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国际一九二九年十月二十六日指示信的决议——关于论国民党改组派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年前十月二十六日的国际来信，对半年来的中国事变与党的目前主要任务，都给了明确的分析和指示，这足以证明中央于二中全会后，在这一方向上的努力，一般的是正确的。只是中央在策略的运用和工作的布置上，尚仍不免犯有错误，虽中央已曾自觉的改正过来，但国际这一指示，确给了中央更有力的督促与帮助。因此，中央除完全同意国际来信的指示外，更成立下列的决议：
　　一、全国的危机与革命的新浪潮
　　目前全国的情形，正如国际来信所指出确已进到深刻的全国危机的时期：一方面是农业危机之深入，民族工业的衰败，各派军阀之间的混战重新爆发，而各派军阀的背后，都站着帝国主义的列强，他们之间的矛盾正在日益剧烈起来；另一方面是阶级斗争之迅速的发展，如罢工，工人斗争，农民斗争与暴动之增加。中东路事变之起，也因帝国主义之内外的危机加深，苏联因五年计划之成功而日益巩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日益激烈，帝国主义乃更要首先压倒世界革命大本营的苏联，故指使国民党军阀进行军事的进攻。目前向全世界唯一的工农国家的进攻是失败了，虽然现在以和平方法解决这一问题，但帝国主义与中国军阀正准备更大的更高度的新的进攻。同时因进攻苏联而引起的全世界的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营垒的矛盾与对抗，亦更加剧烈。故党必须断然排斥取消主义陈独秀派将帝国主义相互冲突与其对苏联的冲突平列来看之非阶级的观点，因为如此，必然要减轻全世界无产阶级拥护苏联的任务。纵然在帝国主义间为夺取市场与原料，为增加军备，特别为瓜分中国之不断的斗争使他们彼此的矛盾更加尖锐，但对于全世界无产阶级之最大的危险，却是帝国主义反苏联的战争。
　　国民党反动统治一年来的外交政策，如借款建设，关税自主，撤消领事裁判权等，都已完全破产。国内政策，则一切改良主义的欺骗，白色恐怖的压迫，既没能真正缓和与压住群众的革命运动，更不能使这一企图在和平统一问题上求得丝毫成就。这一切尝试之根本失败原因，自因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加强与其所操纵的军阀战争的继续，以致一年来许多民族工业日在衰败（特别是面粉业、丝业、航务、矿务）农业危机与灾荒现象更成为大革命失败后之经常状态，而外国资本在全中国经济生活中却日渐扩大起来。机会主义——反对派闭着眼睛说大革命失败后“资产阶级取得了帝国主义的让步与帮助”（陈独秀语），所以“下一次革命爆发之前，必须有经济的复兴”（刘仁静语）；这种取消主义的估量，完全敌不住现实生活的一击！
　　因此，目前中国工农生活更加一般的恶化：城市的大批工人失业，物价腾贵，工资减低，工时增多，工作加重；农村中大量农民失业破产，大量的灾民无法生活；军队中士兵生活苦到万分，成千整万的死在战场；这些都是造成革命新浪潮的客观基础故近半年全国工人运动的开展，在上海每月有成百次的斗争，北方有天津电车工人的罢工，开滦五矿的斗争，北平人力车夫的巷战，青岛纱厂工人的苦斗，武汉有数千纱厂工人包围公安局的示威；农民斗争更是不停息的在南北发展，尤其是游击战争的发展，苏维埃区域的扩大，土地革命的深入，各地红军的壮大；反动军队的兵变已形成全国的潮流（虽其发动的还多为反动军官的军事阴谋，但客观上却是反映士兵群众不能再忍受军阀压迫的痛苦与自找出路的要求）；同时反帝国主义运动的复兴，城市贫民的日益不满，使着这一革命新浪潮更加平衡的发展起来。现时虽不能预言转变到直接革命形势的速度，即实行武装暴动直接推翻反动统治的形势的速度，但我们必须如国际所指示，在现在就准备群众，去实现这一任务，并积极的开展和扩大阶级斗争的革命方式，中央现在正号召全党同志在这一路线上加倍努力。取消派不了解这一革命形势，骂国际及中央是在实行盲动主义，只得由他们跟着资产阶级的尾巴，为实现国民会议而斗争去吧！
　　二、地主资产阶级联盟中分出民族改良主义的一翼
