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立之秘密（3）

  　  小组织、大联合

    　从1918年起就在自己周围团结起一批革命者的人主要是李大钊，他除了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还参与发起和支持少年中国学会、学生救国会、新潮社、国民杂志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等。

    　这样，便如罗章龙所言：“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在‘五四’前夕已形成一种组织力量”。参加这些团体的学生们虽然那时还称不上什么“马克思主义的激进分子”，但在五四运动中这些团体的确发挥了相当重要的组织力量，不少团体成员个人也表现得十分突出。五四健将许德珩对这种力量形成的原因有着深切的了解，他说：“‘五四’运动之所以能成为战斗的力量，是因为各方面的团结，首先是北京大学内部的团结，以及全国青年的团结，而把大家联合起来团结起来的，则是李大钊同志。”推荐李大钊于1918年初继自己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的章士钊曾写道：“守常先充图书馆主任，而后为教授。……时北京民主运动正在萌芽，守常志在得北大一席，以便发踪指示。……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注：这段话见于章士钊为张次溪编著《李大钊先生传》（北京：宣文书店1951年版，第3页）所写的序言。早年，李大钊曾属以章士钊为首的“甲寅派”，章对李的了解是很深的。）上述关于李大钊作用的描述并非纯为溢美之谈或讽刺之语，而是这些人当年亲历的体验或亲知的史实。

    值得探讨的是，鼓动学生、教师投入反日爱国和民主运动之外，团结和组织起来还为着什么其他的目的？团结起一切主张新思想、新文化，并从事反日和反北京政府的进步人士、激进青年，不管其信仰如何，只要他往光明的路上走，以做到“小组织、大联合”。这是当时少年中国学会的一个口号。1919年12月28日李大钊曾专门撰文“大联合”，说：“我很盼望全国各种职业各种团体，都有小组织，都有大联合”。他曾具体表示要把《新青年》、《新潮》和《每周评论》的人结合起来，为文学的革命奋斗。李还希望中国的广大民众横向联合、组织起来，然后，“超越国界种界而加入世界的大联合”。

    少年中国学会就是这样。在该团体酝酿时，李大钊曾希望这个囊括各地精英的社团担负起研究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任务。然而由于王光祈、曾琦等信仰无政府主义或国家主义的其他发起人不赞同这种主张，导致李的愿望无法实现。少年中国学会发起人之一张梦九也回忆，当团体酝酿期间，几名发起人曾对组织学会抑或政党有所讨论。由于李大钊、陈愚生倾向苏俄和共产，与别的发起人意见不同，几经折衷才形成后来的组织形式和会章（张梦九：《忆少年中国学会》，台北《传记文学》第35卷第2期）。）。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不久，李大钊就经常在学会的聚会上“宣传国际共产主义”、“称道苏俄的共产革命”，希望大家“去学俄国的共产党”，还在私下影响和说服学会的会员信仰马克思主义，追随布尔什维克。如原来曾欣赏克鲁泡特金互助学说的会员毛泽东便回忆自己是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倾向马克思主义的。对一时说服不了的人，李大钊也尽力团结共事。比如，他曾与陈独秀、高一涵等多次往访住在“蓬庐”的少年中国学会会长王光祈和担任北大四川同学会会长的德扬。有许多少年中国学会会员参加的工读互助团也被陈独秀、李大钊等赋予了政治目的。陈独秀曾对陈公培等互助团成员说：“我们搞互助团就是共产主义，共产党。”参加工读互助团的俞秀松、施存统、陈公培等成为中共组织在上海的发起人也不是偶然的。）虽然工读互助团显然不是共产党的组织，但把各地激进青年组织在一起共同劳动、共同生活、共同学习，也是为了团结和组织起更多的青年实践准“共产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