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不适合知识分子，视频分解电影功能

近日，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副院长，影视传播研究中心主任尹鸿教授做客搜狐IT《新媒体 新营销》，就最近互联网发生的热门事件从新媒体角度进行了解读。尹教授认为，网上的反CNN浪潮代表着中国的民意，这是过去没有的途径，这种让网民的舆论方式，让西方找到了认识中国舆论的方法。 

尹教授同时谈到自己对互联网文明的看法，他认为互联网业需要互联网文明，同时也是一个平衡点。“我们不是说主张，一管什么信息都管住，不让他说，那是不对的，但是也不能说这个地方毫无管制，那样其实无法构成这种文明。”尹鸿表示。

以下为访谈实录：

主持人：各位搜狐网友大家好！今天做客搜狐《新媒体 新营销》的嘉宾是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副院长、尹鸿博士。在访谈开始之前，先请尹老师给搜狐网友打个招呼。

尹鸿：各位网友大家好，非常高兴跟大家聊聊媒体的话题。

主持人：谈到新媒体不能不谈到关于CNN事件这个话题，前段时间非常非常热，从传播来看有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以前专门谈到传播方向的问题，CNN的问题也折射出一些互联网新的语言有新的一些趋向，尹老师怎么看从CNN的传播里面看到传播的偏向，偏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产生这么大的偏向？

尹鸿：严格来说，西方传媒讲新闻传播主义已经很长时间了。在这次西藏事件中，由于众多复杂的原因，我觉得首先第一可能是有一些偏见。第二，有一些力量，或者有一些限制促进这种方向向极端化方向发展，而且这种方向带有一定的情绪，甚至是西方部分媒体的部分人员可能会带有一些他完全能够意识到的主观偏见，他带有一种情绪来改变原来所谓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价值判断。你会发现，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新闻从来都不是完全客观的，会受到不同时间、不同地点、不同情绪的影响，也不光是CNN，是部分西方媒体的部分表述。从常规上来讲，正常情况下他们也是不允许这样的新闻报道，也不允许这样做新闻，但是这次大家把它放出去了，主要原因我想第一是有偏见，第二是有情绪，使这种情绪超过了对所谓新闻规律性的坚持，我认为这是重要的原因。

这次互联网形成的影响，尤其在中国比较特别。过去官方媒体如果表达抗议，或者是不同的看法，他们更多会认为是官方的意见、政府意见，并不代表民众，但这次在中国很特殊，网民们以最快的时间、最大的海量聚集来表达了自己不同的意见，最后使得很多西方媒体有一定的自我反省，会以为过去中国民众可能是另外一种态度和另外一种看法，结果没有想到，在互联网形成这个舆论，使他们觉得需要对自己做一些反省。其实这段时间你会看到西方媒体，包括一些西方政要、社会精英，也在做一些自我的反省。当然因为这件事情的背景很复杂，对中国网民来讲我们表达出我们认为你这样，不管别的情况怎么样，但是至少你表现出这种明显的偏见，我们是有全国说NO的，说不应该这样。所以这点来讲，也让西方人士到网民认识到，这也代表着中国的民意，这是过去没有的途径，因为过去西方没法了解中国人想什么，从一些媒体上讲他们觉得不可信，这种让网民的舆论方式，让他们找到了认识中国舆论的方法。

主持人：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语境，有政治的，有传播渠道的，还有个人的偏见。如果我们简单做一点拆解，从信息的发出者，比如CNN记者，本身可能有很强的偏见，包括看到奥运会在北京举办，包括火炬受到藏独干扰，这里面有很复杂的政治语境在里面。另外，从媒体的传递路径来看，我们看到中国互联网上，民意被放大了，这是从传播学来看，就是新的传播形式，就像刚刚尹老师说的，使这种民意的表达有这种可能性。尤其从受众来看，中国有二点多亿的网民，现在超过美国了，这么大的一个民意力量，表现出互联网真的形成一个大的舆论风暴，所以无论从信息的发出者，还是传播的渠道，包括受众来看，的确是特别有意思的传播个案。