　　国际来信很系统的指出：在中国反革命胜利的初期过后，帝国主义及全部资产阶级的反动联盟，已在生长和深入他们中间的矛盾和分裂。现在这个联盟更分裂成为两个主要的政治派别：一个是包含军阀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当权各派；一个是代表中等资产阶级之现时处在在野地位的改组派。他们都绝对属于反革命的营垒，都参加反苏联的战线，因此，都是帝国主义反苏联联盟的臣仆，是服从于帝国主义的。在当权的各派中间，因为各种矛盾的加剧，根本便没有和平而只有不断的军阀战争。改组派便企图利用群众对此的不满，散布自己的改良主义影响到中等资本家，到城市上层小资产阶级，到乡村不满意的小地主及一切富农。他的主要目的是在与当权的各派争夺南京政权与预防新的革命爆发。当他在开始争夺时，他便极端妥协和驯服于帝国主义及军阀，所以陈公博曾主张亲美，汪精卫曾亲去拜会麦克唐纳尔，在军事行动上除靠张发奎外，便要与桂系冯系乃至北洋残余联合，在政纲上首先以“讨俄不力”罪南京政府以献媚帝国主义。同时，用国民会议的口号来欺骗群众，实际上是迎合各派军阀的分赃主张，这不仅表示改组派没有能力树起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政权，尤其是在革命浪潮更加发展的条件之下，他必要很快的丧失他在野党的态度，很快的与当权的各派合并，重修旧好“成为统一的反革命的地主资产阶级的联盟”，来一致压迫革命。
　　只是，现在革命浪潮尚在初期，群众中尚存有对国民党改良主义的幻想，改组派不仅“还没有来得及在劳动民众之前完全暴露自己的真相”，并且他还以代表工农小市民的理论，以国〈民〉会议（这也是托洛斯基派陈独秀的口号）树立民主势力的口号，以爱国主义的欺骗，甚至在上海利用“四次暴动”〔1〕的名义，在广东利用“农民自卫军”的名义，在北方利用群众不满意政府的情绪，来哄骗工农群众供他军事阴谋的牺牲，做他争夺国民党部的工具。这些，确如国际所指，都极需要党与他作“最坚决的斗争，反对他的反动妥协欺骗的影响”，这实是革命争取胜利与巩固无产阶级领导之必要的前提。中央在过去一年多工作中一开始便指出改良主义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反改组派斗争是我党中心任务之一。特别在每一次的群众斗争中都提出坚决反改良主义反改组派反第三党的口号。确实的，这一工作做得还不充分，客观上自然会给下级党部一般同志以更加忽视的机会，在少数同志中间（如过去直隶，江苏，浙江，安徽等少数外县党部）便有如国际所指出的“常常要用资产阶级营垒里的各种变动和勾结，来代替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甚至加入国民党企图掩护，——这简直是“机会主义公开的露骨的表现”，中央与省委都曾予以极严厉的斗争。还有在敌人军队中做工作的分子，亦有表现出机会主义的见解与行动的。但这决不能如机会主义——反对派解释成为中央对改组派有幻想，中央与军阀们勾结，因为这不仅是造谣，且是蒋介石污蔑共产党之最好的间谍。
　　三、全国危机中的特点
　　在全国危机与革命新浪潮中，国际指出两个中国式的特点：一个是军阀战争的继续，客观上是在日益削弱反动统治的政权，引导工农群众走上反抗运动的道路；另一个是农民战争的发展，北方自发的回民暴动，蒙古的民族革命运动的兴起，红枪会大刀会等类的武装斗争，与南方各省的农民土地革命游击战争相互呼应着，而成为革命浪潮中一个主要的支流。密接着这两个特点发展的便有普遍全国的兵变潮流。然而最主要的革命高潮之象征，“还是工人运动的复兴”。在这一切革命斗争中，中国党确已渐能树立起自己的领导力量，尤其是去年各地的政治示威与农民游击战争，但还不能令人满意。中国党的领导力量及工人阶级的组织程度，还跟不上工人群众斗争的发展。赤色工会数量的微弱；黄色工会的影响还大；党过去在黄色工会中策略的错误，这些错误实际上是把赤色工会的作用估量得过低，没有完全了解独立领导的意义；党过去还很少有计划的组织工人阶级经济的政治罢工；党更没能够很注意吸引革命的工人干部在自己的周围，也没有充分注意于在广大基础上组织雇农工会的预备工作。在农村中，因为党过去策略运用的错误，致使富农路线常常代替了党的正确领导；南方游击战争发展区域，有些地方，地主的土地还未没收；北方各省看着农民自发的或为反动领导的群众武装斗争，我们不能领导，而自陷于合法运动和平发展；在江苏已有无数次刀匪群众的武装，而仍有人怀疑到在南京政府直接管理之下，游击战争是否可能。许多兵变客观上只有与土地革命汇合才是出路，但我们不能领导。反帝运动之单独组织与经常斗争，在许多大城市中甚至如香港，天津，武汉，奉天，都还缺乏；广大的城市贫民尤其是在北方，党还没能把他们组织起来成为工人阶级在城市的有力同盟军。这一切尾巴主义的严重现象，在许多地方许多工作上部〔都〕表现出，尤其是对取消派以及对改组派有幻想的分子，都需要党予以无情的斗争。必如此，党才能转变“成为广大群众的直接革命斗争的发展者组织者和领导者”，必如此，党才能打破目前主观力量跟不上客观发展，尤其是工人阶级自发斗争的主要危险现象。
