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

　　大家知道，在一九三一年中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曾通过了经济政策底基本条例，并根据这些条例的原则而通过了劳动法和土地法。
　　这些文件，至今还是苏维埃中国经济政策底根本指南。
　　现时，在中国苏区里，产生了一些新的情形，发生了一些新的任务，因此，中国共产党又特别来研究苏区经济政策问题，并且通过了好些决议以补充和发挥从前的指示。
　　一九三一年中国苏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经济政策，是根据着些什么根本思想为基础呢？
　　第一，第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经济政策底决议所根据的第一个思想，就是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中国革命在现在阶段上底资产阶级民主性，就是制定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时，足以决定一切的原则。同时，我们很郑重地顾及到斯大林同志关于这个问题所给的指示――就是估计到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时是反帝国主义的革命。因此，中国苏维埃政权经济政策底基本任务，就是为消灭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地位及国内封建残余而斗争。同时中国共产党绝不忘记斯大林同志所指示的话，就是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上，在工农革命民主专政阶段上，在经济中，资本主义关系不能不还成为经济结构上的基础；因为小的简单商品经济在苏维埃区域内占优势，它构成资本主义底基础，并无时无刻不产生资本主义。
　　因此，构成中国苏区经济政策底基础的第一个和基本的思想，就是苏维埃要把自己的主要火力集中去打倒在华的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残余，以便保证中国底民族独立和急激地改良城市和乡村劳动群众底物质生活。
　　中国苏区经济政策所根据的第二个思想，就是苏维埃政权现时所处的客观情况，即是中国苏维埃所处的军事环境。这种思想的主要基础，就是为要顺利地组织中国工农群众反对中国反革命势力底武装斗争。这种思想的主要根据就是斯大林同志底这一指示，即是“没有建设工作就不能进行国内战争”。
　　总而言之，我们经济政策底第二个思想，就是要使这种经济政策能最高限度地保证红军及苏区劳动者，在反对反革命势力的武装斗争中取得胜利。
　　构成中国苏维埃政权底经济政策的基础的第三个思想，就是中国革命底前途。即是根据斯大林同志在一九二六年关于这个问题所给的指示。斯大林同志当时训：“中国将来革命政权的性质，将类似于一九○五年在俄国所说过的那种政权，即是工农专政，不过有这样的区别，就是它主要的是反对帝国主义的政权。这将是使中国走向非资本主义发展，或更正确些说，――走到社会主义发展底过渡政权”（见斯大林著：《论反对派》，俄文一九二八年版，四二九页）［1］。
　　因此，中国苏区经济政策底第三个基本思想底出发点，就是工农专政是使中国走到非资本主义发展底过渡政权。
　　这些就是决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经济政策实质底三个基本思想。
　　由此可见，中国苏维埃政权目前经济政策底实质，就是在于巩固和发展半殖民地国家的工农专政及顺利进行反对地主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和帝国主义底国内革命战争。由此显然可见，一九三一年中国苏维埃区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关于经济政策问题底决议――完全根据这些原则决定底决议，在基本上是正确的。为什么中共中央及苏维埃政权近来在经济政策方面又要加以一些补充和确定呢？
　　经济政策上这些补充和确定，是根据现今中国苏区的具体环境所产生的，这种环境的许多特点，在明年以前的第一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底决议上是未能估计到的。首先要注意的，就是苏区所处的长期的不断的战争底条件。这种战争，有的地方延长了三、四年，有的地方已延长了五年之久。这种情形使苏区底经济状况受了很大的坏影响。凡是国民党军队所到之地，凡是受国民党飞机轰炸的区城，一切农业和工业都被破坏了。此外，国民党近来更特别加强了对苏区底经济封锁。除此以外，苏区内（特别是老苏区内）苏维埃政权前此所利用以供给红军的粮饱和军需底来源，现在逐渐减少或消失着。
　　以前红军底供给是怎样来的呢？