尹鸿：而且因为互联网跨国界性、跨地域性比较大，这次带来的网民舆论的联动，不仅仅是内地的，还有把海外华人，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通过互联网把他的这种情绪传达出来了。这表明互联网现在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几乎别的所有媒体都无法起到的一个平台作用。过去我们别的媒体都没有办法这么做，只是起过滤的作用，定点的选择信息的作用，但是互联网是自动聚集信息的地方，而且这种海量聚集会变成一个共同力量，这是任何其他媒体从来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老说现在互联网的权威性未必可信，但是形成舆论的那种聚集力超越了任何媒体，甚至可以改变社会很多很多的价值走向、舆论走向，包括我们对一些事物的判断。所以这次我觉得充分体现了互联网的这种平台能力，他是一个网，而这个网可以让所有的点都聚集起来，变成一个共同的力量。我想全世界都意识到中国网民这种力量的巨大。

主持人：这的确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CNN事件的确给我们上了很生动的一课，刚刚尹老师所说的新媒体的力量，几亿网民在互联网上爆发他们的声音，这的确是很壮观的场景。这里面带出一个问题来，麦克卢汉谈到电子部落的时候，新兴的互联网就像一个大的社区一样，不像平面这种点对N的发散，完全像一个社区，我们看时间、空间都消失了，没有限制，没有边界，所有人都可以对CNN记者发表他们的意见，而且这种意见最后形成了有选择性的舆论风暴，要么反对、要么赞成，的确是很有意思的新闻，你怎么来看新媒体这种特殊的体系？

尹鸿：从我个人来讲，我始终认为互联网不太是一个知识分子能够很稳当的、很理性生存的地方，因为互联网这个网状性的关系，除了是网状点对点，无数的点形成一个网状，更重要的是，在中国所有的点，还都是匿名点，这个点你不知道他的身份，不知道他的来历，不知道他干什么的，甚至他自己也可以完全不对自己负责任。我个人认为在社会当中，其实有一些非理性的成份。这种非理性成份，我觉得来自两方面，一个是来自于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很多非理性程序得不到途径去宣泄，但我有了这么一个匿名的、巨大的社区以后，我可以不用我的真实，不承担任何的风险和代价的情况下进去，这样一来，把一些社会情绪宣泄到互联网里的情况。另外一种情况，互联网有暗示性，有一个巨大的网，如果有八百个人、八千个人做同样的声音的时候，会有巨大的推动力量，而且这种推动力量有暴力情绪，如果有人说我有不同意见，砖头是铺天盖地，根本容不到这种状况。我个人认为中国互联网的状况，一方面是聚集舆论的方式，另外一方面，非理性色彩在里面也很重。而我始终认为，从历史上来看，不是人越多声音越强就一定是真的，而且我们历史上人类一些重大的悲剧事件，其实往往都是人多势众的，往往都是有群体力量的，而且这种群体力量都是极其巨大。

我现在一直在考虑，我们的社会宣泄通道又比较少，可是在互联网上，我们怎么能够提倡倡议，至少说可以宽容，允许不同的意见，允许不同的讨论。因为我最近也看到这些事件当中的一些知识分子，一些人发表一些理性的分析的声音，但是接下来受到那种辱骂，甚至是人格辱骂，叛徒、内奸、汉奸，什么骂都有，我觉得这个是互联网上舆论既有力量，但是我们要正确的对待这些舆论，不是人多势众的所有声音都一定完全是真的，至少我们可以理性的思考的。最近几年会发现，知识分子有时候在网上会表现的很无奈，会觉得，本来想讲讲理，最后发现无理可讲，很多人关博客、关自己的舆论。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社会倡导的，第一是宽容，允许不同的声音，不要用那种暴力方式去对待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第二，我们还是一种理性的发表自己的意见，我们说保障言论自由，在互联网上我们形成相对来说非常好的地方，但是其实在所有言论自由的保障当中，我们都假想你是一个对自己的言论负责任的主体，我们要想保护好我们这个言论自由，就应该尽量的为自己负责任、为社会负责任，我有时候一方面看到他的力量，但是另一方面又觉得很困惑无奈，我自己也很害怕。说万一哪句话被放大，很可能就会出现铺天盖地的，根本由不得你分说的状况。

主持人：的确，这种自由不能被滥用。刚刚尹老师特别谈到语言暴力，互联网可能屡见不鲜，我记得以前我们的CEO张朝阳也写过同样的文章，标题大概叫“明星也受伤”，因为互联网上没有人在乎你是谁，很多时候砖头就来了。

