默罕•穆那辛何:直面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的挑战: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的应用

默罕•穆那辛何:直面可持续发展与气候变化的挑战:可持续经济增长模式的应用

尊敬的各位嘉宾、各位同事,亲爱的朋友们:

感谢北京论坛给我这样一个机会,面对各位尊贵的嘉宾发表演讲,我深感荣幸和喜悦!

今天,北京论坛在这样一个正确的时机探讨着适时的话题。21世纪,我们面临着两大挑战:可持续发展和气候变化。知识分子们在有效解决这两大问题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气候变化已日益成为全球范围内普遍关注的问题。它将进一步加剧当前发展中所面临的许多棘手问题,比如贫困、食品安全、疾病、水资源和能源匮乏等问题。因此,我们应该如何在全球范围内振作精神、团结起来应对这些问题,制定相应的计划、相互协调并付诸于实践?

全球变暖已经是一个现实。在达尔富尔地区,近年来数十万人死于战乱,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气候变化恶化了饮水和耕地的短缺(由于沙漠化),削弱了农业,造成了穷人之间对这些稀缺资源的争夺。在地球的另一面,很多太平洋岛国(和马尔代夫)距离海平面只有几厘米,面临着被上升的海水吞没的危险。在遥远的北极,冰雪的融化影响着极地野生生态和本来就很脆弱的原住民的生活。

这些严酷无情的气候变化的先兆表明我们需要更好的了解现象的本质并应对其后果。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最新报告称,全球变暖是一个现实,并几乎毫无疑问的是由近期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增多引起的。报告同样还指出气候变化(表现为气温的上升,海平面的上升和降雨量变化)将在可见的未来持续下去并增强,这对地球及其居住者构成潜在的巨大威胁。

科学事实 

我们知道,在过去超过一万年的时间里,大气层里的二氧化碳浓度稳定在大约280ppmv,但是,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这一浓度迅速上升,现在已超过380ppmv。因此——加上少量的其他温室气体,如甲烷、一氧化二氮——在过去的100年里,地球的表面温度已经上升了平均0.75摄氏度,并且增速还在变快。全球气候变化的其他证据还包括平均海平面高度的系统上升(上个世纪大约上升了16厘米),极地和冰川地区的冰雪融化,极端天气的频发,干旱地区降雨量的减少,湿润地区降雨量的增加,以及生态循环和动物行为的显著改变。

IPCC预测,如果没有抑制排放的积极行动,到2100年,二氧化碳的浓度将是前工业时代的两倍(550ppmv),全球平均气温将比现在上升大约3摄氏度(范围在1.1-6.4摄氏度),平均海平面将上升35-40厘米。气候和降雨的极端性将恶化,由于极地变暖更快,冰的融化会加速。即使排放被大幅减少,IPCC预测2100年气温仍然会上升1.5摄氏度。欧盟已经制定了2℃(对应450-500ppmv)是危险阈值。

最为脆弱的群体将是穷人,老人和儿童,即使他们居住在富国也不例外。受影响最大的地区将是北极,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小岛国和亚洲巨型三角洲。低地沿海地区,干旱的热带及亚热带地区的水资源,低纬度地区的农业,重要生态系统(如珊瑚礁)和贫穷地区的人类健康将和高危险有关。此外,极端天气事件,尤其是热带气旋和热浪,将恶化。

这种影响的一个重要结果是,原本就前景不明的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很多个——包括减少贫困,更好的健康和教育,性别平等和拯救环境——将变得更加遥远。其中,食品安全将尤其受到威胁。

直面当前发展风险,展望未来光明前景 

首先,我们当前的关注点(表1)是贫困、不平等、排外、劣政和环境危害等表面指标,这些是由如全球化,和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传统的市场导向型政策所带来的。由于被动反应和防御性的政策无法应对原有的多种互相交叉的危机,再加上如气候变化等新的问题的出现,致使当前的趋势有导致国际社会体系崩溃的危险。我们通常习惯零碎地处理各个问题(井底之蛙的心态)。最近的一个例子是推广玉米乙醇来解决石油问题,这恶化了由干旱带来的全球粮食紧缺。尽管政策改革本应纠正市场机制的不足,由近期原因和潜在不和谐带来的问题并没有在一个致力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框架内得到系统地解决。