　　前此红军供给底主要来源，第一，是没收地主、军阀、官僚、绅士等方面的财产及储藏品；第二，占领新区域和新县城市；第三，夺取国民党军队底粮饷军装；第四，苏维埃政权在苏区内征收赋税。现在的情形是怎样呢？现在这些方法，其中很多都比较少了成效。因为：（一）在旧苏区内，地主、绅士、军阀等已经没有了。因此，在这些区域内再没有什么可以没收了。（二）至于进攻新的县城，那末，现在这方面的情形是怎样呢？在老苏区方面，这个问题有许多困难，如江西中央苏区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江西，许多县城都早已操在苏维埃政权手内，反动派手内暂时剩下的只是南昌、抚州、赣州等等这一类比较大的城市以及那些他们筑有强固工事的县城；这些城市，中国反革命派得着帝国主义的帮助，在军事技术上筑有强固的防御工事，要占领它们，不是容易和简单的一回事。要占领这种城市，需要有很大的努力，需要相当高度的军事技术，需要有大的准备工作。当然，这并不是说，红军不力图占领这些城市，而这只是说，要占领它们，需要相当时间和适当的政治环境，这是一方面；另方面，在苏维埃邻近的城乡里的地主、官僚、豪绅等，早已将金银细软及一切动产移到上海等大的中心城市里去了，所以近来我们占领了县城，时常多半得不到很多财物和粮饷。（三）再则夺取国民党军队底粮械，现在也比以前更困难些。为什么呢？因为国民党的军事指挥机关在长期内战过程中，学到了一些教训。就是如果以前国民党军队总是不预先经过仔细侦察，便带着粮饷军械等等深入苏区；那末，现在国民党军队在进攻苏区时，已开始采用更谨慎的方法了。例如：还在去年蒋介石就发下了命令说：任何国民党军队，不得到南昌司令部或者武汉总司令部底相当指示和命令，不得擅自单独向苏区进攻。先要派出飞机侦察，以察明红军底布置、兵力、地势等等，然后才可以开始进攻。因此，虽然近来中国红军屡次得到了大胜利，可是所获的军需品、粮饷等等，有时候比起过去来反而还少些。国民党司令部现在多半把粮饷军需留在后方，这不能不影响到红军底相当战利品底数量。最后，（四）讲到征收赋税，由于苏区经济状况底变坏，苏维埃政权在征税时不能不遇着许多客观困难。
　　以上所举的苏区生活上这一切新现象，不能不引起中共中央及苏维埃政府对经济政策问题之严重注意。中共中央及苏维埃政府最近在经济政策方面定出了好些具体办法，其目的就是要在现有条件之下来改善中国苏区内的经济状况。
　　此外，必须注意一点，就是我们现在已经有了苏维埃政权一连存在几年底苏维埃区域；同时，这些区域在最近时期大大扩张了。这些条件，使我们有相当可能在这些区域内来实行恢复及发展经济底经济政策。事实上，要多多少少地实行比较经常的经济政策，需要些什么最基本的条件呢？在我看来，至少要有两个基本条件：第一，政权相当的稳固；第二，政权的领土相当的广大。
　　从前，苏维埃政府底经济政策主要地是带着宣传鼓动的性质，即是说，它的目的是在于向民众立刻指证他们在苏维埃政权之下的生活状况，与他们在旧统治之下的生活状况有何等显著的差别。当时经济政策之所以多带宣传鼓动性，主要地是因为当时苏维埃政权比较多少巩固的苏区简直很少，它们大多是带有临时性质。红军占据了某一区，可是又不得不旋即退出，再向前进到别一区域。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当然不能实行比较经常的经济政策。现在不同了，现时我们已有如江西中央苏区这样的区域，那里苏维埃政权广及于几十县，其中约有十县已经这样巩固，在最近一年多来，国民党军队不能侵入。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不仅巩固了这几县，而且凭据这些根据地向国民党军队举行了严重的进攻，结果大大地扩展了中央苏区的领土。
　　由此可见，现时我们已有领土相当广大和政权相当巩固的苏区了。这些情形，使中共和苏维埃政权可能而且必需对以前所施行的经济政策，加以好些补充和改正。
　　在制定和施行中国苏区经济政策时，也必须要估计到一种情况，就是中国苏维埃政权虽然推广了和巩固了，可是它至今还是处在经济落后的区域。在这些区域内，城市中主要都是手艺工业和手工工厂工业。就整个区域说来，主要的是农业区域。
　　以前在经济政策方面的决议（连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底决议在内），其出发点都是预计苏维埃领土会迅速推广，预计可以很快夺得比较大些的工商业中心，――可是这一点至今还没有做到。
　　这一切就是现时中国苏区内的新现象。这些新现象使中共去加以研究经济政策问题，并给过去所定的经济政策作出好些补充和确定。
　　可是问题不止如此。
　　引起对于经济政策加以补充和确定底另一种原因，就是有一部分中国共产党员不懂得党在苏区内经济政策基本原则底实质，而在实际上曲解党和政府的决议。例如关于现今苏区经济政策底性质问题，在实际上，而且有时在理论上，都有个别工作人员犯着时而“左”倾，时而右倾的错误。例如有些同志抱定“左”的立场，其表现就是他们“害怕”资本主义。他们认为在苏区内，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了。由此他们就作出结论说：中国苏区内主要的和基本的敌人就是富农，因此，中国苏区底基本任务，就是与富农阶级作决死的斗争。根据这种跳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底理论，便产生出苏维埃政权个别机关底不正确的“左”倾实际行动。这些工作人员不懂得，中国社会阶级力量底对比，无产阶级底组织性，贫农在无产阶级周围团结的程度，都还没有达到现时就可以顺利地打击富农经济底资本主义方面的地步。现时苏维埃政权还没有足够的资料和可能性来用社会〈主义〉经济代替资本主义经济。在这些条件之下，企图不仅铲除封建制的残余，而且铲除资本主义的关系，一定会遭受失败，一定容易弄到无产阶级与中农群众及独立手工业者之间关系之破裂。
