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

　　（一）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经济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经过3年的恢复工作，加上3年的有计划的建设工作，我们已经在经济上大大地巩固了和扩大了社会主义的阵地，大大地削弱了和缩小了资本主义的阵地。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农业合作化的大发展，粮食和工业原料的统购统销工作的胜利，使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对于资本主义经济成分取得了决定性的优势地位。同时，资本主义企业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现在已经暴露得特别突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如果不进一步地受到改造，就不可能提高生产力来适应人民的需要，并且会使生产力受到重大的破坏。因此，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充分有利的条件和完全的必要把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即从原来在私营企业中所实行的由国家加工订货、为国家经销代销和个别地实行公私合营的阶段，推进到在一切重要的行业中分别在各地区实行全部或大部公私合营的阶段，从原来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初级形式推进到主要的是国家资本主义的高级形式。在一切重要的私营行业中实行全部或大部的公私合营，使私营工商业分别地、同时是充分地集中在我们国家和社会主义经济的控制之下，这是资本主义所有制过渡到完全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重大步骤。在这样的情况下的公私合营企业，那就不仅是半社会主义的，用列宁的话来说，“那就已经是四分之三的社会主义了”。
　　（二）
　　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末年，即1952年的“三反”“五反”的斗争，开始造成了我们国家有可能完全控制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局面。在“三反”“五反”运动以前，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起着巨大的作用，工人阶级还没有对于资产阶级进行激烈的斗争，资产阶级就还保持着很大的威风，“三反”“五反”的斗争唤起了工人阶级的高度自觉，打退了资产阶级用“五毒”行为向国家机关和工人阶级的猖狂进攻，使资产阶级原有的威风在绝大多数企业中扫地以尽；在一部分中小企业中资本家虽然还有一些余威，但是也比过去大大低落了；这就使得工人的监督从此在很多企业中逐步地建立起来，很多资本家实际上丧失了或者基本上丧失了控制企业的权力。这是一个根本的变化。这个变化说明：作为一个阶级来说，资产阶级已被工人群众和工人阶级所领导的国家的威力所压倒了。中国资产阶级现在处在下列的条件下：（1）国内有一个强大的以工人阶级为首的人民民主专政；（2）日益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3）工人群众的觉悟和他们的高度的组织力量；（4）农民站在工人方面，同工人结成了巩固的联盟；（5）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失掉了独立存在的条件，而且本身矛盾重重，整个阶级已经陷于分崩离析；（6）苏联的援助和强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存在，以及其他国际的条件；等等。这些条件，就使得资产阶级除了向工人阶级屈服，把态度放“文明”些，比较老实地执行我们国家给予的任务，走上我们党所指出的改造的道路以外，再没有其他的出路。整个的形势已经很明白：在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工人职员群众已经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资产阶级也已经不能照旧生活和控制下去，而党的任务就是必须贯彻执行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主动地、积极地、认真地抓起这个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导，使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能够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这两方面的工作互相适应，以便逐步地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目的。
　　（三）
　　事实已经证明：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的政策，不论是在民主革命时期，或者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都是必要的，正确的，是符合工人阶级和全体人民的利益的。这种联盟的结成，一方面，取决于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如果他们不需要并且拒绝这种联盟，而简单地敌视我们，当然就不可能有这种联盟。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在需要并且可能结成这种联盟的时候，不去提出这种政策，或者关于政策的许多重要问题规定得不正确，那末也就不可能有这种联盟，即使结成了联盟，也将得不到应有的对于人民有利的结果。所以，要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联盟，除了对方的条件以外，还要看我们的政策。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利用了民族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矛盾，对于他们不满意反动统治和愿意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这一方面，采取了联合的政策；对于他们的动摇性和妥协性，则采取了批评和斗争的政策。