图表一

第二,通过影响变化的关键和直接驱动因素,包括消费模式,人口,技术和治理,我们在今天可以迈出过渡性的一步,并藉此改变全球趋势和管理市场力量。通过已知的可操作的手段将当前的发展变得更加可持续化,并逐渐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重点是早行动,并克服“巨型油轮般的地球”的巨大惰性,并利用现有的经验和工具,开始将其驶出现在危险的航道,驶入安全的水域。在1992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峰会上,我提出了一个叫做“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的使用框架。

第三,我们可以展望一个以真正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范式和可持续生活为基础的长远目标。这儿,我们需要解决与基本需求、社会权利结构、价值、选择和知识库相关的长期根本压力。深层次的变化是必须的,变化的动力是对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追求,可利用的手段是英明的领导,一场网络化的,多方牵头的全球公民运动,互动性的治理结构,改善的决策机制,先进的技术和更好的通信手段(包括国际互联网)。

人类的应对措施 

如何才能打破这一毁灭性的循环呢?最佳的希望在于同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是因为这两个议题联系高度紧密:气候变化影响发展的预期,发展的路径决定气候的未来。

在全球范围,各个国家需要团结一致,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共同改变人类的活动,虽然,当前的趋势并不能令人满意。1992年,由190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是一个好的开始。它寻求“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文件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应对气候变化”并承认“发展中国家缔约……的具体要求和特殊情况”。虽然文件承认“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权利”,公约警告“当存在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威胁时,不应当以科学上没有完全的确定性为理由推迟采取措施”。     为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于1997年下半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并于2005年生效。《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2年附录一中的缔约国(工业国)将共同削减相当于1990年百分之五的排放量;非附录一中的缔约国(发展中国家)不受排放量减少的限制。迄今为止,一共有174个国家在议定书上签字,但是身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仍然拒绝加入。

但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70至2004年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多,其中尤以《京都议定书》签署之后这段时间增长最多。在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厘会议上达成的路线图为后京都时代的减缓排放协议勾画出了蓝图,同时还就帮助落后国家适应气候变化(以财政和技术帮助)达成了协议。但是缔约国没能就具体减排目标达成一致。

在国家层面内,远景可能会更好一点,这是因为将气候变化的应对策略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融合在一起的手段已经存在。确实,这些手段的存在将可以消除很多政策制定者们的疑虑,担心对气候变化的应对将转移很多可用来解决短期发展目标的资源,这些目标包括增长,贫困消减,食品安全,疾病防治,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

人类可以应对气候变化的两种方式是适应与缓和。适应的方法试图减轻人类和大自然在气候变化压力下的脆弱性,而缓和的方法旨在降低,或甚至消除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而以此达到降低大气层辐射作用量和未来气候变化的强度的目的。

这些缓和与适应的措施也包含平等和责任分担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温室气体的大部分——主要是产生于燃烧化石燃料和沙漠化的二氧化碳——都是富国排放的,例如在2004年,温室气体在发达国家的平均人均排放量是发展中国家的四倍。但是贫穷的国家将成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对现在来说,发展中国家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适应措施上,尤其是保护它们的穷人,而富国(财政和技术上都要更加优越)应该在缓和措施方面起到主导作用,并帮助穷国进行缓和与适应的行动。同时,中等收入的国家需要在它们变得更为富有时加入到缓和行动的行列里来。

适应应对法: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应该加快进行,因为长期的,未缓和的气候变化很有可能超出自然、管理的(农业)和人类系统最大的适应能力。自然有机体和生态系统趋向自动适应(例如动物的迁徙随着栖息地的变化而变化,植物的生长周期也会变化),但是如果气温上升太快,很多物种可能无法存活下来。人类可以进行有计划的适应,尽管仍还经常需要反应性的措施。经证明有效的适应性方法是存在的,例如修建水坝阻挡上升的海水,发展抗高温抗干旱的作物,扩大灾害保险的范围,但这些措施需要被更广泛的传播并被政府、商业机构和社会实施和贯彻。为了增强群体和国家长期的适应能力,很多相似的技术、管理、政策和行为措施可以在公共和私人领域进行实施。