　　可是在经济政策问题上也有右的倾向。右倾分子认为：在工农民主专政时候，既然资本主义（因有农民及手工业者底简单商品经济为根基）依然还是基础，那末，我们现时就丝毫不能作反对资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底斗争。因此，他们说，革命转变问题，非资本主义前途问题应该从议事日程上取消，因为这是遥远的将来的问题。根据这种立场，就有一部分中共党员在实际上犯右倾的错误，完全抹煞反资产阶级的斗争，特别是反富农的斗争。右倾分子不懂得，苏维埃政权底成绩，红军底胜利，都是实际上创造使工农政权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底前提，都是实际上创造在将来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底前提。所以非资本主义发展底前途问题，无论如何不能从议事日程上撤消下去。
　　因此，中共中央在经济政策方面的新决议，关于经济政策底性质加以明显的确定。中央指出，现时在苏区内，资本主义不仅还存留着，而且继续发展着，因为小农经济和手工业经济，无时无刻不在产生资本主义。
　　必须明白，我们暂时还不能在中国苏区内消灭资本主义，而只是准备将来消灭资本主义的一切前提和条件。因此，中共中央在给经济政策所作的补充和确定上，明显而具体地指出，在中国苏区内准许土地买卖（虽然是在苏维埃政权底监督之下），必须坚决实行贸易自由，准许在工商业方面私人投资等等。
　　可是，同时中共中央也指出，资本主义也有各种不同的。中国苏区内的资本主义与寻常条件下的资本主义不同。
　　第一，这是所谓“民主的”，群众的，主要是由小农生产及手工业生产中产生出来的资本主义，是以富农、中小商人、手工工厂作坊老板及雇用人工的手工业者等等为代表的资本主义。
　　第二，苏区经济上除了这些私人资本主义的经济之外，还有其他的经济形式。首先是农民的、手工业的、小的、简单的商品生产，这种生产，目前在数量上占着主要的优势。十分显然的，在苏区底现时条件之下，这种小的和中等的商品经济替资本主义造成最广大的基础，然而另方面，却不能把简单商品经济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混为一谈。这里须要指出苏区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和平分土地）实行底最大结果之一，就是贫农减少而中农在乡村中成了主要部分。
　　第三，苏区内除了私人资本主义经济与简单商品经济之外，已有别种社会经济形式，这就是苏维埃国家企业，首先就是公共企业――合作社（消费的和生产的），这些企业暂时还很薄弱，可是它们有向前发展的一切前提。
　　第四，中国共产党及苏维埃政权，不仅是不为资本主义底发展而斗争，而且把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造成一切必要的前提和条件，以便过渡到中国革命底下一阶段――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底阶段，当作自己的根本任务。因此，目前苏维埃并不提出自己力量还不能完成底任务，就是说，还不从苏区经济中铲除资本主义，而是利用它（在苏维埃政权机关所能做到的范围内）以谋振兴苏区的经济生活。苏维埃对于这个问题底政策，其主旨应当是保持无产阶级与贫农、中农的联合，使中农脱离富农底影响，巩固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底领导权。
　　这个问题上的“左”右倾向，都一定要产生出不正确的政治结论。因此，中共中央决定把这个问题各方面解释得明明白白。
　　现在来从红军顺利进行武装斗争及改良苏区内劳动者物质生活底观点上，来讨论苏区经济政策问题。有一部分中共党员，甚至有个别的负责同志，曾对于这个问题有过不正确的观点。有一部分同志曾把军事胜利问题与苏区内劳动者物质生活底改良问题互相对立起来。有些中共党员，甚至个别领导同志，认为现在是军事时期，军事环境，因此改良劳动者底物质生活问题现时完全不能提出来，而一切都应该只服从一个任务――军事胜利。
　　当然，现时中国苏维埃政权底政策，应当首先适合于与国民党军事“围剿”作顺利斗争底利益――这是很对的。可是这绝对不是说，在作战时候，在武装斗争时期，苏维埃政权便丝毫没有办法改良工农生活。特别要知道，要不改良苏区劳动者底生活状况，则红军底胜利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正是因为革命将工农生活状况改良了许多倍，革命使群众底幸福提高了很多，所以劳动群众方面才有极大的热忱、努力、英勇和牺牲决心，来争取红军底胜利，来为巩固红军，扩大红军和扩张苏维埃领土而战斗。同时，苏区的事实也指明出来了，虽然在军事时期，改良劳动者物质生活底事情很感困难，但绝对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然而有些人却硬把这两个问题彼此对立起来。他们以为：或者是顾到改良群众底物质生活，或者是顾到红军底军事胜利。关于这一点，甚至中华全国总工会（全总）个别负责人员还有过不正确的意见。