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五反”定案、补退工作等的指示

各中央局、分局，并转省委、区党委、北京、天津、沈阳、济南、青岛、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广州、重庆、成都、西安及其他已经进行“五反”的城市市委：
　　（一）谭震林同志五月五日报告〔1〕一件，杭州市委五月六日报告〔2〕一件，上海市委财委五月六日报告〔3〕一件，现均转发你们。中央认为这些报告是正确的，望各地对这些报告所提出的问题认真加以研究，并予仿行。（二）在“五反”斗争中，工作组和工人对资本家违法所得数一般都算得很高，在定案时必须合理地降下来，使合乎经济情况的实际，必须使一般资本家在补退之后还有盈余。谭震林同志提出上海清算出十万亿违法所得数，超过了资本家一九五一年的实际所得，他们准备降至四万亿，提出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的比例。我们认为二分之一的比例太多，三分之一的比例则稍微少一点，以照三分之一略多一点为适宜，薄一波同志回京报告，广州新药业原定违法所得一千亿元，由我们几次主动核减，最后定为三百六十亿元，出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宽大，大家高兴。这个比例即是比三分之一稍微多一点。请各市委衡量全局，大体按此比例定案，我们就能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完全取得主动，而使经济迅速恢复和发展，使资本家重新靠拢我们，恢复经营积极性，使工人不致失业。（三）补退时间，除少数确能和确愿早日补退者以及极少数应没收者外，大多数资本家的补退时间一律推迟到九月或十月开始为适宜。数大者可分多年补退，一部分还可作为公股不要交出现金。这样于活跃市场防止失业是完全必要的。罚款可只施行于极少数人，判刑尤其要少，杭州的处置很好。（四）各城市应照杭州那样，由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亲手审查几家大厂店，做出模型，说服干部和工人（必须适当地着重地去说服他们），同时即向一切违法资本家宣示我们的宽大和认真的态度，显示我们的“五反”斗争，主要不是为了搞几个钱，而是为了改造社会。杭州市的经验很具体生动，值得大家一看。（五）此外调整城市交流，在付工缴费方面不应当采取苛刻政策，应当说服干部积极从事经济工作，不要采取消极态度等项都是很重要的，天津市委亦提出了工缴费不应苛刻的意见，统望各地注意。（六）工人监督生产一事，势在必行，但不宜行得太急，中央同意目前只在少数厂店举行典型试验，待资本家喘过气来，到秋季或冬季再行逐步推广。（七）工人福利问题，必须解决，但又必须解决得合乎实际的经济情况，不能太低，但又决不可太高，致陷自己于被动。（八)总之“三反”和“五反”的胜利是极其伟大的，毫无疑义应当进行“三反”和“五反”，不进行这一正义的斗争我们就会失败，现当“三反”“五反”最后定案之际，我们必须本斗争从严处理从宽、应当严者严之应当宽者宽之的原则，好好结束这场斗争。你们对于上述各点有何意见，请即电告为盼。
　　中央
　　五月九日
　　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刊印
    注释
　　〔1〕指中共中央华东局代理书记谭震林一九五二年五月五日关于华东地区“五反”后所引起的新问题给毛泽东并中央的报告。报告说：“三反”“五反”的收获很大，但其副作用也必须注意补救。由“三反”“五反”引起的新情况，可概括为“工人失业、成品积压、物价下跌、不敢负责”十六个字。农产品价格下跌已影响到农民所需的春耕资金，工业品价格下跌已打击了再生产的能力。资本家退补的负担很重，普遍惶惶不安，对今后如何经营感到无所适从。为了在“五反”后使资本家对生产与经营有积极性，发挥私人资本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积极作用，以达到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目的，应当注意解决以下四个问题：一、资本家退财补税的限额应定得恰当。二、退财补税的时间必须照顾市场的银根情况，不要影响生产经营的流动资金。三、工人监督生产，目前只作典型试验。四、“五反”后加工的工缴费与订货收购的价格，必须照顾到资本家的合理利润。
　　〔2〕指中共浙江省委一九五二年五月六日关于杭州市“五反”情况和经验给华东局并中央、毛泽东的综合报告。报告说：浙江省委和杭州市委在杭州市重点违法户的核实和分类处理，稳定和提高资本家生产积极性，改善劳资关系等方面，取得的经验有三条：一、由领导亲自出面，着重打通骨干思想。二、运用各种会议，把处理原则公开向资本家讲清楚。三、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进行系统的政策教育，并积极举办工人福利事业，杭州市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一是劳资关系一般仍紧张；一是公私关系不协调，主要表现在资本家的利润未能恰当解决。
　　〔3〕指中共上海市委一九五二年五月六日关于上海市“五反”后情况给陈云、薄一波、李富春、中财委，中央，并报华东财委，华东局的报告。报告说：上海自“三反”“五反”开展以来，由于加工订货、收购、贷款陷于停顿，基本建设普遍延缓，机关及社会消费大为降低，且适值淡季，产销向例减少，加以不法资本家逃避资金停厂关店，因而在春季出现了生产萎缩，银根奇紧、交易停滞的萧条现象。经过大力进行加工订货工作后，生产已逐步恢复，但经济情况仍未恢复正常。目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一、物资交流，这是恢复上海经济的基本关键，请中财委通盘考虑，迅速恢复物资交流业务。二、“三反”以后，一般干部畏首畏尾，不敢放手工作，影响业务的恢复，三、“五反”以后，资产阶级经济上被削弱，生产情绪低落，影响恢复生产。“五反”退款问题，似宜慎重处理。四、在加工订货中，曾发生杀价收购、工缴费过低等不合理现象，须进一步研究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