以那些受到洪水和风暴威胁的海岸地区为例,如果花费在海岸保护上的资金常年不变的话,只要气温上升2℃每年就有0.55至0.9亿人受灾;这一数字可被大大削减(至200万至1000万),只要每年增加很少的海岸保护资金以赶上GDP的增长速度。

缓和应对法:现在在缓和方面的努力——主要的是减低能量使用的排放程度和通过植树造林提高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同样需要改善。可达到的结果是较低的温室气体浓度,以及其他益处,比如更好的健康状况,更低的能量需求所带来的更大的能源安全,以及贫困和农村地区对能源的更大的可用率。现在,我们已经掌握在未来100年可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550ppmv的技术手段和政策方案。要达到550 ppmv,预期的花费中间值将占到2050年世界GDP的1.3%(等同于2050年前每年减去0.1%的GDP),而要稳定在450 ppmv的花费会超过2050年GDP的3%。

我们已经通过1997年京都议定书里的规定的“柔性机制”——如清洁发展机制、共同实施,和排污权交易启动了缓和应对程序。这些机制允许工业国家将他们部分的减排任务转移到其他国家以换取支付。如果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清洁发展机制,植树造林来吸收碳的增加成本只有10美元/吨碳。所吸收的碳可被转化为信用来抵消工业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任务——在其他情况下,只能通过翻新现有的发电厂来实现,成本为50美元/吨碳。这一过程将更为有效因为缓和的成本被降低了。此外,如果穷国收到的资金多于10美元/吨碳,从富国向穷国转移的资金也是公正合理的,因为这意味着穷国也分享了所省下来的40美元。最近的补偿率在发展中国家为5美元到10美元一吨,在欧洲达到50美元。

行动框架: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 

决策者们通常被其他的一些紧急问题所困扰,比如经济增长、贫困问题、食品安全、疾病、失业、通货膨胀等。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最好方法是说服他们,使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整合到每个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政策的制定中。而且,令人高兴的是,许多相关方面的努力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已经相继开展并执行了。其中,一个前景诱人,被称之为“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Sustainomics)”的框架包含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首先,首要目标是可持续发展,在这里,可持续发展指一种过程,而不是终点,其目的是为单独的人类个体和群体在一段延续的时间内,改善他们实现愿望、发挥潜力的机会,而同时保持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活力。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它切合实际并允许我们随时应对紧急事件,这是因为许多不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将更容易辨认和得到解决(例如,节能和降低污染)。。

第二,可持续发展三角模式的三个因素(顶)需要均衡处理。这些元素包含社会(平等,融合,人民权力和价值观),经济(增长,效率,稳定性),和环境(自然资源退化和污染)的三方面尺度。

第三,我们的思维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界限(涉及到学术学科领域,空间,时间和利益相关者)。 跨学科分析是必须的,因为相关的问题和解决方法也需要跨越传统学科领域。像气候变化这类问题的范围涉及全世界,时间跨越世纪,并且关系到整个人类。

图表二

问题是我们如何来应用这些基本原则?比方说,MDMS(让发展更可持续)方法提出,为了调和缓和措施的成本和对发展的渴望,需要达成一个多长时期的共识。如图表2所示,一个国家的环境风险(由人均 GHG排放量代表)随其发展程度(由人均GNP代表)变化。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可能随曲线AB模式发展,而一个发达工业国家则可能是曲线C。理想上,发达工业国家(超越危险气候变化安全限制的国家)应该减缓并沿着CE的未来增长曲线。这可以通过重建他们的发展模式以解除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创新政策,通过学习发达工业国家世界的经验(沿着BDE)“隧道”的形式通过。这样,隧道就可以位于安全限制线下。应该鼓励这些国家(通过技术和财政的支持)走可持续发展(增长)的道路,不再走完全依靠二氧化碳排放增长方式,并且减少气候脆弱性。