尹鸿：明星问题还好一点，因为他本来是娱乐人物，相对来讲对明星的事件保护也不那么强，包括大家的讨论也是娱乐方式，可能还相对好一点。我最怕的是一些对社会公共事务，一些社会的公共现象，公共事务，跟大家日常生活，跟大家有一种公正的理性生活有关联的这些公共事务，由于在互联网上非理性的讨论，带来一些决策者的错误判断，也带来不同的人的错误认知，其实未必是大家的言论。其实我经常发现，在互联网上形成的某种舆论力量，反过来讲，我们传播学叫沉默的螺旋，其实你会发现有很多没有发表意见的人可能持的是不同的看法，但是当你看到一个巨大的力量的时候，人们或者不屑于或者不敢或者不愿意表达自己不同的意见，但是被放大以后，大家一听，原来老百姓都是这么想的，其实未必。因为这种事情很多，比如说对一些文化现象的不同看法，很多人想去表达不同的意见，马上会有很多人拍你砖，会打死你，而且骂你祖宗三代，可能我就不愿意发表意见了，其实这不是健康社会，健康社会一定是多元意见的。而所有国家决策、公共政策，都是考虑不同的意见以后找到一个平衡点。但是互联网慢慢变成了一个单一声音的这种强势，把所有不同声音压住，而且骂他，这样反过来讲，舆论就不是一个特别健康的舆论状态，不符合我们这个社会的健康理性发展的需求。

主持人：我觉得刚刚尹老师提到这点特别有意思，我记得曾经有一个西方学者提到过，他看网络传播偏向的发生，说在互联网发生这个事情，某种意义上不是我们获得信息的方便性，而是我们获得某种信息的方便性，很多人在获得了某种信息之后，很快形成了一个偏向，而且这个偏向会从一个人开始，后来带到很多人加入，后来成了一个游行队伍，非常非常可怕，导致另外一些人看到这个场景就撤退了，因为有场效应。

尹鸿：而且这有很多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的原因。我个人认为，当人多势众的时候，其实人你会发现自己很安全，做任何事情自己都不用负责，当你一个人的时候，你所有事情就要都负责任，当一人多势众你就会发现，其实我们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暴力全都产生于人多势众，你会发现自己没有风险了，自己没有任何成本了，这个时候可能人恶的那一部分，反倒这个时候最容易发泄出来。我们那些重大历史残酷暴力事件，比如希特勒杀犹太人，常规想是很暴力的，但是为什么那种情况下大家会那么做呢，也是一个群体状态，所以这种情况下非常可怕。所以有时候经常自己想，有时候特别群情激昂的时候，至少我们做知识分子的要冷静一点，当然有很多时候人多势众的时候我们占有真理，但是也确实有一些时候我们不占有真理，更多的是一些社会潜意识的社会心理在里面的投射，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可能就需要保持一定的理性，但是这种理性现在问题就是在于，也成为沉默的螺旋，没地方可以去传达，你传达了往往会被更大的声音、暴力性的声音把里淹没。也不一定说少数人就占有真理，也不是说多数人就占有真理，只是说我们的声音应该自由的表达出来，而且应该容忍表达，不要用暴力性的方式对待不同的意见。我觉得这是中华民族未来发展中特别需要的状态，就是我们需要有宽容心，即便有一些很不同的意见，不要动不动就变成汉奸了、卖国贼。

其实中国这种社会舆论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像中国去年的一些电影，有的人认为已经坏到不得了的程度了，不可容忍，可是会有另外一些人会认为，你们怎么要审查，怎么要剪掉这些东西呢。所以有时候政府管理者就处在极端当中，一个极端恨不得说简直就是大毒草，但是另外一些人觉得，你们为什么这样的还管。其实往往这个社会就是这么一个共同体，就是各种不同的力量。尤其是中国，把人家一百、两百年的发展历史我们压缩到了三十年到五十年，各个不同价值观的人全搁在一块了，但是你不能就是说，我们90年代的才是对的，你们50年代的人就拉倒、就一边去，也不能说50年代的就是对的，90年代的就不对，所以实际上互联网更好的搭建这个平台，一方面舆论有自己表达的空间，但是我觉得将来会逐渐的形成一些理性平台，传达不同的声音，我觉得这也挺重要的，完全的无政府主义状态，那是一种状态，将来还是会有适当的一些平台来提供一些机会。

