事势力可以集中统一,并且如果军事势力愈集中统一在任何人手中,都必然去民主政治愈远,屠戮民众及我们愈快愈利害,你要快快改变你的根本见解。
    我们已知道北伐军此时无力东下,并且在政治上也不宜东下。目前东南只宜自治运动,并且苏、浙、皖三省联合会的自治运动已渐渐有点力量。钮惕生已同意我们的意见,只赞助自治运动而不公开的参加。望劝蒋介石信任钮为东南的总代表,并且速与以经济的援助[2]。
    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刊印
    附一:
    加同志对于国民政府迁移及对唐生智政策意见
    (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致特同志信)
    ……[3]你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之意见,我不能完全赞同。我不以为国民政府到武汉后威权会减少,我反以为国民政府到武汉后解决北方问题将更容易些。关于唐生智则我以为不会与之冲突。唐生智的地位,自从孙传芳九江失败之后就已改变了。孙失败之后唐的未来的同盟者就消失,若冲突发生则没有帮手了。现在他的形势变了,更趋于恶劣了。他的东南是国民革命军,西北是冯玉祥的军队,在广东是谭延,在赣西是程潜(?)[4],在北方是奉军,不能与之联合;在武昌城内又有第四军,你只要在中国地图上一看便可以知道。唐已不能象从前那样的独立行动了,即许他与日本结合,在这情形之下他违反国民政府,他亦难免崩倒。蒋介石尚未看出这种形势,我们也不对他说。至于唐,他是一个狡滑的人,你看我上面的话就可以明白。在这里你可以明白唐来与我们耍把戏的原因,也就解释他为什么含混表示要取消前敌总指挥名义的原因。同一原因也可以说明他到九江来即刻就去找贺耀祖并与贺谈了二天亲密的话。同一原因我们也可知道他得不会反对国民政府迁移武汉,我以为他或许与总司令部共同迁移武汉,他给我的电报请我速派一顾问去,就可以看出他这个意思。他还不是一个革命者,他不是为革命的冲动来与左派要好。唐是狡滑的人,真正的一个军人政治家,他看见已经到了变更策略的时候了,已经到了寻求同盟者的时候了——他的同盟者到处都可以找到的,从左派直到日本。
  唐是狡滑的,但他也知道我们也不是小孩子。他不是有远大眼光的政治家。我相信现在他将常常与你们往来,但只要他的地位稳固了,他对你们的策略就要改变的;如果蒋介石做了一次大错误使唐的同盟者增多起来,就会到这个地步。这是说我们要消灭唐氏吗?自然不是,这将是绝大的错误。唐是需要的,尤其在现在我们需要他来压抑蒋介石;他须执住在蒋的手里,他在军委内、在北伐军内、在国民政府内部应站在这样的地位。为这原故,他应当有必需的力量,但须注意不要使从对抗蒋的力量变成了对抗国民政府的力量,这便是我们对唐策略的准绳。
  你信里说,总司令部成了湖北皇帝,其代表邓演达成了宰相。照我看来这是不的确的[5]。唐在两湖的权力还是很大,你们未曾看出,但这是实在的。你们所指为皇帝的人他至今还不明白,这是很好的,我们应该使他不能知道这个。
  我们客观上限制唐的权限这里头是否有错误呢?我以为没有错误的;如有需要,我准备向中央解释。为什么没有错误呢?因为这样造成了一种局势,迫得提出统一财政于国民政府底下的问题,迫得创立了统一的饷源以做到军队的统一。这是必要的,尤其与奉军作战之时。但统一军队,统一饷源,统一财政,即等于收回权力在国民政府手里。因此我特别提议不要立即分离湖北财政为政府的和地方的二种预算。我这样提议因为这个问题须慎重考虑。
  你的信中说,“唐的话很对,他说湖北人中有些人说得很好听,但他们目的是要钱”。我以为唐这句话也可以用来说他自已。
  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
  《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刊印
    附二:
  唐生智言论之左倾与我们对唐应取策略
  (载于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
  唐生智最近的言论十分左倾,因其人甚聪明,故所说之话亦至透澈。他能认识自身是初上政治舞台的人,能认识他四周的环境,能说出军队是一把刀,这把刀的刀把是政治的立场,是党,是群众;我现在要革命就寻找这刀把。他希望C.P.不要看他作短时期的革命工具。他批评蒋介石想作中山的唯一继承者,议论均极警辟。自然我们绝不〈在〉言语上去相信一个革命家,大概在革命的高潮中每个首领均喜说左的话,因为于己更为有利。蒋介石最近在南昌对外的谈话也是如此。我们研究唐最近言论特别左倾的原因,一方面固然是革命高潮所激荡,一方面也由于自身地位之难艰。有以促成唐现时处境的艰难可于下之事实见之:
    一,江西下后,蒋之声威增高,实力亦强过于唐,合一、二、三、六与四军之一部共有二万五千人能战之兵,而唐不过一万五千人。
  二,蒋又扶起贺耀祖等反唐势力。
  三,湖北财厅陈公博走后又易李涤生,仍是蒋方的人,使唐在财政上感困难,伤兵曾闹饷数次。
  四,八军扩充甚速而战斗力并不如外传之强。
  五,唐请回湘一行,蒋不许。唐虑蒋将动其巢穴。因现时湘政府内部发生政潮,周鳌山、刘岳峙辞职,反对邓寿荃。唐不能解决,自已又没有人,虑蒋介石假中央名义乘机改组也。
  六,国民政府移汉增其疑惧。
  七,唐已公开的向蒋表示过:政府移汉须汪回后,湖北财务委员我不能干,因我不能供人傀儡,蒋不要过于疑我逼我,不要我干我可以走,君子绝交不出恶声。
  八,蒋还可以得到党及一部分群众之助而唐无之(他的历史甚短)。
  在以上情形之下,遂使唐自然想接近c.P.以增高自己势力。我们不因唐言论之左而遂对之存过分的希望,也不使他走到反革命路上去。在现时革命军三个重要的领袖中,蒋介石是明白的言行不符,冯玉祥是言行相符,唐生智还看不定。不过即令唐一时真正左倾,而其英雄的习气,腐败的部下,亦易使其发生反覆。所以我们不当简单的灌输些他还不能真正了解的理论,而要引他在事实上做一些革命的工作。我们现在可以向他这样表示:
    一,C.P.及苏联同志对唐政策自始即认唐是一革命者而尽力赞助,始终没有变更。
  二,望唐仍站在K.M.T.内与左派合作,与蒋合作;一面我们也劝蒋让步,合作对奉。
  三,为革命须不反对农民运动,对湖南农运能够赞助。
  四,军事注意质量的提高,加紧训练,既免专从数量发展所来的猜忌,又可减轻饷费,须设训练的学校。
  五,财政问题,我们所处的地位不能直接相助,只能间接的从两方面相助:
    1.研究增加收入的方法;
    2.主张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分开。
  六,…………………………………………………………〔6〕
    七,唐要我们在他军中进行秘密组织,我们可以这样回答他:在唐军中我们不做秘密组织工作,因为这是要使军队发生分化的;我们只助唐作政治教育,提高他们能够革命。
  根据一九二六年十二月九日出版的
  《中央政治通讯》第十三期刊印
    注释
  〔1〕张同志指张国焘。
  〔2〕本文及附件原均无标点,是编者增补的。
  〔3〕〔4〕〔5〕〔6〕均系原文如此。
责任编辑:孟庆闯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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