框架同时给决策者提供了多种可操作工具,既有全新的方法也有传统方法的创新应用。

这些工具和手段协助确认和实施最理想的使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的”气候政策。同时,他们会解决互相矛盾的目标中权衡问题。

国家层面上,这些工具包括宏观和部门模式,根据环境需要调节的国民所得帐户,贫困指数分析,和行动影响矩阵。项目层面,他们包括成本效益分析、多标准分析、环境和社会评估。在所有层面上,恰当选择可持续发展的指标都是很重要的。有效政策杠杆包括价格,税收和费用、规定和标准、质量控制、排放量交易、财务奖励、自愿协议、信息传播和研发。

一个最近的宏观分析案例展示了涵盖经济,环境和社会目标的复杂权衡过程,并使用补充手段来解决问题。在西部非洲,增长诱导型的宏观政策(包括结构性调整)与经济本身的不完善互相作用,造成了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并恶化了环境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这种不完善(如政策的扭曲,市场失效和制度性的限制)使得个人的选择偏离了社会的最佳选择。宏观模型表明迅速集中的经济增长、木材出口的推动、对开荒的补贴以及对砍伐森林不加限制,作用在一起造成了滥砍滥伐的加速,并由此带来农村的贫困,对本地环境的伤害,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并降低了适应应对方法的效果。补充措施的实施(如取消对垦荒的补贴并加强森林保护)有助于应对这些问题并提升缓和与适应性行动的效果,最为重要的是,这样做并不会颠覆增长推动型的宏观政策。在表2里,高峰走向的ABCE路径可由经济的不完善和环境的外在性造成。矫正性的政策将帮助减少这种扭曲并使得发展遵循BDE隧道的路线。这样的一种隧道路线在经济上也是更佳的。

另一个关于经济部门的例子是能源价格。从经济上来说,能源价格定得越低,效率越高,但附于能源价格上的环境附加费,包括二氧化碳排放费,将进一步降低能源的使用量并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应将这些税收收入中的一部分分配给那些基本能源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穷人,和资助受到环境变化不利影响的人们的适应性行为。否则,提高能源价格只会对富人有利,对穷人不利。

应用案例:斯里兰卡(行动效果矩阵AIM,部门与项目评估) 

在众多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的手段中,行动效果矩阵(AIM) 以其能够展示如何将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整合而胜出。在实践中,这个方法在其他几个国家被成功应用。它确认并按优先次序整理出几个主要的国家发展政策和目标是怎样影响关键的适应和缓和措施的,反之亦然。而且,它有助于确定关键的宏观政策和战略。这些政策和战略将促进调节和减缓的实施,以克服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行动效果矩阵的方法完全依赖于参与性的利益承担。来自政府,学术机构,民间和私人经济部门的超过50位专家被召集,他们代表着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变化息息相关的各个学科和领域。他们通常在两天的时间内一起交流,制作出一张初步的矩阵表。这个参与的过程和最终结果(矩阵表)同样重要,因为这体现了重要的协作和团队精神。合作可帮助参与者更好地理解对立的观点,解决冲突,增进合作,并使最终政策的施行阻力减少。

农业、水资源与食品安全 

行动效果矩阵(AIM)研究方法对斯里兰卡的运用体现了由食品安全、农业和水资源导致的气候的脆弱性。一项运用理查德农业模式的更具体的研究被用来确认过去在重要农作物,例如大米,茶,橡胶和椰子的产量变化是如何依靠气候中的自然变量的(主要指气温和降雨量)。然后,用一个已缩小规模的地区气候模型对斯里兰卡进行具体的气温和降雨量预测。这两种模型的测量结果显示对未来大米培育上的影响将是负面的,相当数量的(到2050年几乎有百分之十二的收成锐减),而且将影响这一干旱地区的贫苦的农民。在这一地区,农民收入是最低的。同时,湿润地区的一些地方农作物将提高(到2050年为3.5%)。

这些发现提出了几个重要的政策问题。首先,大米是主食,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依靠大米种植,那么为了保护国家食品安全与民生,减少干旱地区农村贫苦人口的脆弱性,调节标准显得十分重要。第二,气候变化对贫穷的农民和富裕的土地拥有者的影响蕴含着收入分配和平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加以解决。最后,从干旱地区向湿润地区进行的人口迁移对决策者也是一项潜在的威胁,需要得到处理。