主持人：可能跟时间有关系，我记得张朝阳98年就提到这个观点，说互联网在中国可能面临着一个新闻化的不光是商业价值可以获取，以前可能不管是理性的声音还是非理性的声音，当然不说理性的声音，非理性的声音以前没有这种工具的话很难得到非常好的表达和宣泄。互联网出现之后你发现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进步，比如像芙蓉姐姐是一个社会现象，但是很多人哪怕是看客容忍了这个东西，也有人为她鼓掌，因为一个女孩子勇敢的展现自己，需要勇气，而且需要社会的宽容。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语言暴力在互联网确实很盛行，现在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人肉搜索这样的。我们面临两个极端，一个是我们看传播无处不在，新兴的传播，路牌的、互联网的，包括现在也有厕所传媒，哪都布满了传媒，我觉得中国正在进入快速的，伴随着消费社会的来临，传媒也是无处不在的社会，你怎么看未来传媒无处不在，我们叫做泛媒体，互联网原来是无时不在，现在是无处不在了，到处充满了眼睛，每个人都偷窥，我记得陈冠希“艳照门”出来以后，有人写说玻璃屋的效应，大家都可以偷窥满足个人的臆想、这欲望，你怎么看传媒过于发达目前在中国带来的一些积极的或者是负面的东西？

尹鸿：这个泛传媒时代，其实因为传媒无时无处的在生活中，我也提出过像阳光、水、空气一样伴随着我们的生活状态。但是可能牵扯两方面的东西，一个是说媒介信息的接受者，最近也有人提出来我们能不能保护我们的不知情权，就是我们不想知道的事情，能不能够我可以有权利说，不要让我看到，因为我想保持自己的干净空间的权利。但是事实上，其实现在的媒介真的无处不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巨大的商业驱动所带来的，当市场经济处在高速发展的情况之下的时候，其实一定会钻每一个漏洞、每一个空间来进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我觉得这些东西随着时间的推移，一方面说你的商业效应会降低，其实当传媒无处不在的时候，所有的媒介信息都在互相抵消，意义在互相抵消，商业价值也在互相抵消，所以一定会有一个理性过滤的过程。而另一方面，社会的一些规则，同样的保护我们的空间不受到媒介污染的规则，以后我想随着社会的进步也会出现。就是说其实人类所有的规则，都是因为有了冒犯我们才有了规则，我们发现有很多侵犯了，不行，这个东西我们得制定规则，来减少这种冒犯性。所以我想，随着社会进步，社会公共管理一定会随着人的社会生存方式来发生一些改变，我觉得会发生变化的。

当然比如说我们把个人的，刚才你说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不管是信息的接受者，同时每个人也可能成为信息员，当然这也跟新媒体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新媒体改变了传播者和接受者的关系，现在大家的博客、播客，个人的东西在网上，都可能会成为一个信息传播者，当然被动传播就是说，你的私人生活都面临着巨大的被人知道的风险，而且一旦知道就会被放大。在我的博客上也有一个跟我提不同意见的人，因为这个人语言极为偏激，我也不知道他是谁，后来居然就有一些人把他所有的关系都搜出来了。互联网高速发展，会对人类生活有复杂的影响，有的人会利用自己的私生活被暴露进行商业炒作，当然也有很多人很恐惧，想自己尽量把自己躲避在媒介之外，不被媒介所发现。但是我觉得这些倒是都有一个时代进步的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会找到一些妥协的方法，是因为私人空间和公共空间之间，理论上来讲还是应该有一定的间隔，这种间隔只不过今天由于新的媒介工具的出现，使我们找不到这种间隔的方式或者手段。

其实西方国家这些互联网的管理规定也逐渐的有了，包括对于人的一些基本权利的保护，不是在互联网上，当然中国这方面是相对比较落后，不是什么你都可以做的，是会受到法律各个方面对你的管制。但是在中国，我们现在还处在高速发展的一个阶段，所以我们严格说，现在是放为主，规还比较少，现在我们也有规，现在我们规可能涉及到跟政治、跟意识形态有关的规比较多，但是真正的跟公共生产方面的规，其实我们是比较少的。当然从现在阶段来讲，由于中国老百姓的欲望和社会心理比较少，所以有时候我们也会想，互联网留给了一个通道，过度的管制可能没有好处，因为没有别的宣泄途径和通道，所以互联网也许是一个挺合适的通道，我们现在就是说，不要把这个东西恶性的扩张、放大，将来可能就把互联网文化带上了一个我们不愿意看到的地方，带来被迫的管制，我觉得那不是我们所期望的那样一个路径，我们还是希望这是一个中国最能够充分表达言论的一个平台和空间。