我们实行这种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结果就在政治上充分地孤立了敌人，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民族资产阶级跟我们走的态度。显然，我们的这种政策是成功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即在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统治以后，我们的方向是发展社会主义，但是资产阶级所怀的愿望却是发展资本主义。这当然是矛盾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由于下面的理由还是继续存在下来：（1）民族资产阶级表示拥护人民共和国，拥护共同纲领和宪法；表示愿意继续反对帝国主义，赞成土地改革；（2）我们已经同民族资产阶级有过统一战线的历史，如果他们不愿意破裂，我们就不能随便抛开他们而使人民不容易理解；（3）我们开始在全国执政的时候，国民经济已经遭受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严重破坏，我们面对着一个恢复国民经济的重大任务，同时又由于我国经济很落后，小生产占优势，我们有必要同愿意接受国家资本主义的民族资产阶级形成经济上的联盟，利用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限制他们的不利于国计民生的消极作用，加速恢复的工作，借以取得更多的工业品去和农民交换农业品；（4）我们采取节制资本、逐步改造私有制的办法，将便利于我们党和工人阶级能够有一个学习过程和准备阶段去学会管理工商企业的本领，并使资本主义制度过渡到社会主义制度的时候，尽量地避免破坏和损失；而且在革命胜利后的一个时期内，我们党和工人阶级又正忙于接管官僚资本主义的企业和进行土地改革，缺乏干部，对于为数众多的私营资本主义企业也接不上手。因为上述的种种关系，我们在取得政权之后，就不应该没收资本主义企业的财产。同时，也因为上述各项理由，我国的工人阶级，在我们党的领导之下，在同农民以及城市小资产阶级结成了一个巩固的联盟的基础之上，又同民族资产阶级结成了另一个联盟。显然，我们采取这种联盟的政策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不但在政治上继续最大限度地孤立了敌人，而且在经济上有了很大的益处。在这样的一些条件下，我们就有可能依靠国家机关的管理、国营经济的领导和工人阶级的监督，采取和平的办法，逐步地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地经过各种不同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转变资本主义的私有制为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
　　但是这样做，并不是不要付出代价的。为了结成和继续这个联盟，为了借助国家资本主义达到社会主义的目的，我们就需要对资产阶级偿付出一笔很大的物质代价。这就是对于资产阶级私有的生产资料，不是采取没收的政策，而是采取赎买的政策。这是从我们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中产生出来的政策。这种政策并不违反马克思主义的原则。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都曾经认为在某种条件下采取赎买政策，是可以允许的，是对于工人阶级有利的。我们的赎买办法，就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时候起，在大约10年左右的时间内，工人阶级在为了满足人民群众和国家的需要而生产的同时，也为资产阶级生产一部分利润。在企业利润的分配中，资本家所得虽然不到四分之一，但是如果以10年左右的时间计算，这笔利润的数目，就可能达到20亿左右人民币。这是逐步的赎买，不是一下子赎买。也不是由国家另外拿出一笔钱来进行赎买，而是由工人阶级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用给资本家生产一部分利润的方法进行赎买。这种赎买的办法，已经实行了六年，还将继续到一个必要的时候。除了对于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进行这种办法的赎买以外，对于那些有技术才能和有管理企业的能力因此使企业能够供给国家更多工业品的资本家，还给予较高的薪水，同时，直到现在还有许多资本家用职员的名义在企业中支取相当高的薪水，其中有一些人是没有能力而挂名支薪的。这些，在过渡时期，也是属于一种赎买的性质。这种赎买，也是必要的。
　　（四）
　　这样，我们对于处理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处理地主的土地所有制，二者之间有着很大的差别。对于地主阶级，我们是在无偿地没收他们的土地及其他生产资料之后，再在劳动中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并且在一定的时间内剥夺他们的选举权。对于资产阶级，我们则是在同他们联合的过程中，用赎买的办法逐步地改变他们的所有制，同时又逐步地教育和改造他们本身，不剥夺他们的选举权，以便充分地利用他们的能力来为国家服务。我们对于资产阶级，第一是用赎买和国家资本主义的方法，有偿地而不是无偿地，逐步地而不是突然地改变资产阶级的所有制；第二是在改造他们的同时，给予他们以必要的工作安排，第三是不剥夺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并且对于他们中间积极拥护社会主义改造而在这个改造事业中有所贡献的代表人物给以恰当的政治安排。在资产阶级没有别的出路的条件下，这是他们能够接受的方案。资产阶级中不仅有相当一批代表人物，而且这个阶级中的绝大多数人，已经公开表示接受这样的方案。这种做法就是使得我们有可能在阻力较少的道路上逐步地实现资本主义企业的社会主义变革。
　　（五）