灾难与人类健康的脆弱 

矩阵图同样还研究了由海平面上升和风暴袭击带来的沿岸地区脆弱性。2004年亚洲地区的台风(尽管和气候无关)有很多相似的效果。在斯里兰卡,35000人在短短几个小时里失去了生命(岛上500人中就有1人)。从这场灾难里获得的教训帮助制定了未来的适应性措施,尤其是社会资本在增强群体抗灾能力上的作用。在斯里兰卡,其他和气候有关的研究领域包括蚊子传播的疾病如疟疾和登革热,以及水生疾病如痢疾。

可再生能源 

另一个行动效果矩阵(AIM)用来研究斯里兰卡减缓和发展目标的联系。小型的水力发电在第一轮里被认为是一种大有发展潜力的再生能源。在随后的详细研究中,22个小水电站选址方案与3个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经济方面的指标是成本,社会方面是重新定居人口数量,而环境是生物多样性缺失指数。所有显示数据按每个场所减少的每吨二氧化碳计算(因为矿物燃料使用被水利电气能源取代)。这项分析过程显示出了基于持续性的分析方法与单标准分析法如成本效益分析法之间的区别。

结语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乐观地结束今天的讲话。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是相互联系的两个问题,给人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虽然问题复杂而严重,但只要我们尽早行动,两个问题均能得以解决。现在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知识来采取行动。 

第二,通过影响变化的关键和直接驱动因素,包括消费模式,人口,技术和治理,我们在今天可以迈出过渡性的一步,并藉此改变全球趋势和管理市场力量。通过已知的可操作的手段将当前的发展变得更加可持续化,并逐渐达到可持续发展的终极目标。重点是早行动,并克服“巨型油轮般的地球”的巨大惰性,并利用现有的经验和工具,开始将其驶出现在危险的航道,驶入安全的水域。在1992里约热内卢的地球峰会上,我提出了一个叫做“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的使用框架。

第三,我们可以展望一个以真正的全球可持续发展范式和可持续生活为基础的长远目标。这儿,我们需要解决与基本需求、社会权利结构、价值、选择和知识库相关的长期根本压力。深层次的变化是必须的,变化的动力是对社会公平和公正的追求,可利用的手段是英明的领导,一场网络化的,多方牵头的全球公民运动,互动性的治理结构,改善的决策机制,先进的技术和更好的通信手段(包括国际互联网)。

人类的应对措施

如何才能打破这一毁灭性的循环呢?最佳的希望在于同时制定应对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这是因为这两个议题联系高度紧密:气候变化影响发展的预期,发展的路径决定气候的未来。

在全球范围,各个国家需要团结一致,在前所未有的规模上共同改变人类的活动,虽然,当前的趋势并不能令人满意。1992年,由190个国家签署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是一个好的开始。它寻求“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稳定在防止气候系统受到危险的人为干扰的水平上”……“各缔约方应当在公平的基础上,并根据它们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为人类当代和后代的利益保护气候系统”。文件规定发达国家“缔约方应当率先应对气候变化”并承认“发展中国家缔约……的具体要求和特殊情况”。虽然文件承认“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权利”,公约警告“当存在造成严重或不可逆转的损害的威胁时,不应当以科学上没有完全的确定性为理由推迟采取措施”。     为执行《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国于1997年下半年通过了《京都议定书》,并于2005年生效。《京都议定书》规定,到2012年附录一中的缔约国(工业国)将共同削减相当于1990年百分之五的排放量;非附录一中的缔约国(发展中国家)不受排放量减少的限制。迄今为止,一共有174个国家在议定书上签字,但是身为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的美国仍然拒绝加入。

但值得注意的是,全球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1970至2004年间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多,其中尤以《京都议定书》签署之后这段时间增长最多。在2007年12月《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巴厘会议上达成的路线图为后京都时代的减缓排放协议勾画出了蓝图,同时还就帮助落后国家适应气候变化(以财政和技术帮助)达成了协议。但是缔约国没能就具体减排目标达成一致。

