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护党的布尔雪维克的进攻路线博古

同志们！
　　在我们了解了目前国际与国内的政治形势之后，我们必须说到党在目前所应采取的总路线的问题。大家知道，党的策略路线是随着整个国际与国内的政治形势而变动的，是随着革命运动的高涨与低落而变动的。斯大林同志说：
    “策略是随着运动的高潮或低潮而变。譬如在革命的第一阶段时（一九○三年至一九一七年二月）战略是不变的，但策略则经过几次改变。一九○三至一九○五年，党的策略是进攻的，因为那是革命的高潮，运动继涨增高，策略必须顾及此事实，因此斗争的形式是革命的，是适应革命高潮要求的，……斗争形式变了，组织形式亦随之而变……
    一九○七至一九一二年这一时期，党不得不采取退守的策略，因为那是运动的低潮，革命的低落，策略不能不顾及此事实，因此斗争形式和组织形式不能不变。”（《列宁主义概论》）〔3〕
    我们现在要问，在目前的政治形势之下，党的策略路线应该是进攻的呢？还是退守的呢？没有问题，在目前我们党的策略，党的总路线应该是进攻的路线。
　　目前正是资本主义局部稳定终结，许多国家内革命危机的条件迅速成熟，整个的国际形势正是处在走向新的革命与战争时期的过渡阶段，所以共产国际“在各国共产党面前极端锐利的提出实现各国共产党在目前基本任务的问题：这就是在经济和政治斗争的过程中，准备工人阶级和被剥削群众，去为夺取政权而斗争，为着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十二次全会决议），这就是说要各国共产党采取积极的进攻路线，去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雪维克的进攻。“要不失一刻的去加强并促进为夺取工人大多数，为提高工人阶级革命积极性的布尔雪维克的群众工作”（同上）。
　　在中国正当着革命形势已经存在着的时候，反帝国主义的斗争剧烈高涨，工农红军与苏维埃运动猛烈扩大开展，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国民经济全部的崩溃，与暴风疾雨一样开展着的白区工人农民的斗争，国民党统治的崩溃和破产，都在我们党面前提出开展各个战线上的布尔雪维克的进攻，来把革命形势迅速地变成为胜利的大革命，来争取工农民主专政在全中国的胜利及迅速的转变到无产阶级专政。这个总的进攻路线包括着苏区和非苏区的党用一切力量来夺取群众，组织群众，准备群众，领导群众，在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中间，提高他们的革命的积极性和准备他们为着推翻帝国主义国民党在中国的统治而斗争，为着全中国的苏维埃形式之下的革命的工农民主专政而斗争。这就要中国共产党实行：第一，在武装民众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口号之下去动员群众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的斗争，反对出卖中国民族利益的国民党的斗争；第二，必须动员工人阶级与劳苦群众来反对与粉碎国民党对于苏区和红军的进攻，巩固和发展苏区，将各个苏区联合起来，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为着这个目的必须加强巩固与猛烈的扩大红军；第三，必须在非苏区中，在发展工农群众经济和政治的斗争之中，去准备和领导他们配合着红军的胜利的进攻，来推翻卖国的国民党统治；第四，必须一分钟一秒钟不迟缓地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到革命的旗帜之下来，这就要我们采取坚决的转变赤色工会为群众组织与夺取组织在国民党工会黄色工会内工人的路线；第五，在农民中，党必须经过一切为保护农民日常利益的斗争来广大地发动游击战争。在满洲更需要提出农民委员会反抗一切捐税和政府的命令，没收帝国主义走狗的财产与组织民众选举的政府的口号；第六，就是要把苏维埃建设的成绩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建设成功传播到广大的群众中去，并且最广大的解释和宣传苏联与中国工农兄弟联盟的口号。所有这些，就是共产国际和党目前所采取的总的进攻路线的内容和实质。
　　我们苏区的党的组织，应该怎样把这个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路线，在全部党的实际工作中间具体化起来和实现起来呢？