主持人：实际上这也是很有趣的话题，谈到互联网带来的私秘性和功能性的话题，你看到我们这么多年来对互联网的管理非常开明，尤其最近十七大，很多网络去现场直播，而且我看到很多网友想提问题可以在互联网进行交流，这是非常好的一面，包括提到互联网从中国人表达民意，上行下达不管是宣泄还是理性的诉求，有时候也有非理性的诉求。

尹鸿：这个比较少，我们有一些把关通道。

主持人：但是我觉得作为工具发挥了价值。另外也有人提出来，包括前不久分众无线发送垃圾短信这个问题，商业领域传播无处不在带来个人隐私被偷窥、被利用，国外也有这样的例子，像Facebook去年公布了F8计划，被用户抵制，后来道歉。中国互联网处在开放的阶段，我们开放的很够，但可能收的不够。现在有人担忧这种变化，是不是因为大众传媒过于发达，或者过于汹涌而来，无处不在，对人的隐私伤害，会带来一些功能性的丧失，有一些知识分子可能会更加忧虑，觉得是不是会面临这么一个平衡点，你对这个问题是怎么看的？

尹鸿：其实这跟中国的社会管理方式有关系，我觉得我们现在强调的还是政治管理比较多，就是我们对政治内容、对政治方面比较敏感，我们国家这方面管的也很有成效，但是我觉得随着社会的全面发展，我们也逐渐的，其实这些年我们在公共管理方面也开始管理到公共性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各种不同阶层人的利益。我们从公共管理的一些范围和一些方式也在发生改变，所以我觉得这种改变反过来将来可能也会影响到互联网的一些管理方式，这样可能就会让互联网还会有一些，就是在社会的公共生活方面还可以发挥一些很积极的作用，否则的话，就变得有些非理性成份过多以后，这个舆论的有效性就会受到影响。因为现在从国家来讲，非常关心互联网舆论，互联网的很多舆论也影响到我们很多重要的一些决策、很多重要的一些规定。反过来讲，我们把这个舆论做的符合中国的，至少通道平台方式是能够真正反映社会的国情，我觉得这对国家、对社会发展都有特别大的好处，我还是积极的。我以为只要我们认真的去面对、认真的去应对它，而不是纯粹的放任自流，也不是说要改变过去那种，要不一放就乱、一管就死这种方式，其实是找到一个平衡点，其实管理就是平衡点，既不能管死了，其实人的社会心理的无边无际状态和欲望，人的私欲，个体的欲望，任何国家、任何社会都是不可能完全放开的，在一定程度上文明就是管制，就是找到个体跟社会之间的一个平衡点。我们互联网业需要互联网文明，而这个互联网文明其实也是这样一个平衡点。我们不是说主张，一管什么信息都管住，不让他说，那是不对的，但是也不能说这个地方毫无管制，那样其实无法构成这种文明。

过去我们也有私欲，可能在私下，在暗地里空间，我个人做的一件事情，但是今天最重要的是说，过去在私下里个人做的事情，现在可以在一个公共媒介上被展示出来，但是由于我们刚刚讲个人身份是隐秘的，这个展示又没有风险，过去你做的事可能不敢展示，大家知道你是谁不能展示，现在大家不知道我是谁就可以展示。这种方式我觉得将来还是会找到一些方法，来进行一些，一个是引导，第二个是规范，还是需要做的。其实西方国家已经开始在过渡了，就是对互联网的管理已经有一些，包括适用于过去法律手段，过去互联网上几乎不适用，现在已经开始慢慢用上了。说实话，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可能是世界上很多国家相比，我们都是属于相对比较自由的。

主持人：前所未有的，环境不一样。

尹鸿：相对比较自由的，因为我们别的管理相对比较严格，但是互联网我们是给了一个比较好的发展空间。

主持人：你刚刚说的那个观点很有意思，文明本来就是跟管制有关系的。

尹鸿：对，文明肯定是个体跟社会跟公共之间的平衡，才有文明，否则不需要文明了，大家爱干吗干吗。

主持人：但是我们从传统来看，尤其是在解放前，管制比较多，尤其在所谓封建社会，帝王时代，皇帝有绝对的话语权，现在新闻媒体，像博客也好、社区也好等等，把话语权还给了普通人。这里面有一个话题，你用了管制这个词，其实我们也体现了节制、克制，以前都是皇帝管的，现在我们看到，很多民主自由也是非常时髦的东西，强调个体的自觉，比如说个体要自觉的控制，要管住自己，要谨慎。我发现这里面的边界发生很有意思的变化，这里面你怎么看，好像个人力量在那儿崛起来，谈到比如说90后也好、80后也好，相对来说他们比前面的更自信、更自我张扬了、更愿意表达、更愿意去秀。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的确有一些传统角度会发生转换，包括政府管制的角度，因为传播新的工具也有很大的关系，这种此消彼涨的关系你怎么看？