在国家层面内,远景可能会更好一点,这是因为将气候变化的应对策略和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融合在一起的手段已经存在。确实,这些手段的存在将可以消除很多政策制定者们的疑虑,担心对气候变化的应对将转移很多可用来解决短期发展目标的资源,这些目标包括增长,贫困消减,食品安全,疾病防治,就业和控制通货膨胀。

人类可以应对气候变化的两种方式是适应与缓和。适应的方法试图减轻人类和大自然在气候变化压力下的脆弱性,而缓和的方法旨在降低,或甚至消除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而以此达到降低大气层辐射作用量和未来气候变化的强度的目的。

这些缓和与适应的措施也包含平等和责任分担的问题。到现在为止,温室气体的大部分——主要是产生于燃烧化石燃料和沙漠化的二氧化碳——都是富国排放的,例如在2004年,温室气体在发达国家的平均人均排放量是发展中国家的四倍。但是贫穷的国家将成为气候变化的最大受害者。对现在来说,发展中国家应该将注意力集中在适应措施上,尤其是保护它们的穷人,而富国(财政和技术上都要更加优越)应该在缓和措施方面起到主导作用,并帮助穷国进行缓和与适应的行动。同时,中等收入的国家需要在它们变得更为富有时加入到缓和行动的行列里来。

适应应对法:适应气候变化的努力应该加快进行,因为长期的,未缓和的气候变化很有可能超出自然、管理的(农业)和人类系统最大的适应能力。自然有机体和生态系统趋向自动适应(例如动物的迁徙随着栖息地的变化而变化,植物的生长周期也会变化),但是如果气温上升太快,很多物种可能无法存活下来。人类可以进行有计划的适应,尽管仍还经常需要反应性的措施。经证明有效的适应性方法是存在的,例如修建水坝阻挡上升的海水,发展抗高温抗干旱的作物,扩大灾害保险的范围,但这些措施需要被更广泛的传播并被政府、商业机构和社会实施和贯彻。为了增强群体和国家长期的适应能力,很多相似的技术、管理、政策和行为措施可以在公共和私人领域进行实施。

以那些受到洪水和风暴威胁的海岸地区为例,如果花费在海岸保护上的资金常年不变的话,只要气温上升2℃每年就有0.55至0.9亿人受灾;这一数字可被大大削减(至200万至1000万),只要每年增加很少的海岸保护资金以赶上GDP的增长速度。

缓和应对法:现在在缓和方面的努力——主要的是减低能量使用的排放程度和通过植树造林提高对二氧化碳的吸收——同样需要改善。可达到的结果是较低的温室气体浓度,以及其他益处,比如更好的健康状况,更低的能量需求所带来的更大的能源安全,以及贫困和农村地区对能源的更大的可用率。现在,我们已经掌握在未来100年可将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550ppmv的技术手段和政策方案。要达到550 ppmv,预期的花费中间值将占到2050年世界GDP的1.3%(等同于2050年前每年减去0.1%的GDP),而要稳定在450 ppmv的花费会超过2050年GDP的3%。

我们已经通过1997年京都议定书里的规定的“柔性机制”——如清洁发展机制、共同实施,和排污权交易启动了缓和应对程序。这些机制允许工业国家将他们部分的减排任务转移到其他国家以换取支付。如果在发展中国家实施清洁发展机制,植树造林来吸收碳的增加成本只有10美元/吨碳。所吸收的碳可被转化为信用来抵消工业国家在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任务——在其他情况下,只能通过翻新现有的发电厂来实现,成本为50美元/吨碳。这一过程将更为有效因为缓和的成本被降低了。此外,如果穷国收到的资金多于10美元/吨碳,从富国向穷国转移的资金也是公正合理的,因为这意味着穷国也分享了所省下来的40美元。最近的补偿率在发展中国家为5美元到10美元一吨,在欧洲达到50美元。

