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之秘密（2）

   　 最初和大钊先生常常往来的两个俄国人

  　  问题在于，究竟是什么因素促使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本身对马克思主义还知之不多的1918年发起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呢？

   　 高一涵认为，造成李大钊在1918年发生思想转变、加深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的认识，因而撰文颂扬布尔什维主义的原因之一，是李认识了“俄国的外交人员”。历史学家金毓黻1950年根据章士钊、张申府等曾与李大钊十分熟识的人提供的资料也写道：“李大钊担任北大图书馆主任以后，就和在北京的苏俄人士有了往来。……最初和大钊先生常常往来的却有两个俄国人。”这里说的“两个俄国人”应是伊万诺夫和柏烈伟。和早年曾与柏烈伟同在北京大学俄文系任教的张西曼著《历史回忆》（上诲济东印书社1949年版第5页），该人汉名是柏烈伟。一些回忆和著述中所写的鲍立维、包立威、布罗威、布鲁威、保路卫等，只是不同的音译。）。伊万诺夫是在旧俄驻北京公使馆中惟一宣布拥护苏维埃政权并为新俄服务的外交人员，后来他被逐出旧俄使团，到法文《北京新闻》从事编辑工作，撰写了大量有关苏俄的文章。

    　根据吴南如回忆写的《瞿秋白与张太雷早年事》（载台湾《中共研究》第10卷第7号），说柏烈伟是1917年7月来中国的。柏烈伟曾被当时的中国人称为第三国际“文化联络员”和“劳农政府人员”（张西曼：《历史回忆》，第5页；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国无政府主义和中国社会党》，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0页）。柏烈伟是同情十月革命的“白俄”，其实柏烈伟出身贫寒，既不是因十月革命后被没收财产和受到迫害、也不是因反对苏维埃政权而逃到中国的，更没有同红军作过战，而是十月革命前后由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东方学院派到中国进修的，所以绝不是什么“白俄”。柏烈伟之所以被认作“白俄”，有可能因他是白俄罗斯人，或可能因他故意说自己是白俄，以掩盖为苏俄工作的真实身份。后种情况关非没有可能，1926年少共国际派驻中国的代表纳索莫夫在上海对外也自称“白俄”（陈清泉、宋广渭：《陆定一传》，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47页）。）。

  　  1918年5月16日报告记载，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曾被苏俄政府任命为驻华代表的伏兹涅辛斯基在给符拉迪沃斯托克苏维埃首脑苏汉诺夫的信中申明“自己无法亲来东方，故派遣波波夫和波德伏依斯基在中国设立情报局，以便了解上海和北京发生的情况”。按照此信所反映的苏俄政府指示，这两名遣华人员中至少有一人应去北京。波波夫是被派到上海接任总领事的，并有资料证实他确实在1918年春到了上海。依此类推，波德伏依斯基应该到北京。而且波波夫在经哈尔滨返俄时，也可能会路过北京。如果他（们）到过北京，则与伊万诺夫联系的可能性非常大。J.V.Davidson Houston曾写道：“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就已经被像陈独秀和李大钊这样的同莫斯科有联系的著名学者介绍到中国。”与苏俄人士建立起关系是李大钊在1918年秋冬之交开始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一个关键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