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开的南北和谈与私密的军事谈判（3）

令人遗憾的是，陈旭麓和郭汉民先后编选的《宋教仁集》，在从胡韫玉编《南社丛选》中收录宋教仁这封《与刘羹臣书》的同时，还违背最低限度的学术常识，直接从蔡寄鸥的历史演义《鄂州血史》中，抄录了一篇虚构编造的所谓“致袁世凯书”：

“慰公总统钧鉴。绨袍之赠，感铭肺腑。长者之赐，仁何敢辞。但惠赐五十万元，实不敢受。仁退居林下，耕读自娱，有钱亦无用处。原票奉璧，伏祈鉴厚。知己之报，期以异日。教仁百拜。”

当年的50万大洋巨款，是足以武装一支军队的。孙中山从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间，在广东、广西、云南三省接连发动六次武装起义，总共才筹集花费了与大洋基本等值的20万港币。孙中山以前临时大总统、国民党理事长的身份被袁世凯特授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从中央政府那里领到的也只是每月3万元的办公经费。立宪派精神领袖梁启超以支持开明专制的名义与袁世凯反复谈判，争取到的是20万元的组党兼办报经费。以袁世凯的老谋深算，无论如何不可能一次性赠送给宋教仁50万大洋的。早在日本期间就已经针对袁世凯的下属李家驹展开过未遂诈骗的宋教仁，也是不可能轻易拒绝袁世凯的巨额馈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