行动框架: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

决策者们通常被其他的一些紧急问题所困扰,比如经济增长、贫困问题、食品安全、疾病、失业、通货膨胀等。吸引他们注意力的最好方法是说服他们,使气候变化政策的制定整合到每个国家的可持续性发展政策的制定中。而且,令人高兴的是,许多相关方面的努力在过去的十五年中已经相继开展并执行了。其中,一个前景诱人,被称之为“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Sustainomics)”的框架包含以下三个基本原则:

首先,首要目标是可持续发展,在这里,可持续发展指一种过程,而不是终点,其目的是为单独的人类个体和群体在一段延续的时间内,改善他们实现愿望、发挥潜力的机会,而同时保持经济,社会和环境系统的活力。可持续发展是一种循序渐进的方式,它切合实际并允许我们随时应对紧急事件,这是因为许多不可持续发展的行为将更容易辨认和得到解决(例如,节能和降低污染)。。

第二,可持续发展三角模式的三个因素(顶)需要均衡处理。这些元素包含社会(平等,融合,人民权力和价值观),经济(增长,效率,稳定性),和环境(自然资源退化和污染)的三方面尺度。

第三,我们的思维不应该拘泥于传统界限(涉及到学术学科领域,空间,时间和利益相关者)。 跨学科分析是必须的,因为相关的问题和解决方法也需要跨越传统学科领域。像气候变化这类问题的范围涉及全世界,时间跨越世纪,并且关系到整个人类。

问题是我们如何来应用这些基本原则?比方说,MDMS(让发展更可持续)方法提出,为了调和缓和措施的成本和对发展的渴望,需要达成一个多长时期的共识。如图表2所示,一个国家的环境风险(由人均 GHG排放量代表)随其发展程度(由人均GNP代表)变化。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可能随曲线AB模式发展,而一个发达工业国家则可能是曲线C。理想上,发达工业国家(超越危险气候变化安全限制的国家)应该减缓并沿着CE的未来增长曲线。这可以通过重建他们的发展模式以解除二氧化碳排放量和经济增长二者之间的关系。发展中国家可以采取创新政策,通过学习发达工业国家世界的经验(沿着BDE)“隧道”的形式通过。这样,隧道就可以位于安全限制线下。应该鼓励这些国家(通过技术和财政的支持)走可持续发展(增长)的道路,不再走完全依靠二氧化碳排放增长方式,并且减少气候脆弱性。

框架同时给决策者提供了多种可操作工具,既有全新的方法也有传统方法的创新应用。

这些工具和手段协助确认和实施最理想的使经济,环境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双赢的”气候政策。同时,他们会解决互相矛盾的目标中权衡问题。

国家层面上,这些工具包括宏观和部门模式,根据环境需要调节的国民所得帐户,贫困指数分析,和行动影响矩阵。项目层面,他们包括成本效益分析、多标准分析、环境和社会评估。在所有层面上,恰当选择可持续发展的指标都是很重要的。有效政策杠杆包括价格,税收和费用、规定和标准、质量控制、排放量交易、财务奖励、自愿协议、信息传播和研发。

一个最近的宏观分析案例展示了涵盖经济,环境和社会目标的复杂权衡过程,并使用补充手段来解决问题。在西部非洲,增长诱导型的宏观政策(包括结构性调整)与经济本身的不完善互相作用,造成了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并恶化了环境对气候变化的脆弱性。这种不完善(如政策的扭曲,市场失效和制度性的限制)使得个人的选择偏离了社会的最佳选择。宏观模型表明迅速集中的经济增长、木材出口的推动、对开荒的补贴以及对砍伐森林不加限制,作用在一起造成了滥砍滥伐的加速,并由此带来农村的贫困,对本地环境的伤害,温室气体排放的增加并降低了适应应对方法的效果。补充措施的实施(如取消对垦荒的补贴并加强森林保护)有助于应对这些问题并提升缓和与适应性行动的效果,最为重要的是,这样做并不会颠覆增长推动型的宏观政策。在表2里,高峰走向的ABCE路径可由经济的不完善和环境的外在性造成。矫正性的政策将帮助减少这种扭曲并使得发展遵循BDE隧道的路线。这样的一种隧道路线在经济上也是更佳的。