　　在目前我们正处在与敌人大举进攻作坚决争斗的时期，正处在完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紧急关头，在英勇的工农红军在屡次战争中取得伟大胜利及全国革命形势日益增涨的时期，反革命的国民党最无耻的出卖中国，投降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之下，集中一切军事上的力量，向着中国工农红军中国苏维埃进攻，特别在目前向着中央苏区作绝望的大举进攻。反革命的大头目——蒋介石第二次到了南昌，新的几师军队正向着江西，向着抚河流域开动，这是国民党军阀在所谓第四次“围剿”中的最后奋斗。虽然，我们武装上数量上还远赶不上敌人，但是在全国阶级力量对比的变动上，显然现在比以前更加有利于我们，白军士兵的动摇不满，工农红军英勇善战和历次战役的丰富经验，以及全世界政治形势的发展都告诉我们，在这—决战中间我们有着取得完全胜利的一切条件，问题是在我们能否在实际工作中全部的实现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路线。
　　所以，目前苏区党面前的重大的历史的任务是“最积极的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的民族革命战争，粉碎敌人的新进攻，争取一省数省的首先胜利，及准备组织领导广大的工农群众与赤色战斗员，去和帝国主义者的武装作坚决无情的胜利的争斗”（中央八月指示信）〔4〕。这在目前就要求我们抛开一切动摇，集中一切力量，准备一切牺牲，去求得革命战争的胜利，去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来开展中国苏维埃运动的新的局面与形势。
　　根据目前的形势以及共产国际和党的总路线，中央局在二月八号的决议案中提出了下列的立即执行〈的〉紧急任务：
    “（一）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苏区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来同帝国主义国民党作战，……从二月二十日起至三月二十日止，闽赣两省必须输送一万（赣七千闽三千）新战士到前方。
　　（二）号召所有工农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现在就应该开始宣传，为着争取革命战争胜利，每个工农分子应该武装起来到红军中去，这样来准备从自愿军役制转变到义务军役制。
　　（三）独立师团游击队必须按照中革军委训令，以积极的进攻，牵制和扰乱敌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领导白区群众斗争，进行赤化工作，并配合红军主力，打击敌人，特别在赣南闽西边区，必须进行最有力的运动防御战……。
　　（四）组织与领导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一切帝国主义。最广泛的动员全苏区工农民众，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蒙，进攻平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一切强盗行为，……用一切力量使反帝拥护［苏］同盟变为反帝国主义的广大的工农组织。
　　（五）集中一切经济力量为了战争。……
    （六）提早春耕运动增加生产。……
    （七）用一切力量来发展与巩固苏区，赣闽两省应以最大力量立刻加强对新发展区域的领导。……
    （八）修桥补路拆毁城墙工事工作应以二月底前完结……作战区域或靠近作战区域的党，应领导当地政府群众组织，成立战地委员会，担负清扫战场处理伤病兵及白军俘虏工作……”〔5〕
    所有这些便是我们主要最紧急的任务，亦就是进攻路线在目前阶段上的具体的主要的内容与实质。只要我们能够以布尔雪维克所特有的顽强坚决毫不倦怠，敏捷迅速的为着这个进攻路线的全部实现而斗争，我们将有一切的把握，完全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正象我们粉碎一二三次“围剿”一样！
　　但是正在这时候，在我们党内（很可惜的，甚至在党的领导同志内），有一部动摇懦弱无气节的小资产阶级的分子，受着阶级敌人的影响，充分地暴露了那种悲观失望，退却逃跑的情绪，以致形成他们自己的机会主义的取消主义的逃跑退却路线，反抗党的进攻路线，妨害党的布尔雪维克的动员群众。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最明显的代表者，便是从前福建省委的代理书记罗明同志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那么，这个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的实质在那里呢？
　　这些机会主义者首先从对于目前国际与国内的有利于我们的客观形势不了解出发，从对于目前阶级力量对比变动有利于我们的情况的不了解出发，从对于坚决积极艰苦地与敌人争斗着的群众力量的不了解出发。罗明同志对于闽西上杭永定几年来与敌人作长期坚决争斗的工农群众，作了以下的惨淡黑暗茫无前途的描写：
    “边区群众一时上山，一时下山，一时太平，一时又大恐慌，因此开会，集中武装等等都很难动员┅┅”“大地〔6〕有些群众说被敌人进攻几次，就弄得这样苦了，上级还要说准备长期战争，这样下去怎样得了呢？”