他在全总底一个会议上说：在苏区内和在国民党区域内一样，罢工是工人为改良自己物质生活底唯一良好方法等等。甚至有些人关于这一点造出许多理论，这些理论似乎是“左”的，事实上是不正确的，实质上是右倾的，例如这些理论中之最著名之一的，便是所谓苏区内“阶级斗争无限”论。这个理论底发明家有什么根据呢？他们说：斯大林同志曾指示过，武汉时期中国共产党员底错误之一，就是他们曾经不愿去组织工人阶级为改良自己物质生活底罢工斗争。这些同志说：中国共产党员在中国苏区内不应重复武汉时期的错误，因此，无论如何一定要煽起工人罢工来取得物质生活底改良。这种表面上好象保护工人阶级利益底“左”倾理论，实际上是将斯大林同志底指示加以直接曲解，是对于工人阶级利益这个问题底一种最坏的、纯粹孟塞维克式的了解。实际上，这不是别的，而是把部分工人底局部的、暂时的、行会式的利益与全阶级的利益、与整个革命底利益对立起来。至于武汉政府与现时苏维埃政权之间有显然根本的差别，我想这是用不着多讲的。现今的苏维埃政权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以苏维埃为形式的工农专政。当时武汉政府还不过是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底政权。
　　现时苏区内政治上和经济上最重要的和最主要的事情是什么呢？这就是红军底军事胜利！没有这种胜利，便不能有劳动者物质生活底改良，便不能有苏维埃领土底扩张，便不能有中国革命底最后胜利。
　　由此可见，苏维埃政权底一切设施（经济政策也在内），应当以组织红军底胜利的武装斗争为主旨。暂时的、局部的利益应当服从无产阶级――整个中国革命底领导者――底全阶级的利益。当然，这绝不是说，在苏区内我们要“限制工农的阶级斗争”，或者苏维埃不应该尽可能地来尽力改良工人阶级底物质生活，或者苏区赤色工会不应当尽保护工人群众日常利益的职务。恰恰相反，必须着重指出这些事情是非常重要和必需的，必须懂得，在工农专政苏维埃统治之下，阶级斗争采取着最尖锐的和最紧张的性质和形式，所以此处所讲的，绝不是有丝毫限制阶级斗争的意思，而只是讲的阶级斗争形式怎样更适于革命向前发展和胜利底问题。同时，这并不是说，共产党人在苏区内要反对一切罢工，例如工人为反对那种经常违反苏维埃政权关于工人问题底法令底雇主而举行的罢工等；――可是，同时另方面，共产党员无论如何也不应在苏区内不顾一切具体条件而定要煽起罢工斗争。因为苏维埃政权在工人群众帮助之下有许多有效办法来对付雇主，采用那些办法的时候，将无须经过停工手段就能得到应有的效果，而停工则一定会减少苏区内本已有限的商品生产。
　　由此可以见到，有些中国共产党员，甚至个别的领导同志，对于中国苏区底经济政策底性质和内容有不正确的了解。
　　党最近所以对于苏区经济政策问题加以一些新的补充和修正，除了以上所举的各种原因之外，还有一个原因。这就是：苏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对经济政策问题底基本决议，虽然在基本上是正确的，可是其中还有个别的不妥当的辞句，这些辞句有时可以引起不正确的了解和解释。
　　例如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土地法，有两条是关于与富农作斗争的。在该法第八条上说，“富农在土地被没收以后，多余房屋、农具、牲畜及水碓、油榨等等，亦须没收”。在该法第三条上说：“富农在没收土地后，如果不参加反革命活动而且用自己劳动来耕种这些土地时，可以分得较坏的劳动份地”。我们苏区内的同志们有时候如何在实际上了解这一问题呢？他们有时候把这两条法令当作是要实行消灭富农阶级的指南针。因此，我们看见好些地方，特别是湘鄂西苏区，那里的苏维埃将一切富农底机器、牲畜、农具、商品一概没收了，至于完全禁止土地买卖和租佃，禁止雇用人工等等，那更不消说了。凡此一切，在相当限度内，是由于土地法在这方面底不妥当辞句产生出来的。
　　现在来讲一讲第一次代表大会所通过的劳动法。在劳动法第四条上说：“雇农、林业工人、季候工人、交通工人、苦力、家庭女工、厨役及其他有特殊劳动条件的工人，除享受劳动济的一般规定之外，并享受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及中央劳动部于这些工人所颁布的个别劳动条例的规定”。从这条法令上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就是这几种工人底劳动，除了享受劳动法规定的一切之外，还要享受苏维埃政府底特殊的和补充的许多法令底利益。
　　实际上有时候从这里得出了什么结果呢？
　　有时候实际上所得出的结果，便是有些同志认为：这部分工人除了八小时工作制，除了为增加工资，改良居住饮食等等的斗争之外，好象还应比其他一切工人享有更大更多的特权。实际上，我们知道，这一类工人恰恰大多数都是在农业上作工，同时不仅在富农家里，而且还在中农家里；因此，如果这类工人将不仅要求履行普通由劳动法所规定的条例，而且还要求补充的优待，那末，这对于那些为自己经济而雇佣他人劳动底那些中农阶层，简直是实际上做不到的。规定农业工人底特殊雇佣条件，当然是必需的。但是它们应当是专门为这类农业工人制定，同时并须要估计到工作底季候性。此外，劳动法上第五十一条还有这样的规定：“工人或职员，被征到红军中去服军役，因此而失去他们的工作，在这种情形下，须预先发给他三个月平均工资”。这种条件，在中国苏区底现今条件之下是难得实行的。