另一个关于经济部门的例子是能源价格。从经济上来说,能源价格定得越低,效率越高,但附于能源价格上的环境附加费,包括二氧化碳排放费,将进一步降低能源的使用量并缓和温室气体的排放。从社会的角度来说,应将这些税收收入中的一部分分配给那些基本能源需求无法得到满足的穷人,和资助受到环境变化不利影响的人们的适应性行为。否则,提高能源价格只会对富人有利,对穷人不利。

应用案例:斯里兰卡(行动效果矩阵AIM,部门与项目评估)

在众多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的手段中,行动效果矩阵(AIM) 以其能够展示如何将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整合而胜出。在实践中,这个方法在其他几个国家被成功应用。它确认并按优先次序整理出几个主要的国家发展政策和目标是怎样影响关键的适应和缓和措施的,反之亦然。而且,它有助于确定关键的宏观政策和战略。这些政策和战略将促进调节和减缓的实施,以克服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

行动效果矩阵的方法完全依赖于参与性的利益承担。来自政府,学术机构,民间和私人经济部门的超过50位专家被召集,他们代表着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变化息息相关的各个学科和领域。他们通常在两天的时间内一起交流,制作出一张初步的矩阵表。这个参与的过程和最终结果(矩阵表)同样重要,因为这体现了重要的协作和团队精神。合作可帮助参与者更好地理解对立的观点,解决冲突,增进合作,并使最终政策的施行阻力减少。

农业、水资源与食品安全

行动效果矩阵(AIM)研究方法对斯里兰卡的运用体现了由食品安全、农业和水资源导致的气候的脆弱性。一项运用理查德农业模式的更具体的研究被用来确认过去在重要农作物,例如大米,茶,橡胶和椰子的产量变化是如何依靠气候中的自然变量的(主要指气温和降雨量)。然后,用一个已缩小规模的地区气候模型对斯里兰卡进行具体的气温和降雨量预测。这两种模型的测量结果显示对未来大米培育上的影响将是负面的,相当数量的(到2050年几乎有百分之十二的收成锐减),而且将影响这一干旱地区的贫苦的农民。在这一地区,农民收入是最低的。同时,湿润地区的一些地方农作物将提高(到2050年为3.5%)。

这些发现提出了几个重要的政策问题。首先,大米是主食,而人口的很大一部分依靠大米种植,那么为了保护国家食品安全与民生,减少干旱地区农村贫苦人口的脆弱性,调节标准显得十分重要。第二,气候变化对贫穷的农民和富裕的土地拥有者的影响蕴含着收入分配和平等问题,这些都需要加以解决。最后,从干旱地区向湿润地区进行的人口迁移对决策者也是一项潜在的威胁,需要得到处理。

灾难与人类健康的脆弱

矩阵图同样还研究了由海平面上升和风暴袭击带来的沿岸地区脆弱性。2004年亚洲地区的台风(尽管和气候无关)有很多相似的效果。在斯里兰卡,35000人在短短几个小时里失去了生命(岛上500人中就有1人)。从这场灾难里获得的教训帮助制定了未来的适应性措施,尤其是社会资本在增强群体抗灾能力上的作用。在斯里兰卡,其他和气候有关的研究领域包括蚊子传播的疾病如疟疾和登革热,以及水生疾病如痢疾。

可再生能源

另一个行动效果矩阵(AIM)用来研究斯里兰卡减缓和发展目标的联系。小型的水力发电在第一轮里被认为是一种大有发展潜力的再生能源。在随后的详细研究中,22个小水电站选址方案与3个可持续发展指标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经济方面的指标是成本,社会方面是重新定居人口数量,而环境是生物多样性缺失指数。所有显示数据按每个场所减少的每吨二氧化碳计算(因为矿物燃料使用被水利电气能源取代)。这项分析过程显示出了基于持续性的分析方法与单标准分析法如成本效益分析法之间的区别。

结语

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乐观地结束今天的讲话。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是相互联系的两个问题,给人类造成了严重的威胁。虽然问题复杂而严重,但只要我们尽早行动,两个问题均能得以解决。现在我们已经有足够的知识来采取行动。

(作者是2007年诺贝尔和平奖共同获得者)

责任编辑:杨柳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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