　　“有许多群众说，‘我迫得十分不得已了，不得不暂时妥协屈服，我的心还是红的，我也相信整个革命是要胜利的，我也希望红军能够胜利……’”
    接着罗明同志用慷慨激昂之笔写道：
    “同志们！听一听我们群众的呼声呵！在群众这样的痛苦中，在群众的痛苦的呼声中来了解自己的主要错误！”
　　到底什么是自己主要的错误呢？可惜罗明同志没有说，也许是我们没有及早的妥协屈服以使“群众”受这样的痛苦吧！！这正是罗明同志的退却路线的实质，而这段话同时又给说明罗明同志的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社会根源，这种社会基础便是那些“心里是红的”而实质上是白的，或者心里是白的，表面上是红的那些人。我想大家都明白的，这些人便是那些地主豪绅的残余与富农，或者受着他们影响极小一部落后的农民群众。这些人便是罗明同志的“我们的群众”！为着解除他们的“痛苦”，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痛苦”，罗明同志便主张逃跑退却，好让他们去“妥协屈服”，得到在国民党政权下“解放”。在另外几个地方，罗明同志亦用同样的笔调去污蔑英勇斗争着的劳苦群众，如说：
    “少先队改装，不戴少队帽，妇女装假发，用布包头，恢复旧装”。诸如此类，不一而足。罗明同志对于群众情绪与群众力量已经有这样的估计，那么怎样去实行党的进攻路线呢？当然，是没有办法。岂仅罗明而已，就是全世界上最好的革命领袖亦没有办法，罗明同志正是这样大言不惭的写着：“那就请我们最好的领袖毛主席，项主席，周恩来同志，任弼时同志，或者到苏联去请斯大林同志或请列宁复活，一齐到上下溪南，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对群众大演说三天三夜，加强政治宣传，我想也不能澈底转变群众的情绪”。
　　既然这样，那区区罗明又有什么办法呢？可是，同志们，切不要看轻罗明同志，他似乎比列宁还稍为高明些呢（大概高明得不多吧！），他想出了“锦囊妙计”，这就是进攻路线是此路不通，还是以左右散开向后转为是，这样罗明杨文仲等便把自己的退却路线与党的总路线对抗起来。这个路线表现得最明显的是在罗明同志到新泉之后，新泉县委书记杨文仲同志所写给省委的政纲式的信，在这封信中，他主张：
    “（一）……二四军团必须立即回师湘鄂西与鄂豫皖，以便更大的牵制敌人的兵力配合中央区的行动，……
    （四）过去一切的工作计划完全是党代替政权（如扩大红军地方武装土地问题等），因此党对于发动群众的斗争，即减少其注意力我意关于行政上及扩大红军地方武装等工作应由政府计划……而使党更多注意领导群众斗争方式上的研究，……
    （五）反帝同盟拥苏大同盟及青年部等革命群众团体的名目太多，每人有十余种组织可加入。下层同志确听到头晕，找头绪不到，因此这些组织不能健全起来而是一种空招牌，我觉得必须尽可能的减少或合并。
　　（六）各处地方武装在数量上是不见少，但在实际的集中训练是极差的，有许多训练与组织不好，不但不能配合红军主力作战，而且还是扰乱主力红军的行动，或给以坏影响，这些［是］无益的。因此地方武装不要只顾数量的多，而要顾作战能力，……边区工作应注意工作分配与计划，不能与中心区一样，特别是扩大红军问题……”
    这便是罗明与杨文仲同志的政纲，自然罗明同志在他信里有许多地方要委婉曲折一点，但是基本的立场是一样的。这个政纲不能不说是完全反对共产国际与党的进攻路线的，不能不说是一个机会主义取消主义的退却路线的政纲。
　　党的决议写着：“在这一决战中间我们有着取得胜利的一切条件”。（二月八日决议）
    而机会主义者认为这是可疑的，以为“两军主力双方决战，牺牲必大”，所以，下命令一般的要“二四集团军立即回师湘鄂西与鄂豫皖”。更进一步，那当然是调赴中央区，配合〈一方〉面军行动了。这不禁令人想起李立三同志过去要苏联出兵蒙古，红军出动响应的提议了。不过右倾机会主义者更儒弱一些而已！
　　党主张：“最大限度的扩大与巩固主力红军。在全中国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
　　机会主义者说：第一，扩大红军边区应该例外，边区是不能扩大红军的。第二，“扩大三百主力红军还不如扩大一百地方武装”。第三，党不应管扩大红军的事，这完全是党代替了政权。
　　党主张：“号召所有劳苦群众武装起来，加入赤卫军，少先队”及“每个工农分子应该武装起来加入红军”。
　　机会主义者说：“各处地方武装在数量不见得少”，而且多了反难组织好训练好，“不但不能配合主力红军作战，而且还是扰乱主力红军的行动，或给以坏影响，这是无益的”。所以，“关于地方武装方面目前中心的迫切的工作，是先造成基干部队”（罗明信）。
　　党主张：独立师团等等应该积极的进攻，牵制敌人，扰乱敌人，破坏敌人后方交通路线……来配合红军主力作战。在边区要进行最有力的运动防御战。
　　机会主义者说：“因为地方武装（包括独立师在内——古注）过于软弱，一打就坍”，所以他们只能用来去打连南汀东南的团匪，这一带的团匪的力量很弱，目前还没有和白军配合，很容易消灭他，并在消灭这一带的团匪中，可以锻炼地方武装的战争力……以后很快能与白军打仗”（均见罗明信），关于组织强有力的运动防御战，那更可不必，只要向北发展。军区指挥向北一迁，那就“姜太公在此百无禁忌”了。“这样不但不会防［妨］害闽西的巩固，相反的，只有如此才能配合闽西的斗争，才能不使杭永孤立”。