　　最后，劳动法没有十分考虑和确定工业中的工匠和学徒底劳动条件问题，而这些工人在中国苏区内占工人群众底大多数。尤其是对于各种雇主没有分别看待。对于富农、中农、中等的和小的手工业主雇用人工的条件没有分别看待。这一点在某些苏区的苏维埃机关底实际工作中已经产生了不良的结果。因此，中共中央最近制出关于经济政策底决议，决定一些确定和补充，使这一切问题都有必需的明确的规定。同时，关于与富农作斗争方面及对各种企业主分别看待办法方面，都指明了具体的任务。中共中央特别着重指出：中国苏区底全部经济政策，应当服从红军胜利斗争底任务，此外，还应当以中国苏区底经济状况为出发点。
　　因此，中央决议上指出，苏区内的职工会不仅应当注意保护工人阶级底日常经济利益，而且还应当积极参加以下的工作：提高苏区内的经济幸福，巩固苏维埃政权和红军，发展工业和农业。
　　因为有了这一切问题之发生，所以共产党中央和苏维埃政府最近对于经济政策问题费了许多时间和注意力，决定许多补充和确定的经济条例，以便把这些问题都弄清楚明白。
　　这些指示中基本的和主要的之点，就是改良和增加生产，振兴和改良商品流通，以便保证红军底给养和改良劳动群众底物质生活。
　　中国共产党在苏区内怎样实现这些决议呢？在这方面已经作过些什么呢？现在还须要做些什么，来真正实行关于改良苏区内经济状况的指示呢？
　　要改良苏区的经济状况，首先就要振兴农村经济。
　　苏维埃政权在这方面做了些什么呢？
　　在这方面已有了一些经验和相当好的成绩。
　　苏维埃政府怎样在中国苏区内振兴农村经济呢？
　　第一，用推广耕种面积的方法。
　　在苏区也与在全中国一样，有很多荒地，对这些荒地加以相当的开垦，便能变为耕种地亩。例如在赣东北苏区，在去年四个月内开垦了一万八千亩荒地，以后又通过了计划，决定在一年之内还要将耕地面积推广二万五千亩。如果赣东北这个面积不大的苏区，农民能在四个月内变一万八千亩荒地为耕种地亩，那么，这就明白证明：苏区内有很大可能来推广耕种地亩面积了。
　　第二，苏区内可以看到园艺农作业（蔬菜瓜果等）底发展。
　　从前农民不大注意这种经济，现时则因为苏维埃政府底督促、奖励和帮助，他们已开始增加自己的园艺经济。
　　再就是关于增多收获，改良土质和增进肥料问题。以前农民受地主剥削的时候，或者没有，或者可能简直不愿意来改良土地的质量。现在在苏维埃政权之下，他们已经积极起来用增用肥料等等方法来大大改良自己土地的质量了。我们在赣东北苏区、中央苏区及鄂豫皖苏区都见到这类的现象。
　　关于组织犁牛站的问题具有很大的意义。雇农、贫农和中农没有牲畜耕具，很难去经营经济。现在苏维埃政权用收买耕牛、没收地主牲畜及农具底办法组织犁牛站，以帮助没有耕牛及农具的雇农、贫农和中农去耕耘土地。
　　再则耕作互助社之组织也有大的意义。苏区农民经过这种互助的方法，可以大大增加自己的收获。
　　生产突击队等这类的劳动组织已经在苏区发现了。革命竞赛在播种和收获运动中都在广泛实行。例如在赣东北苏区内，苏维埃政府在去年播种运动时，曾从公费中抽出一千大洋以及生活品来奖赏农民突击队员。
　　最后，灌溉制度底改良也有大的意义。例如在湘鄂西苏区曾作了许多修堤工作，其目的不仅在防止水患，而且在改良灌溉土地方法。
　　以上所举的一切办法，不能不在中国苏区农业改良和扩展方面发生良好的效果。这一点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了。例如红军主力暂时退出鄂豫皖苏区及湘鄂西苏区以后，国民党曾组织专门所谓“匪区视察团”，名义上是考察苏区状况，实际上是借此来大作反革命宣传煽动，然而《匪区视察记》的通讯不能不承认，苏区农产状况比非苏区要好得多。有些消息不能不承认说，赤区的稻收颇丰，赤区稻禾比国民党区生长得好得多等等。在这方面，我们红军第十军区域内（即赣东北区）有很好的结果。例如从苏区来的一个文件上说：从红军第十军胜利形成之日起，苏维埃极力振兴农业，同时，说这一区的米、棉及其他农产品，不但足以保证红军本身及本区群众消费，而且足以输入邻近苏区和国民党区内作商品交易。
　　苏维埃政权尽力设法来保证红军底粮食。
　　苏维埃政府极力节省粮食底消耗。例如在第二军红军区域――在水灾时期――苏维埃政府及党部通过了决议，规定除红军兵士外，凡后方公民一律只许一天吃一餐米饭，一餐米粥。前线作战的红军则每天吃两顿米饭，一顿米粥。
　　其他苏区也实行了同样的节省办法。在粮食困难时期，这些节省办法曾有明确的效果，帮助打退国民党军队底进攻。
　　同时，有一种现象阻碍苏区农业生产底振兴，这就是再三不断地重新分配土地。这种办法特别在湘鄂西苏区实行得厉害，那里每年举行四、五次的土地重新分配。这种办法一定要减低农民对于改良土地及提高生产率的热心，而有时则简直使农民不愿意耕种自己的土地。因此，中共中央在最近关于苏区经济政策底决议案上，特别指出这种办法之不正确，指出必须尽可能地给贫农、中农固定保留他们的所已经分得的土地，避免不必要的重新分配。我党中央底这个指示，在振兴苏区农业方面，无疑义地要发生良好的效果。
　　现在来谈谈中国苏区内工业发展的问题。
