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中国模式的若干问题

中国模式是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目标所作抉择、所走道路、所用方法。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是我们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我们反对别国照抄照搬中国模式，更反对把中国模式强加于人。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顺应人民的新期待，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中国模式。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让整个世界为之称奇。国外有人说，仅仅在30年前，中国和马拉维一样贫穷。今天的马拉维还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而中国的经济规模已经扩大了9倍，在“西方国家在午餐后小酣的瞬间，就变成了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并“顺便让一半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人们从20世纪90年代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严重挫折，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却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并健康而快速地发展中，争相探究中国的成功经验和中国模式。我们国内则从突破和摆脱苏联模式的反复探索中，悄然兴起和逐渐展开了有关“中国式现代化”乃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的讨论。2004年，由于美国高盛公司顾问、清华大学教授雷默，把中国模式概括为与“华盛顿共识”相对立意义上的“北京共识”，拉开了世界各地对中国模式高度关注的序幕。近年来，在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了席卷全球的世界金融危机以后，由于我们党和国家沉着应对，率先实现经济总量回升向好，保障和改善民生取得重要进展，社会大局保持稳定而在世界舆论中引起了对中国模式更加密集的关注和讨论。但不同的人们是从不同的立场和角度来注视中国模式的，因而在讨论中出现不同乃至相反的意见，就是一件十分自然的事情，但通过讨论辨明是非，在越来越大的范围内统一认识，又是推进这种讨论走向深入的一个重要条件。特别是对于那些否认中国模式的客观存在以及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的合理性的意见，事关我们在中国模式问题上的话语权，尤其需要通过讨论加以澄清。

一、中国模式就是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战略目标所作抉择、所走道路、所用方法

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模式并不是中国人提出的，实际上也并不存在所谓的中国模式，因为中国的转型期是渐进、增量的，它正在进行中，在这种情况下，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应该慎言乃至禁言。

说中国模式不是由中国人提出的，显然与事实不符，因为早在1980年5月，邓小平同志在谈到处理与兄弟党关系的一条重要原则时，就在与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的对比中提出了“中国的模式”的问题。他说：“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俄国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既然中国革命胜利靠的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页）。

至于在客观上是否存在中国模式，这并不取决于它是已经完成还是正在进行，因为中国模式只是表示它是为实现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目标所作抉择、所走道路、所用方法；在发展进程中，这种抉择、道路、方法可能会发生变化，那是这种模式的发展变化的问题，而不是这种模式在客观上是否存在的问题。如果认为只有等一种模式已经完成了，才能称之为模式，那就只有在历史的意义上谈论模式，而失去谈论的重要的现实意义了。而且这样一来，世界各国都没有正在进行中的模式了，这显然是有悖于常理的。事情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

二、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国都要寻找适合自己实际情况的模式

有一种意见认为，之所以要对使用中国模式这个概念持谨慎态度，是因为将一国的经验模式化，容易带来一些不良后果，如使人把它当作可以照着都去做的标准形式。这种说法显然是建立在对模式的意思有所误解的基础上的。我们历来认为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多样的。所以，早在20世纪8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就强调指出：“各国必须根据自己的条件建设社会主义。固定的模式是没有的，也不可能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92页）。过了20年之后，胡锦涛同志又再次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因此，“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作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12页）。为什么没有固定的建设社会主义模式？为什么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因为各国的情况是千差万别的，用同一种办法是不可能解决所有问题的。事情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那样：“各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人民的觉悟有高有低，国内阶级关系的状况、阶级力量的对比又很不一样，用固定的公式去硬套怎么行呢？就算你用的公式是马克思主义的，不同各国的实际相结合，也难免犯错误”。所以，“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不能由别的党充当老子党，去发号施令”（《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8，319页）。所以，因为怕使人把中国模式当作可以照着做的标准形式而慎言乃至禁言中国模式，既无必要，也不可取。实际上，在世界各国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发展的问题上，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问题上，是没有也不可能有什么标准模式的。当苏联的大党大国主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自封中心、企图把苏联模式奉为标准模式强加于人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强调说：“任何国家的革命道路都要由本国的共产党人自己去思考和解决”，“我们认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没有中心、不可能有中心，我们也不赞成搞什么‘大家庭’，独立自主才真正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任何大党或老党都不能以最高发言人自居”（《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7，191页）。

三、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不要照抄照搬别国模式，更不要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

然而，这又丝毫也不意味着可以不去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也不意味着否认中国模式的世界意义。邓小平同志在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的同时，又强调“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注意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页）。他甚至提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取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取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邓小平同志所竭力反对的，只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因为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经验都反复说明，这样做从来不能得到成功。

至于中国模式，是我们党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产物。但由于它以这种形式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地解决了或解决着当代人类所面临的追求文明进步、发展经济和摆脱贫困以及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因而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又无疑地具有可供借鉴的世界意义。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曾经说过：到21世纪中叶，中国“如果那时15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就“为占世界总人口的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25页）；“我们要用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实践，用精神文明、物质文明建设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让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认识到社会主义确实比资本主义好”（《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第1255页）。但即使如此，邓小平同志仍坚持反对别国照抄照搬中国模式，更反对我们把中国模式强加于人。他说：“总之，要紧紧抓住合乎自己的实际情况这一条。所有别人的东西都可以参考，但也只是参考”（《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61页）；“各国的事情，一定要尊重各国的党、各国的人民，由他们自己去寻找道路，去探索，去解决问题”，“我们反对人家对我们发号施令，我们也决不能对人家发号施令。这应该成为一条重要的原则”。据此，“我们就不应该要求其他发展中国家都按照中国的模式去进行革命，更不应该要求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也采取中国的模式”（《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19，316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中国模式同雷默所说“北京共识”，并不是同一回事情，因为中国模式并不把自己看成就是与其他国家的“共识”，而只是可供他国借鉴和参考罢了。

四、要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顺应人民的新期待，与时俱进地不断完善中国模式

有一种意见认为，之所以要慎言乃至禁言中国模式，是因为中国模式还在发展变化之中，还没有完全成功，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说中国模式正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这无疑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因为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都是在特定的时间条件下，为实现发展的战略目标，解决人们生活中存在的突出问题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所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变化，人们生活中突出问题的发展变化，它的发展模式也要发生相应的变化。胡锦涛同志指出，世界上“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要适应国内外形势新变化、顺应人民新期待”，“不断完善适合我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第812页）。例如，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来，胡锦涛同志提出的要用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贯穿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以及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等重大战略思想，就标志着中国模式在发生重大的发展变化。但要是以此为据去否认中国模式在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等许多方面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认为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却是毫无根据的。因为衡量一种模式是否已经取得成功的标准，并不是它还要不要发展变化，而是它是否已经推进了自己的战略目标的实现。应该说在这方面，中国模式所取得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当然，中国模式在发展中还面对着凸显出来的种种矛盾和诸多严峻的挑战，这只是说明中国模式要不断地与时俱进，而并不证明谈论中国模式还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