　　四、党的目前主要任务
　　依据上面的分析，就足以规定中国党目前的任务，同时足以证明中央通告第六十号所指出的主要任务与策略完全是适合于国际的指示的。
　　第一，党必须以反军阀战争与武装保护苏联为发展独立的群众革命运动的主要任务，必须在一切宣传与鼓动上，最大限度的暴露国民党一切派别的反革命作用，必须在群众一切日常斗争中联系到目前两大任务，发动群众斗争到更高度经济的政治的同盟罢工，以至武装斗争。应准备群众，破坏一切军阀派别的政权，破坏帝国主义国民党军阀进攻苏联之一切企图“变军阀战争为国内的战争”，“变武装进攻苏联为武装保护苏联”，“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政权”，“建立工农兵苏维埃政权”的口号成为党在群众鼓动中主要的紧急的口号。过去拥护苏联的口号，在许多城市已收了相当成效，反之，在广州暴动纪念中之反军阀战争的动员，却还没能扩大起来，这需要各地党部予以极严重的注意。
　　第二，党必须以改良主义为目前革命复兴中之最危险的敌人，以反改组派的斗争为争取群众巩固无产阶级领导之最主要的前提。党必须以最大努力最坚决的发动群众的直接斗争，去破坏改组派的一切影响与领导，去揭露改组派的反革命的面目。只有群众斗争广大的向前发展，只有无产阶级的党坚决的领导斗争组织斗争，欺骗群众抑压革命的改组派，没有不在群众革命巨潮之前跌落下的。青岛纱厂工人，上海码头工人，开滦矿工，北平人力车夫的伟大斗争前面，改组派总是仓皇失措转而与当权的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来压迫工人的。但我党的领导亦常常在这种斗争前面表示软弱畏怯，甚至不能给改组派一个适当的打击，这在客观上无异于挽救改组派在群众中已失的信仰。同时党必须更积极的暴露改组派所谓代表工农小市民的政纲，实际上是在代表资产阶级说话，反对工人，反对土地革命，而投降驯服于帝国主义及封建军阀；指出苏联是中国革命的好友，是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以揭破改组派爱国主义的欺骗；以工农群众准备武装暴动的行动，答复改组派反革命的军事阴谋；以建立苏维埃政权回答分赃会议式的国民会议的号召。在这里，同样要注意现在反动统治的当权各派，一样是以改良主义的语句来欺骗群众，来抑阻革命，我们必须如反对改组派一样在群众中反对他们，对第三党的一切活动也要如此。
　　第三，党必须特别注意于工人的罢工斗争，必须依照中央所决定的有计划有准备的去组织同一产业同一职业的罢工。在配合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时候，党更须以全力发展政治罢工，立定准备总同盟的政治罢工的计划。党在准备政治罢工的目标上，必须以发展经济罢工为基础，但同时要认清在目前的政治局势下，一厂一业的经济罢工常不可避免的要生长到政治罢工，且在斗争一开始时便须有政治要求的条件，以推进斗争局势之开展。在工人运动中，党同时要以建立赤色工会与反黄色工会的斗争成为经常而又切要的任务。党必须坚决的肃清工会工作中的委派制度与命令主义的残留。党必须有计划的在全国各大城市建立民主集中制的一产业的赤色工会，这便是产业的阶级工会。我们的目的是要在每个工厂建立一个赤色工会的分会。在每一个有黄色工会的工厂，必须组织赤色工会的支部，以便动员群众，去扑灭黄色法西斯蒂工会的力量，驱逐黄色领袖，以该产业的革命的阶级工会的分会去代替黄色工会。这必须有计划有组织的活动，去夺取群众到我们政治与经济的纲领之下，我们一切的活动都必须为的实现我们的目的：去夺取群众，以便组织在我们的工会之内，而不是去夺取黄色工会机关中的地位。因此，在客观上必然要推翻国民党工会（不论是改组派领导的，或当权的国民党领导的）压迫的权力，这是帮助发展工农兵苏维埃权力的一种方法。工厂委员会与工人纠察队的组织在目前更成为必要，这不仅在斗争中去发展，且要成为工人群众的迫切要求，树立起全厂工人与中坚的群众组织。