尹鸿：我以为自治力的出现是因为有管制，如果是自发的自治力是绝对不可靠的。所以你会发现，人培养出来的那些道德品行，大多数是从小到大因为跟管制之间发生关系，内化内化成为行为方式了，而且大多数时候是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份知道，因为自己有身份，所以他必须要做自我克制。当然慢慢时间长了，他可能这种克制就变成一种行为方式了，无论有人没人、有身份没有身份的情况下都会去克制，但是在常规情况下这个是不可靠的，所以一定有外部力量来帮助你建立这样一种自治机制，没有这种外部力量建立不了这种自治机制。但是反过来讲我们说这种管制来自哪里？可能不完全来自于政治权利，是来自于社会公约，就是来自我们社会的每个主体大家一起共识的认为对我们的生活会带来正面积极影响的一些契约型的规制，所以这些规制不见得只是由政府权利部门制定的，也可能由互联网的同行、行业协会。

我们会发现有一些社区也会有规矩，比如我这个社区就规定有哪些东西不能在这里说。其实你会发现，只要有人群的地方就有自治的可能性。因为文明就是产生的，我们一堆人在一块，这一堆人都为所欲为就没法过日子了。现在我们就是要把那样一些纯粹的散乱的这样一些东西变成一个有一些自动的社区自治的规则，其实层层的建构起来的，不完全是从上而下的一个管制，这个管制是分层的，这样可能就会形成一些相对比较理性有序的一个媒介环境，这样对社会我觉得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主持人：我觉得这点很有意思，实际上我们看可能分了三个层次，比如法律的层次，可能跟国家纪律有关系。

尹鸿：那是国家机构设置的。

主持人：还有比如道德层面，更多潜移默化的这种行为，当然这里面一方面也是离不开，比如说国家包括对意识形态的控制。我还注意到，你特别提到媒介的环境这一块，你也看到08年实际上新媒体成为了现实，所有人都在谈新媒体。有两个流派特别有意思，在学术里面，一个是左翼对传播的批判比较多，更多的在研究传媒和意识形态的纠结。另一派，可能麦克卢汉谈到媒介生态的问题，更多的是从媒介信息的发出者，包括传播，包括受众，整个社会生态来看，传播所扮演的一个角色。你怎么来看这两个流派的，你是更欣赏哪一派，或者说你对这两个流派怎么看呢？

尹鸿：关注的问题不太一样吧，现在这两个并步形成一个对立的关系，因为麦克卢汉是内部的传播学研究，就是说研究媒介符号和媒介传播的变化使社会力量之间发生了改变，更多的从内部功能上考虑，所谓的左派的知识分子更多的从社会的意义、社会的功能考虑这个问题。其实批判学派的理论面临互联网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面临一个巨大的悖论。过去批判地都是文化工业时代的媒体，因为工业时代的媒体无非是钱和权创造的媒体，而这种媒体他们批判认为是资本主义力量的代言者，因为首先是权和钱代表起来的。但是在新媒体时代你会发现，每个个体都会成为媒体，私人可能变成一个公共舆论的表达者，这个时候你要分析个体的意识形态含义就变得非常复杂，但是也不能说这个个体就真的是一个纯粹的个体，因为个体是在一个社会暗示当中去行为的，因此有时候这个个体其实也受到巨大的社会暗示的作用，只不过那种属性就变得更复杂、更隐讳，所以其实是面临巨大的挑战。我们对传统媒体的批判和挑战拿到新媒体上，你会发现已经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其实这也是对我们传播批判学的一种考验，就是你能不能面对这个东西，能不能给他提供一个解释，一种工具，这可能是一个考验。

主持人：我看到在学术界里面也是一样，最近好像媒介生态学比这个批判学更时髦、更受到欢迎，但是我也发现一些摇摆，比如后续的很多学者也提到，他们除了从工具研究新媒体的变化之外，他们还谈到一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就像你所说的个体也有意识形态，这里面包括我知道您一直做了很多年的电影，所以他们也谈到，其实很多传媒也好、电影也好，他们制造的都是一种幻象，都是意识形态的幻象，你认为在电影，我们一般意义上说的不管新媒介也好、传统媒介也好，你觉得区别在哪里？