　　苏区底工业状况比农业状况坏得多，因为直到最近以来，苏维埃政权没有充分注意工业问题。这只要看一件事实就可以明白，就是在最好的中央苏区，苏维埃政权在较久时期内，曾没有正确的办法对待手工工匠、手艺工人及手工作坊工匠等。没有充分注意到他们的组织，没有注意到他们的劳动组合。有许多手工业劳动者既没有被吸收加入劳动组合，也没有加入职工会。此外，主张凡在农业上服务的手艺工人（即所谓独立劳动者），不得加入职工会，因为他们在农民家里作工；而农民不是资本家，所以在农民家里作工的手艺工人不能加入职工会。中央苏区全总执行局底工作报告上很明显地说，手艺工人、独立劳动者以及工匠们，因为这样而表示很不满意，――其中有一部分人对于苏维埃底经济办法不仅采取消极态度，而且有时还取反对态度。凡此一切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苏维埃和地方党部曾没有正确的办法对待他们，这是第一。
　　第二，在许多苏区内，本地工业如纸业、茶业、糖业，至今没有充分发展，而许多地方简直被国民党破坏了。苏维埃机关没有采取必要的办法来恢复和改良这些生产。这当然不是说，苏维埃在这方面丝毫没有做什么，他们多少做了一些工作。例如苏维埃政权首先注意到与军事组织直接联系的工业，例如兵工厂、制弹厂、制造军装的缝纫作坊等等。这些企业到处都有，不仅在每个苏区，而且在每个大队红军之下都设立了。此外，还有好些本地工业部门，现在已组织成为生产合作社，例如以前在湘鄂西的草帽业、草鞋业，竹器业等等。
　　从这可见，苏区内有可能来恢复和发展工业。要是拿中央苏区来讲，那末，那里有茶、纸、漆、桐油、木子油、麻、大麻、黄麻、米、竹等等，这些东西，以前本地手工作坊的生产，不仅足以供给本省，而且输出去供给全国各地。要是拿鄂豫〈皖〉苏区来讲，那末，那里也有茶、米、竹、丝、麻、茯苓等等。至于四川苏区，更不用说了，那里差不多什么都有。如果有许多苏区都感觉食盐缺乏，可是四川连盐也有。因此，应当利用自己一切客观的可能性，利用自己的一切富源，来恢复和发展各种的生产。
　　直到最近时候，还有些中共党员只是看到问题底一方面，他们只看到中国苏区是经济落后的地方，只看到苏区主要地只有手工业，手工工厂作坊等，因此他们说，要实行经济政策，尤其是整顿工业，这是很困难的任务，或者简直是完全不可能的任务，――这当然是严重的错误。
　　说中国苏区是经济比较落后的地方，这当然是事实，可是这句话内只有几分真理。落后的经济当然使苏区底情形困难，可是，这种现象绝不妨害尽量利用现有的一切可能性。因为要是大机器工业的话，要想恢复生产，需要大批资本、机器、原料、煤炭等等，那末，手工作坊工业并不需要这一切，而只需要人工、原料及最简单的工具，这些原料及工具等在各农家及手工作坊内就有的。
　　为改良经济状况起见，苏维埃政权可以利用那种至今还在落后的中国乡村中存在着的情况，――就是家庭工业与农业结合，手工业与农业结合。例如以手工织布业来讲，差不多每个农家都有手工织布机。要是过去有许多农户因为不能在市场上销卖自己手工业的生产品，因为他们的制造品不能与机器商品竞争，以致很久不在家庭里织布了。那末，现在在苏区情形之下，他们自己织起布来，不仅可以供给家底之用，而且同时可以出产一些到市场上去卖。苏维埃政权应该利用这些自然经济底成份，因为外面封锁的环境迫得要走这一步。我们有这样的“经济学家”――共产党员，他们轻视手工业和家庭工业，把它们看作只是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经济，主张完全不要利用他们，这种观点只不过证明他们的知识是死板无用的，它们不懂得在具体环境内决定问题。
　　苏维埃政权应当组织合作社和劳动组合，来恢复和发展手工业和手工作坊工业，同时它也应该去鼓励私人手工业及私人手工作坊工业。
　　苏维埃政权也应该提出一定的款子来帮助苏区工业发展，将这些款子由苏维埃银行或储金互助机关，借给手工业及手工作坊业。要是共产党及苏维埃机关对于组织工业的问题能够与以充分的注意，那就很能改良苏区底经济状况。
　　现时我们在这方面有许多困难：许多商业公司及商店都关门了，大商人及中等商人很多跑了。此外，有好些地方苏维埃机关对商业问题都有过不正确的态度，在许多苏区内，有时甚至把商业机关没收了，农民有时把往来的货物没收而彼此瓜分了。这种情形自然要使商业发生困难。
　　要使苏区的商品流通兴旺起来，首先就要坚决实行贸易自由的原则，同时要反对投机买卖及尽力保证红军的经常供给。共产党和苏维埃政府，应当禁止经济政策方面的一切过早办法，这些办法，事实上只不过使苏区经济状况变坏。
　　中共中央最近的决议明白说到，苏维埃政府在现今的革命阶段上，绝对不应该以消灭商人阶层和取消私人贸易等等作为自己的任务。
　　现在的任务，就是要在与投机买卖作斗争和保证军事胜利底条件之下，坚决地实行贸易自由底原则。
　　同时，在苏区内须要尽力扩充和发展合作社的组织。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至今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材料，可是我们已经得到的一些材料，已足证明在好些苏区内已经组织了许多合作社，不仅是消费合作社，而且有生产合作社。例如在湘鄂西苏区，即当去年水灾最盛，经济状况特别坏的时候，还有过一百个合作社的组织。在红军第四军区域，还特别召集过一次合作社工作人员底代表大会。
　　在中央苏区及红军第十军区域，也决定了召集这样的代表大会。从苏区得来的好些材料看来，经过组织合作社的办法可以大大地改良苏区内部商品流通。
　　还要稍微谈谈改良苏区货币制度问题。