　　第四，党必须更加注意于反帝运动的领导，在反对一切帝国主义口号之下，一定要加紧反对美帝国主义。过去一年，党在反帝运动中确收有成效，尤其是在五卅，八一，九一，九七等示威运动中，国民党改组派之民族改良主义的欺骗影响，的确减低不少。但党还应利用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强暴表现，来发动群众革命斗争，组织政治示威，同盟罢工以及单独的反帝组织，来吸引工人群众与广大的农民及城市的下层小资产阶级。党并须使反帝运动与工农斗争尤其是反国民党反改组派的斗争相联接。在乡村，要深入农民对于帝国主义侵略的仇恨。在满洲等地，党更应有计划的在一切反帝运动中，提出直接拥护苏联的口号，以对抗国民党的欺骗，以揭露他们投降帝国主义的事实。这一工作，在哈尔滨一中学生斗争中（一一九示威），曾有显著成效，党应运用这一经验到工人阶级的斗争中去。党要纠正过去忽略城市贫民工作的错误，要知道城市贫民工作比学生运动还更重要，党要组织他们在反帝反军阀战争反捐税争自由的斗争战线之内。
　　第五，党必须以扩大游击战争，有组织的进行兵变，组织地方暴动为深入土地革命的必要条件。党应坚决的肃清乡村党内的富农，排斥农会中游击队中的富农分子，反对党内对农民战争以及兵变的估量不足。党不仅在南方各省要集中红军，集中武装的农民群众，发展游击战争，扩大苏维埃区域，没据〔收〕地主的土地，便在北方各省也一样要打破和平发展合法运动的观念，不自限于反捐税的斗争范围，要领导农民直接起来为土地的斗争，一样要领导农民灾民乃至回民自发的群众暴动，夺取被反动领导的红枪会大刀会的武装斗争到革命的领导之下，分化与改编他的组织与系统，以发展游击战争，兵变潮流一定要在党的领导之下进行，且须与农民土地革命相配合，以更加削弱军阀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军阀战争区域，这一工作更有他利便的条件，党应坚决的组织兵变，“最大限度的武装工农，解除军阀的武装，夺取交通的用具”，以彻底实现党在军阀战争中之失败主义的策略。在这一切斗争中，党必须扩大工人阶级的影响，要以全力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同时党必须加强国际的任务：第一，要使中国工农群众明了他们与其他被压迫民族，如印度人，韩人，马来人之相互的关系；第二，要加强与日本及其他各国，特别是与苏联的工农劳苦群众的关系。
　　五、党的领导作用与布尔塞维克化
　　在这些新的条件之下，中国党的根本之主要任务，恰如国际所指是争取革命运动里的领导作用与党的真正布尔塞维克化。只有党完全肃清过去脱离群众的现象，积极的领导群众斗争，组织群众斗争，推动群众斗争日益进到更高的阶段，党才能将自己锻炼成为最有力的无产阶级先锋队。只有党在斗争中，坚决的勇敢的吸引无产阶级积极的斗争分子，来充实自己的队伍，引进斗争的工人干部到指导机关，党才能将自己变成群众革命斗争中之有力的领导者。只有党不断的无情的与党内党外政治上思想上的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党才能将自己真正布尔塞维克化。因此，党在一切斗争生活中，首先要反对取消主义陈独秀派托洛斯基派，他们现在已结成一个反革命的联盟向党进攻了。尤其重要的是肃清自己队伍里暗藏的陈独秀派托洛斯基派。同时更要认定党内主要的危险还是右倾：富农的思想，黄色工会工作中不正确的策略，对改组派的幻想，对农民战争的估量不足，尤其是党在群众斗争中所表现的尾巴主义取消主义倾向，党内斗争在各方面所发生的调和倾向，以及对帝国主义进攻苏联战争的危险估量得过低——都需要党以全力来战胜。没有这些胜利的保障，党是不能领导新革命高潮之来到，达到组织武装暴动的任务的。
　　为要切实与一切动摇，犹豫，机会主义，取消主义（这是右倾之最高度的表现）做无情的斗争，各级党部以及全体同志必须执行公开的自我批评，必须认识自己对于一切错误倾向的存在，然后才能使国际正确的路线，得以坚决的有保证的执行。
　　根据一九三○年二月十五
　　日《红旗》第75期及三月
　　八日第82期补正刊印
    注释
　　〔1〕指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上海三次武装起义失败后，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江苏省委拟准备在上海举行的第四次武装暴动，这次暴动没有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