尹鸿：电影由于依赖于强大的工业运作体系才能够完成一个信息的生产和流通，因此电影的那种对主流舆论和主流意识形态的那种编织能力，是变成它的生存之本，所以电影从文化上来讲，实际上是最普视性的文化状态，因为需要巨大的商业基础来支撑它，而且没有别的太多功能。比如说电视还有信息传播的功能，有新闻功能，但是电影没有，就是一个简单的娱乐功能，所以是一个最普视性的传承青年文化的一个主流代表，而且基本代表的是青年文化为主，但是对普视性的要求非常高。所以电影文化的多元性、多样性其实现在越来越少，电影变得其实越来越单一，越来越因为娱乐共同的心理取向和规律越来越明显。过去电影承担了多种多样的功能，现在已经被别的媒体替代了，剩下的主体功能就是制造公共娱乐的功能，所以电影对于知识分子来讲，有的时候也会觉得电影纯粹的就是一个娱乐工具了，他过去的那种多重功能慢慢就消失了。

主持人：就是承担价值的，不管主流意识形态的，还是非主流的，越来越少了。

尹鸿：对。

主持人：这点从中国电影也能看得出来，普通的感觉就是说大导演也有玩不转的时候，我们看到前面好多的例子，而且现在看来，的确电影可能越来越不好看了，可能很多人看起来，尽管越来越娱乐了，你觉得中国电影现在，有人说在崛起，有人说在没落，你个人怎么评价？

尹鸿：中国电影肯定是在崛起，无论是从产品的数量，还是观众的关注程度，可以看得出来，十年以前逮到一个中国人跟他谈中国电影，大家觉得是疯子，中国电影有什么可谈的，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走到哪电影就是热门话题。我们且不说发票发生的变化，单从这点来讲，电影重新回到了公众文化生活当中来，所以这已经说明它受到前社会的广泛关注。十年以前，大家宁肯说一个新闻节目，宁肯讲一个主持人，没有人谈电影，但是现在不一样。所以从这点上，肯定电影是发展的。但是，从过去我们建构起来的电影的价值观来看，我们会认为今天的电影变得没有含金量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就是我刚刚讲的，新媒介环境之下的电影，你不能够再用没有别的媒介的时候，对电影的价值判断标准来看待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媒介以后的电影，因为你那个时候电影承担着政治教育、社会组织、现实主义认知功能，但是现在比如说写实性的功能、信息传达的功能，电视上天天都有真的或者基本真的东西传达给你，干吗跑电影院看这些东西呢，不需要。因为很多东西都在不同的媒介上被分化了，所以媒介开始变得有了自己的专有功能，而电影慢慢慢慢就找到了，因为它有巨大的商业生产规定着它，使它回到了这个状态当中去，你再让点电影现在去拍，说这是很有教育意义的电影，没有人去看了，每年我们也拍很多这样的电影，但是没有人去看，不要说他买票，就是发票都没有去看。你发现这样的电影很少有人看，不电影拍的不好，就是这个需求已经在别的地方释放了。所以他宁肯买一个碟，或者宁肯在电视上看，不愿意再买票跑到电影院去看了，所以我们传统的电影价值观可能在新的媒介环境下你也在跟着变。

主持人：我觉得你说的这点可能跟市民的消费力量崛起有关系，大家说我去电影院干吗，我就是图一个乐，我不想被教化。

尹鸿：也可以教化，在别的媒介已经做了，不需要花钱在电影院干这个事情，就是在别的地方释放掉了。

主持人：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电影越来越被商业绑架，艺术性，比如说我们独立影片或者文艺片，这个地方越来越小，多样性的价值会有一些问题。

尹鸿：但是我觉得反过来讲，随着电影工业越做越大，其实我一直有一个观点，市场做大了多元性可能产生了，但是市场很小的时候，一个小饼干你说我还多元性，有人喜欢艺术电影、多元电影，小饼干，就一年看一次电影，甚至中国人七八年才看一次电影，你说这个饼干再细分，怎么细分，一切前碎了。但是如果市场做大了，很多人看电影，一人看很多次电影，就一定有需求的多样性。所以一旦做成大的蛋糕，再细分市场，再做多元性的选择，就有机会、有可能了。我为什么持乐观态度？我觉得商业电影应该促进发展，促进发展最大的最大好处就是把观众规模扩大，看电影的频次提高，以前两年看一次、三年看一次，以后变成每个月、每个星期看一次，那多元电影一定找得到空间，现在找不到空间的原因是好几年看电影，怎么可能选择一个艺术电影看，要培养他长期消费电影的习惯，所以我这点上是乐观主义，商业主义不是说那么可怕，我们利用好了会成为帮助我们变成文化多元的可能性，让我们保持一定的自觉性就好了。