　　我们现时在苏区内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在境内流行的也有国民党政府的货币，也有苏维埃政府发行的货币。以前曾有过这样的办法，就是当商人来到苏区时，须要把带来的国民党政府货币换成苏维埃的货币，如果在某个苏区内，还没有苏维埃自己的货币时，则由苏维埃政府将国民党政府的货币盖印，然后可以通行。
　　依我们的意见，后一种办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国民党政府可以禁止盖有苏维埃印记的货币回到国民党区内使用，这样就可使我们的商业发生困难。而这一点又可以使苏维埃区域的经济状况变坏。
　　因此，依我们的意见，苏维埃政权对待国民党政府的货币应当采取以下的办法：当商人将国民党的货币带来苏区时，只能将它们收来换成苏维埃货币，然后存在苏维埃银行内，以便能用它们去向国民党区域采买货物。至于苏维埃的货币，则须要尽可能地限制印发的数量，此外，还要改良整个银行制度。
　　除了以上所说的之外，我们认为，为改良苏区底经济状况起见，除货币交易外，还可以组织各乡和各区之间的自然物品交换。
　　在苏维埃政权和合作社底帮助之下，这是完全可能和必需的。
　　苏区工农银行发行了钞票，这些钞票在工农中间有过很大的信仰，但有时候因为滥发纸币，以致信仰减低了。例如：湘鄂西苏区的钞票，有时候不仅在苏区之内，而且在好些邻近的国民党区域内都有过莫大的信仰，商人从国民党区域来与苏区通商的，都非常乐意收用苏维埃的货币，因为他们要在苏区内采买许多货物。可是后来因为苏维埃将纸币无限发行，于是信仰就有些低落了。
　　以后该区苏维埃政权，曾采取过许多办法来恢复苏维埃货币底价格。
　　在中央苏区内，苏维埃工农银行的货币，直到现在都有很大的信仰。这只要看一件事实就可以知道，例如：当苏维埃银行发行“冲破国民党五次‘围剿’”底公债票时，苏维埃政府原定在一月内将公债销完，可是事实上半月就销完了。尤其值得注意的，就是这些公债券不仅是苏区人民购买了，而且还流行到邻近国民党区内，甚至在上海和武汉，好些工厂工人都开过车间大会，自动决议捐出一天的工钱来买苏维埃的公债票。这个事实指明，要是苏维埃能够正确地进行银行的业务，就很可以改善苏区底经济状况，尤其在兴旺苏区商品流通方面，一定有很大的作用。现时，当然很难使中国苏维埃的金融完全稳定起来。可是，必须要寻找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要努力向这个方向走。
　　再则，要提高苏维埃钞票底信仰，必须规定这样的办法，就是要税收和工资都用苏维埃的纸币支付。而以前有时有些地方的工会工作人员，要求厂主发工资时，不用苏维埃的纸币而用现银。很显然地，要是工会工作人员提出这样的要求，那末，自然会引起农民拒绝收用苏维埃的纸币。也许有些地方的个别苏维埃机关还要求用现银纳税，而不用苏维埃纸币纳税，那就是很大的错误。
　　党已注意到这些错误，已要求工会机关和个别苏维埃机关恢复和维持苏维埃纸币底信仰。
　　除此一切之外，苏维埃政权应当在苏区内设法奖励人民储蓄，在工农银行里附设储蓄部。从苏区文件省来，有些苏区内已经开始注意了储蓄事业，并且已得有了一定的成绩。工人和农民，特别是中央苏区工农民众，对苏维埃政权及红军抱有很大的信仰，他们常常把自己的钱存在工农银行储蓄部里。
　　还有一点也是属于苏维埃银行的任务，就是帮助合作社机关以及手工业者底私人企业等等。如果苏维埃银行在现时能执行这一切，那末，就可以大大改良中国苏区底商品流通的情形，并且一般地振兴苏区经济生活。
　　现在来谈谈苏维埃政权底赋税政策。直到最近以来，在苏区内征收以下的国税：第一种是土地税。据我们知道的，在湘鄂西苏区及鄂豫皖苏区，大约按以下的定额征收土地税：富农缴出收获底百分之十五，中农百分之五，贫农或完全免缴，或只缴百分之三。同时我们知道，也有这样的苏区，其中税制至今还没有明白规定；苏维埃政权正在设法去解决这个严重问题。苏区底最主要和基本的收入就是土地税。土地税在革命以前原是农民底很痛苦的负担，现在苏区的国税则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以前农民把自己百分之五十到六十的收获缴给地主和军阀、绅士们，现在苏维埃政权只要农民缴平均百分之五到百分之六的税额。土地税很可以保证红军底给养。
　　第二种是营业税。这项税是按累进原则而征收的。在湘鄂西苏区及鄂豫皖苏区，大概抽收如下的营业税，就是凡企业资本不满一百五十或两百元的，完全不纳税；要是资本在二百元以上的，则纳一定的税额――由百分之一到百分之八（一万元资本），这要看什么企业、投多少资本等等。此外，还要注意到每个企业每日的营业收入若干。每日营业少的，则完全不纳税，只有营业多的，才纳一定的税［2］。
　　第三种是关税。在苏维埃区域与国民党区域相连的边境上设立关税征收处。在关税方面规定了以下的原则：输入少量货物，丝毫不要缴纳关税；向苏区输入本区所感觉缺乏的货物，可以免缴关税。只是对于苏区所不需要的多量货物，才征关税。
　　如此，关税额底大小及征收的手续，都要看什么货物和数量多少来决定。
　　中国苏维埃底预算案政策是很复杂的事情，在这方面，至今还作的不十分完善。
　　苏维埃区域在这个问题上，需要加以很大的改良，要设立正确预算制。因此，中共中央在自己关于经济政策问题的补充和确定上，也讲到了这个问题。一切苏维埃政权机关应当有一定的预算，根据这个预算，它们可以正确开支经费。要是在苏区内能做到这一点，则不仅有大的经济意义，而且有大的政治意义。例如：要是在每一乡或每一县，苏维埃政府每隔三个月将自己的预算公布一次，指明用于维持机关人员的用费多少，用在改良经济上的有多少，用在红军给养上的有多少，用在发展教育上的有多少等等，同时将某乡、某县国民党政府底收支表一并公布，则民众可以看得明明白白：什么是苏维埃政权，――中国民众拿这两个政权来比较，立刻就看出它们之间的差别和苏维埃政权底优点。