　　在资产阶级队伍中，除了有百分之几（可能有百分之五左右）是属于具有严重情况的反革命分子或者其他坏分子以外，一般地存在着进步的、中间的和落后的这样三个部分，即存在着左派、中间派和右派。因此，他们对于接受改造的态度，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三部分人大约占资产阶级队伍的95％左右。这是就整个资产阶级来说。就除了百分之几的反革命分子以外的资产阶级来说，根据若干地方的调查，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三个部分之间的比例大约是这样：比较进步的分子，约占20％左右；处在中间状态即所谓“随大流”的分子，约占60％左右；落后分子（包括顽固分子）约占20％左右。我们在这方面的任务是：第一，要把其中更加进步和更加靠拢人民政府分子组成为推动工商业资本家积极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核心力量，并且适当地扩大这种力量；第二，要把其中的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用教育方法逐步地争取过来，使他们中间的多数提高觉悟，有所进步，使落后分子一年一年地减少下去；第三，分化那些顽固分子，使最顽固的分子孤立起来。
　　要做好这些工作，首先我们必须根据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采取鼓励和批评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这就是我们对于资产阶级队伍中的几部分人的实际情况，，必须采取实事求是，全面分析，分别对待，灵活地运用党的又团结又斗争的政策，对于他们中的好人好事加以鼓励，对于他们的错误和缺点加以批评，有多少好人好事就说多少好人好事，有多少错误缺点就说多少错误缺点。对于落后分子本身，也应该加以分析，即他们除了落后的一面之外，也还有其他的一面，例如，他们也接受加工订货，买公债，缴纳所得税，参加抗美援朝运动，等等。我们这样做，我们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我们的讲话就有充分的说服力，我们就可以充分地保持自己的主动性。只有批评没有鼓励，或者只有鼓励没有批评，这些都是片面的，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又鼓励又批评的方法，并且根据情况的变化，有时着重鼓励，有时着重批评。在批评的时候，也要对他们指出改正的希望。所有这些方法，都是为着达到团结他们，改造他们，最后达到消灭资产阶级这一个剥削阶级的目的。
　　其次，为着做好这些工作，我们必须采取企业改造和人的改造相结合的工作方法。这就是说，在改造资本主义企业的过程中，必须注意采取教育的方法，组织资本家的学习。逐步地改造这些资本家，将他们由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有两种教育方法。“三反”“五反”的群众斗争，是一种教育方法，但是那是一种激烈的，不和资本家协商的方法。当着人民政权和工人阶级因为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而给予他们这样一次重大的从外部强加的但是完全必要的教育之后，资产阶级的进攻和反抗已经基本上被打垮，情况已经发生变化，这就创造了一个使我们有可能采用另一种教育方法的条件，这就是采用讲演，上课，座谈会，学习班，以及在适当的时机引导资本家内部发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等方法，加强对于资本家的教育，使他们了解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必然的不可抵抗的历史规律，了解爱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联系，了解时事和国家的政策，了解资产阶级接受社会主义改造是他们唯一可能的出路。在对资本家进行教育的时候，引导资本家自己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一种方法，值得特别注意。这个方法应当有领导地普遍地加以推广。根据许多地方已有的经验，由于我们国家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各种因素，再加上我们加强组织资本家本身的学习，就有可能促使资产阶级中间的进步分子的数量逐渐增加，中间分子和落后分子的数量逐步缩小，并且大大减少许多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因此，在我国的条件下，不承认资本家这个阶级的绝大多数（90％以上）有用教育方法加以改造的可能，忽视或者否认宣传教育的方法在改造资本家的问题上的重大意义，这就是不承认中国革命的特殊条件，不承认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强大力量，不承认中国共产党强大的威信和能力，不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和采取国家资本主义作为过渡形式这一根本政策的正确性，这种观点无疑是完全错误的。
　　（六）
　　根据前面所说的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方针、任务和工作方法，我们的党应该采取以下的一些重要措施，开展这个工作：
　　第一，中央有关各部和各省、各自治区和各城市的党组织，必须加强领导，进行充分的思想准备工作和组织准备工作，按照私营工商业的不同地方和不同行业的具体情况，提出关于把一切重要行业的私营工商业逐行逐业，分批分期，纳入公私合营的全面规划。这种全面规划需要包括以下各项：（1）统筹安排各行业的生产和经营。为此，对于各行业的公私企业之间、私营企业之间、近代工业和手工业之间、地区之间的关系，要有适当的调节，同时，对于各行业的私营企业要加以必要的或大或小的改组。（2）建立各行业的专业公司（有的是一个行业办单一公司，有的也可以是几个行业的综合公司），以便把资本主义工商业按照全行业公私合营的轨道组织起来。这种专业公司要担负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经济上的任务，也要担负改造资本家的政治教育上的任务。（3）准备由原来的按企业所得利润的一定比例分配给资本家利润的办法逐步过渡到有分别地按资本定息的办法。这种定息的办法实际上是将企业交给国家的专业公司直接管理，而使企业的生产关系发生根本性的改变，因而将大大地提高工人职员群众的积极性。
　　除了资本王义工商业的改造以外，对于个体手工业的改造，一般地应该采取合作化的形式。但是根据各行业或者各地区的某些具体情况，有些个别的或部分的小手工业也可以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一起实行公私合营。小商业的改造，在乡村中一般地应该采取合作化的形式，在城市中一般地可以在长时间内替国营商业和合作社商业执行代销经销的业务，这种代销经销的形式应该作为公私合营的一种形式。