主持人：对，可能也是一个土壤。你觉得这个大饼什么时候会到来？

尹鸿：其实我觉得慢慢再有个两三年，其实现在我们多元化的吸收，比如《立春》这种电影，也有几百万的电影票房，说明慢慢三五年之内我们会找到一些艺术电影的生存空间。

主持人：而且我们还看到很有趣的现象，电影和互联网这种新媒体交叉的相互影响，看现在很多电影从拍摄开始到评论，在互联网上都有前期的炒作也好、舆论也好，你怎么看相互的影响？

尹鸿：过去我们说口碑传播，但过去的口碑传播是靠口口传播，非常漫长，传播速度和空间受到极大的限制，实际上现在的互联网，我觉得大家看中互联网，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它在第一时间完成口碑传播的所有功能。因为除了说我们在新闻上做的以外更多在BBS、在论坛、在评论里面显示出的就是口碑传播，但是现在这个口碑传播超越了时间和地域的限制，过去说张三传到李四，如果隔一个空间，很慢传播过去，但是有了互联网，一下就形成了巨大的口碑传播场，所以我觉得互联网从新闻上讲，跟过去做传统媒体的方式完全不同了，提供了口碑传播的途径。

主持人：每个消费者、每个观众也是积累和传播者。你现在看视频在互联网上流行非常非常的广泛，而且受众非常非常的踊跃，你怎么看，比如互联网将来，因为上面可以传载电影，对电影市场将来，比如去电影院看电影和在网络上下载电影，这里会不会有此消彼涨的关系？

尹鸿：当然会有了，但是电影的功能，互联网的视频可能又会分解了电影的功能，所以电影可能越来越走大制作、大场面，这是互联网上很难实现的。当然最怕的，还是因为互联网对知识产权没有很大的保护，这又有关系，这是互联网很大的问题。因为这个市场，如果看成一个集市的话，主体太多，没法管理，跟电影行业不一样，我们八个人好管，可是这个数以亿人，这个主体管理成本太高了。

主持人：还有BBS，还有播客，还有博客。

尹鸿：但是反过来讲，这个巨大的集市确实会对创意产业带来影响，因为所谓创意产业现在成本越来越高，对规模经济的依赖性越来越强，可是被你一稀释掉以后，所以现在全世界都面临一个很苦恼的问题，当然这也是中国最开放、最自由的，我去了欧洲国家，欧洲国家对你从软件开始就管制，有些软件就不能用，所以相对来讲会管制比较严，所以中国网民其实真的是很幸福。

主持人：我觉得这是阶段性的，目前的确先开发、新享受，然后再说规范的问题，这可能也是一个不同时间发生的问题。这也意味着，你刚刚提到互联网和影院效果是不一样的，去电影院是奔着不同需求去的，是不同的体验。

尹鸿：电影还是给你一共一个完整的梦幻失控，让你有一个忘我的状态，被控制的状态，在互联网上视频被控制的可能性比较小，不管怎么着你都在一个开放空间里面去感受一个短暂的释放。所以媒介多了以后，大家的功能会发生一些改变，发生一些细分。

主持人：所以有一个预见的可能，未来电影院可能更大、更豪华，更大规模的制作。

尹鸿：现在你就会发现，凡是票房好的电影院，一定都是新电影院，一定都是声音和视觉效果，即便IPTV，家里搞了家庭影院也达不到那种效果，是一个不同的场，当然电影慢慢要适应这种场，所以有时候一些现实主义电影拍的再好，场景没有效果，所以慢慢慢慢就很难让他去电影院，将来就直接到互联网上、在电视台上一播，也可以完成这样一个效果。

主持人：实际上看新媒体对电影也会带来很大的革命。

尹鸿：会使它向极致化方向走，肯定会有影响的。

主持人：时间关系，我们的访谈到此结束。感谢今天尹老师跟我们分享了很多精彩的关于新媒体和电影的思想。

尹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