　　党主张：最广大的动员全苏区工农民众，反对日本及一切帝国主义的瓜分中国的强盗行为，用一切力量使反帝拥苏同盟变为反帝国主义的广大工农的群众组织。
　　机会主义者说：“反帝同盟拥苏同盟及青年部，革命群众团体名目太多……必须尽可能减少或合并”。其实李立三的行动委员会又简单〈又〉少麻烦，或许更合杨文仲同志的胃口吧！
　　党主张：党应该动员一切力量争取革命战争的胜利。
　　机会主义者主张：党应该从领导国内战争——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中脱离出来，而去研究各种发动群众斗争的方式。这就是要党从领导胜利的苏维埃革命的布尔塞维克的群众的党，回到从前那种学究主义的研究性的小组织去。
　　同志们！难道还不明白么？这里清清楚楚的放着两条路线，一条是党的布尔雪维克的进攻路线，一条是机会主义的走向取消主义去的退却逃跑的路线。
　　为着要动员我们一切力量，去粉碎敌人的进攻，克服我们面前的困难，那只有一种方法：便是开展在各方面的布尔雪维克的进攻。这首先要我们粉碎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分子的动摇，把他们隔绝起来，因为他们防［妨］害我们的进攻，惊惶失措、悲观失望，将不相信自己的力量，不相信胜利的思想，传播到党里面来，传播到群众中间去。布尔雪维克的不调和的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将是保证我们胜利的先决条件。
　　因此，对于这［个］两个原则不同的路线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是最有害的腐朽的自由主义，任何对于拥护党的总路线的不澈底，温和，半途而废，实际上将完全的成为机会主义退却路线的俘虏，而给革命与整个苏维埃运动以极大损害。很可惜，我们闽粤赣省委的另外一部分同志正是处于这样的状态之中，多少感觉到罗明杨文仲等同志的错误，多少温和地批评了他们，东一点西一点，但是缺乏拥护党的路线而斗争的布尔雪维克的澈底性与坚定性，因此在实际工作中犯着许多极严重的机会主义的错误。
　　同志们！我们目前正处在胜利的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的面前！我们有着取得这次决战胜利的一切条件，同样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困难。只有机会主义者会在敌人大举进攻的面前悲观失望，在困难面前投降屈服。每个中国的布尔雪维克应该团结在共产国际和党的进攻路线的周围，用十倍努力，十倍坚定，十倍积极，勇敢地去克服自己队伍中的机会主义，粉碎敌人的大举进攻与实现我们面前历史的使命！
　　在今天红校第四期学生毕业的时候，每一个党团员应该说：我们不仅是手拿枪枝来保卫土地革命与发展苏维埃运动的战士，而且是拥护党的进攻路线的坚决战士，今后我们将更加坚决的更加积极的为着党的路线而战，为中国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而战。同志们！高举我们列宁主义的旗帜，高举我们工农红军的光荣的旗帜，团结在中央和中央局的周围，克服我们队伍中的一切机会主义的动摇，实行布尔雪维克的全线的进攻，走向苏维埃在全中国的胜利！
　　根据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版的
　　苏区中央局《斗争》第三期刊印
    注释
　　〔1〕博古，即秦邦宪。
　　〔2〕原文无时间。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工农红军学校第四期毕业学生中全体党员团员及连以上干部的党员团员大会决议》中说“大会听了中央局代表博古同志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中心任务……完全同意这一报告”，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五日《红色中华》登载的《红校四期演习经过》中说“这一大批铁的干部自野营演习回至红校后，即于十六日举行毕业典礼”。据此判定，此报告时间应为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六日。
　　〔3〕参见斯大林《论列宁主义基础》（《列宁主义问题》单行本，人民出版社一九五五年版，第六八页）。
　　〔4〕指一九三二年七月二十一日《中央给中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委信》。
　　〔5〕引文与本册选集中《苏区中央局关于在粉碎敌人四次“围剿”的决战前面党的紧急任务决议》的个别文字有出入。
　　〔6〕“大地”似为“大池”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