　　应该使上述的两种改造，即资本主义工商业按照全行业实行公私合营的改造和小手工业、小商业采取合作化及其他形式的改造，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内，即在1956年和1957年，争取达到90％左右，并且准备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内，争取逐步地使公私合营的企业基本上过渡到国有化。
　　第二，要向全党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全党和工人群众了解党的关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正确方针。把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国家资本主义，改造成为全民所有制，把工商业资产阶级分子加以长期教育和妥善安排，使他们由剥削者逐步地变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这些都要依靠党的领导和工人群众的监督。工会应该善于去做改造资本家的这方面的工作。
　　第三，要把资本家的学习组织扩大到一切大中小城市（大中城市包括市、区两级）和一切行业。学习的课程要包括时事和国家的政策，社会发展史，政治常识等项目。党委和政府的负责人要关心这个工作，亲身出马向私营工商业者讲话。党的统一战线部门和宣传部门要负责管理这项教育工作。应该编辑一种适合于资产阶级的情况而可以供两年至三年之用的课本。这种课本要说明只有实行社会主义才能建立一个强大的光明的中国，而任何个人如果关心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同祖国的这个伟大前途结合起来。
　　不论是组织资本家学习，或者在他们当中进行其他活动，都应该充分地利用和帮助工商联合会和民主建国会这一类资产阶级的团体去做工作。
　　第四，除了关于时事和社会发展史等等的学习以外，还应该在今后几年内给资本家和他们的家属以学习技术的机会，使他们在放弃剥削之后，有可能变为有用的劳动者。
　　第五，青年团和妇女联合会应该向资本家的子女和家属进行教育工作。
　　第六，加强资本主义企业中的党组织，以便加强党在这个改造工作中的领导作用。
　　（七）
　　6年以来，党和人民政府所进行的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和教育资本家的工作，是得到了很大的成绩的。这些成绩为今后这个改造工作的全面的和迅速的发展，开辟了道路。除了党的方针政策正确和干部们工作努力之外，在这个问题上，党内也有过右的偏向和“左”的偏向。右的偏向，主要的是在“三反”“五反”的斗争以前，有一批干部对于资产阶级做无原则的妥协，没有同资产阶级划清阶级界线，被资本家所腐蚀。在“三反”“五反”的斗争以后，有些同志依然没有从“三反”“五反”斗争中取得教训，右的偏向还是存在的，有些同志仍然被资本家所腐蚀，丧失党的立场，同化于资本家，例如上海民用药厂和铅笔一厂所发生的一类事件，各地然可能找到一些例子。这是很不好的，必须教育他们，加以纠正。并且应当指出，资产阶级分子腐蚀我们和我们反对资产阶级分子对于我们的腐蚀的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个问题不是很快就可以完全解决的。但是在“三反”“五反”以后，党内在这个问题上明显的右的偏向已经不是一个主要的偏向，被腐蚀的事件是存在着，但不是很多的。在党内发生最多的是一种用“左”的形式出现的偏向。“三反”“五反”以后，资产阶级已被孤立，心中惶惶无主，想靠拢我们，但是许多同志不了解这种变化，他们被“三反”“五反”的斗争吓怕了，因而对于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的改造问题存在着悲观主义，怕同资本家接触，有些人对资本家采取若即若离的态度，有些人采取“敬鬼神而远之”的态度。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实际情况不作全面分析，以为如果要说到资产阶级除了消极的一面之外还有积极的一面似乎就要“伤害马克思主义”，他们也没有主张没收资本主义企业，但是又不相信党、群众和国家的力量可以用和平的方法去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产阶级分子，或者只是企图用“挤垮”的简单方法去回避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实际任务，因此，放任自流，使自己陷于被动。这种倾向在表面上是“左”的，在实质上却是右的。我们必须纠正　这种错误的消极的偏向。不是放弃对于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领导，而是应该全面规划，加强领导。不是放任自流，若即若离，“敬鬼神而远之”，而是应该采取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态度，提出一整套关于改造私营工商业的宣传教育的办法，使资本主义企业和资产阶级分子尽可能广大地和尽可能迅速地获得改造。这样做，反而可以较快地减少资本家的疑虑，把他们的心大体上安定下来，从而能够有秩序地加速私营工商业的改造过程。当然，这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阶级斗争，不会不遇到许多资本家的动摇、犹豫、埋怨以及少数人的抵抗。但是，如果我们采取上述这种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态度和各项具体办法，将会削弱他们的动摇和抵抗，抽逃资金等项违法事件也将会减少。同时，由于我们采取了这种主动的积极的认真的态度和各项具体办法，又对一切同资本家接触的党员加强教育和监督，党内右倾的危险性也将较易于防止，被腐蚀的党员可能反而要少些。毫无疑问，我们的一切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办法，一定会在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中起动员的作用，会使一切最顽固的资本家陷于孤立，会使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取得最后的胜利。
　　根据中央档案馆提供的原件刊印
　　*　此件是一九五六年二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对《中共中央七中全会关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决议（草案）》的修正本作了个别修改，追认为正式决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