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之秘密

　　　　　　　　　　　　

　　１９２０年３月３１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早年出版的有关著作在追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起源时，多写到李大钊于1918年在北京大学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甚至把它视为“共产主义团体的嚆矢”和“中国共产党的母体”。该研究会由李大钊秘密组织发起，主要成员有邓中夏、罗章龙、高君宇、张国焘等。它的主要活动是搜集马克思学说的各种中外书籍，编辑、刊印马克思主义论著，组织讨论会，主办演讲会。还集资专门建立了收藏共产主义图书的藏书室“亢慕义斋”。关于1918年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近年来越来越少被提及，好像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在1918年根本就不曾存在，似乎成了被丢在一旁的“历史的弃物”。我们这里要说的是当时的秘密成立之秘密是个什么样子，也许从中更能让人窥到创人的艰辛与智慧。

   　 当年青年学生辈的人并不知情

   　 当年同样是北大学生，虽入学较晚，却与李大钊私交甚厚的朱务善写道：“记得还在1918年，李大钊同志为要宣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曾与当时北大教授高一涵等发起组织了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为避免当局的注意，这个团体并不叫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因为当时‘马克思’有译为‘马尔格时’的，与马尔萨士之音相近似，所以他们把这个团体好象是定名为‘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以便在必要时对警厅机构说这个团体是研究人口论的而非研究共产主义的。开始这个团体并没有展开它的工作，没有吸收广大的革命青年参加。”这段文字解释了为何大多当年青年学生辈的人对1918年组织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并不知情。

   　 曾亲身参与发起1918年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高一涵的回忆明确地指出：“五四运动前不到半年，守常在北京大学组织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学会。我们不是用马克思，而是用马尔克斯这个名字，为的是欺骗警察。他们回去报告，上司一听研究马尔萨斯，认为这是研究人口论的，也就不来干涉了。这个学会，先是公开的；后来就秘密起来。它的对内活动是研究马克思学说，对外则是举办一些讲演会。……1918年底，我们办一个《每周评论》，经常是我们几个人写稿。” (p340～341)高的叙述显示，1918年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主要是北京大学的教员和《每周评论》的编辑。

 　   刊登于《星期评论》14号（1919年9月7日出版）的戴季陶文章《可怜的“他”》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该文是就《每周评论》被封闭一事发表的评论。戴季陶在文中先提出“《每周评论》为什么事被封？”然后在后面写道：“你们不见报上说他们要禁止传布‘马尔格时主义’么？他们要禁止‘马尔格时主义’，却不禁止‘马克思主义’，也不禁止‘马克司主义’，为什么呢？因为命令上的文字是‘马尔格时’四个字，并不是三个字。……翻译马克司的著作和研究马克司批评马克司的著作。岂是可以禁止的吗？又岂是能够禁止的吗？”戴的文章揭露了，当时北京政府就是以传布“马尔格时主义”的罪名来封禁《每周评论》的；并且指明，所谓的“马尔格时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

   　 当时Karl Marx多被译为“马克思”、“马克斯”、“马格斯”、“马客士”、“马克司”等，《每周评论》刊登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著作译介文章中，并没有使用过“马尔格时”这四个字的译名。因此，戴的这篇文章说明了：《每周评论》1919年8月24日的被封闭，并非仅仅因为其刊载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字，而应是同该刊若干编者研究、传布“马尔格时主义”的有组织的行动有关。根据戴文的信息，再参以高一涵和朱务善回忆中所谈《每周评论》的编者和一些北大教授曾组织“马尔格斯”或“马尔格士”学说研究会，我们就能大体确定：1918冬至1919年夏间，参加《每周评论》编辑工作的一批北京大学教员曾经组织过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学会，其名称大约就是“马尔格时（士）学说研究会”。

    　现在的一些史家之所以否认1918年成立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另外可能的原因是，他们认为李大钊、陈独秀等在1918年时对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少了解，故而不可能在那一年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确，李大钊、陈独秀那时思想上尚处于混乱状态，进化论、调和论、互助论、唯能论、民粹主义、民治主义、泛劳动主义、新村主义，以及康德、尼采、柏格森等人的哲学等都对他们有一定影响，还没有确立一定的思想信仰。李、陈尚且如此，遑论其他在当时和后来对马克思主义和布尔什维主义并不赞成的人。但须知，在那时北京大学具有的“兼容并包”的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中，为讨论、研究某种学说而组织学会的发起者未必是这种学说的信仰者，也不会要求加入者必须事先拥护这种学说，更不会强迫参加者在学习过程中改变信仰。1918年发起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未见正式注册，大约就是那么几个人为学习、研讨马克思主义不时聚在一起而形成的一个参加人员、活动时间、组织形式可能都不怎么固定，并非正式的松散的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