　　将预算公布给大众看，有莫大的政治意义，这件事能更加提高苏维埃政权和共产党底威信。民众看到：只有共产党能造成廉洁的国家机关，造成廉洁的政府。如此，苏维埃政权将在事实上揭破帝国主义者及国民党对于中国苏区所捏造的一切造谣中伤的话。
　　当然，除此以外还必须与官僚主义、与浪费苏维埃公款的现象作无情的斗争。必须要与某些苏维埃机关、党的机关及职工会机关中个别分子底腐化现象作斗争。只有经过这样的方法，苏区才能巩固自己的地位和真正改良苏区底经济状况。
　　可是要在苏区内扩展生产和扩充商品流通，除了以上所说的一切办法以外，还要进行顺利的斗争，以反对国民党的封锁。
　　苏维埃政权是否有可能来与国民党的经济封锁作斗争呢？
　　我们认为苏区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可能。关于这一点有许多实例。例如红军第十军底区域，在国民党军队所占据的一县内，有一个富商，是该县商会会长，而他恰就是与苏区通商的主办人物。他在一年半内与苏区通商，运了很多货物到苏区内。最近国民党政府侦知了这回事，将该商人枪决了。可是我们有根据断定说，愿与苏区通商的，不仅是这一个商人，而且还有很多同样的商人。
　　当然，中国商人之所以这样干，并不是出自什么革命同情心，而是因为在苏区内一方面可以比较高价出卖货物，另一方面可以践价收买货物。商业的利益驱使商人来与苏区通商。
　　许多商人愿意到苏区来买纸、买木材等等。在福建，有许多纸木商人因为国民党经济封锁苏区，他们买不着原料，逼得他们关闭了在国民党领土内的企业。这一点引起了他们的大不满意，他们曾公开要求国民党准许他们与苏区通商，因为苏区既有纸，又有木料等等。
　　有一部分中国商人公开说道，经济封锁不仅打击苏区底经济利益，而且使国民党区域内也发生坏影响。
　　最后，大家知道，在军阀世界的中国这种特殊条件之下，多少赂贿公行的勾当。只要向国民党的各下级军官及兵士送点人情，就可以容易运过货物。这种现象，差不多在国民党领土底一切边境上都可以看到。
　　可是最主要的，是国民党的领土上劳动群众方面对苏维埃的帮助和同情。只要举一个例子：在红军第十军（即赣东北）区域，在五一节这一天――一九三二年――依苏维埃政府底邀请，从国民党区域到该苏区来参观的有一千五百工农。他们带了大批货物到苏区来，然后又在苏区得了许多各种生产品。这些工人和农民大家约许了，他们以后无论如何要发展与苏区间相互的贸易。我们此地只引这一个例子，至于国民党报纸每天传出许多事实，叙述劳动群众怎样不顾禁令而与苏区通商的事，真是多不胜举。
　　因此，苏区党和政府机关在经济政策方面底任务，就是要立刻实行上述的这一切办法。换句话说，就是要立刻实行苏区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经济政策所通过的一切法令，以及中共中央最近为改良苏区经济状况而通过的许多指示中所规定的办法。
　　党决定了的这一切政策，必须坚决地实行，以便保证红军底经常给养，并尽可能地改良苏区内劳动群众底物质生活。
　　同时，我们当然明白，苏维埃中国经济问题底澈底解决，是与全中国内革命底最后胜利有密切联系的。至少是与国内一切最重要工商业中心内革命底最后胜利有联系的。
　　苏维埃政府目前实行自己的经济政策时，需要有很大的灵活性。苏区的经济政策应当是具体的，应当估计每一区底经济情形，应当是随地而各有差别的。
　　苏维埃政府目前实行自己的经济政策时，应当估计以下情形：第一，苏维埃应当估计每一个区域底经济发展状况和程度；第二，要注意到是旧苏区还是新苏区；第三，必须估计到，某一区是苏维埃需要巩固起来作为根据地，还是红军临时路过或临时占领的区域等等。如果在这后一种区域内，苏维埃底经济设施应当多带着宣传鼓动的性质，应当注意向群众立刻表明苏维埃政权底一切优点。
　　至于在旧的稳定的苏区内，共产党应当实行更灵活的，更适于具体条件的办法，这些办法要能在事实上长期的改良红军给养和改善劳动群众生活。
　　要是中国苏区党部及苏维埃机关，真能根据这些原则和步骤来实行自己的经济政策，那末，一定就能大大地改良苏区底经济状况。
　　（编者按：此文月日无考，大概是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3］
　　根据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出版的《六大以来》刊印
    注释
　　［1］参见斯大林《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全集》第八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三二八页）。
　　［2］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五军政治部翻印件此句为“要是营业收入在五十元以下则完全不纳税，要是收入在五十元以上则要纳一定的税。”
　　［3］这是《六大以来》编者的按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