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恩格斯。改革派阵营的分裂。“改革报”和“国民报”。民主主义的胜利

弗·恩格斯。改革派阵营的分裂。“改革报”和“国民报”。民主主义的胜利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自从我发出上一封信[注：见本卷第394—402页。——编者注]以来，在利尔、阿温和瓦朗西恩都举行了宴会。阿温的宴会具有纯立宪主义的性质，瓦朗西恩的宴会具有妥协的性质，而在利尔，民主主义对资产阶级的阴谋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现在简要地报道一下关于这一重大集会的几件事。

被邀请的除了一些自由派及“国民报”派外，还有“改革报”的民主派；赖德律－洛兰先生和“改革报”的编辑弗洛孔先生都应邀出席了宴会。资产阶级德高望重的大人物奥迪隆·巴罗先生也接到了邀请。一切都已准备就绪，大家正要举杯庆祝的时候，奥迪隆·巴罗先生突然宣称，如果不加一段话说明这种改革“是用来保证1830年7月所取得的制度的纯洁和真正精神”，他就不能出席，也不能“为议会改革”干杯。不言而喻，这样的补充就会使共和派不得出席。这一举动使委员会茫然不知所措，然而巴罗先生还是坚持己见。最后，大家同意把问题交由本会议解决。但是，会议非常明确地宣称，它不希望议程有任何更改，也不拟破坏民主派据以出席利尔宴会的条件。奥迪隆·巴罗先生同他手下一伙自由派代表和编辑一起傲慢地退席。弗洛孔先生和赖德律－洛兰先生也被请来了；尽管有自由派的阻挠，宴会还是举行了，而且赖德律先生的演说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这样，资产阶级的改革派的奸险阴谋破产了，民主派获得了光辉的胜利。奥迪隆·巴罗先生不得不可耻地躲藏起来，再也不敢在民主的城市利尔露面。他用来为自己辩解的唯一论据是：他似乎知道“改革报”的先生们有意利用利尔的宴会来搞革命——在这升平盛世！

过了几天，在阿温的只不过是几个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家庭宴会上，巴罗先生算得到了一点安慰。这里，他高高兴兴地为国王干杯。可是在瓦朗西恩他又因为遭到了跟他在利尔宴会上所遭到的同样命运而不得不把他那心爱的祝贺之杯收拾起来。虽然那些随时都能制造革命的可怕人物并没有出席瓦朗西恩的宴会，但是人们却没有为国王的健康干杯！处处碰壁的大人物只得克制自己高尚的愤慨，除非让他再有可能在别的幽静的宴会上当着某个小城市的吃惊的食品杂货商和蜡烛商咒骂“无政府主义”，“暴力”和“共产主义”。

利尔的宴会在报界引起了一场非常热烈的论战。保守派的报纸因改革派内部发生分歧而欢天喜地。梯也尔先生的陈旧而乏味的“立宪主义者报”和巴罗的“私人”报纸“世纪报”突然陷入了极度的不安中。

“世纪报”恼羞成怒，向着自己的听众，小店主们大声喊道：“不，不，我们和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毫无关系，我们和这些主张恢复恐怖统治的人，这些马拉和罗伯斯比尔的信徒毫无共同之处。即使现今的制度再坏百倍，我们也宁愿选择现今的制度而不要他们的血腥统治！”

完全正确！白色睡帽比之雅各宾党人的红色帽子更百倍地适合于这些和平的食品杂货商和腊烛商。同时，这些报纸一方面对“改革报”进行卑鄙恶毒的谩骂，一方面对“国民报”却又毕恭毕敬。的确，“国民报”的态度因而也就暧昧到了极点。在康纳举行宴会时，这家报纸就已经对许多由于席间要为国王的健康干杯而不愿出席的民主主义者的行为加以责难。现在它对利尔的宴会又非常冷淡并对使这次示威暂时发生混乱的事件表示遗憾；而“国民报”的许多外省的同盟者公开批评赖德律和弗洛孔先生的行为。因此，“改革报”要求该报更明白地表示态度。“国民报”宣称它的文章是非常清楚的。于是“改革报”就问：在利尔的令人遗憾的事件是什么意思？你们感到遗憾的是什么？你们是对巴罗先生的行为感到遗憾呢还是对赖德律－洛兰先生的行为感到遗憾？你们是对巴罗先生的狂妄行为感到遗憾呢还是对他的失败感到遗憾？也许，你们对赖德律先生为保障普选权所作的演说感到遗憾吧？或者，是因为君主主义的失败和民主主义的胜利而感到遗憾吧？你们是否同意你们外省的同盟者在这一个问题上所说的话呢？你们欣赏“世纪报”的赞扬、赞成它对我们谩骂吗？假如奥迪隆·巴罗先生在奥尔良提出类似的要求，你们会劝告你们的朋友马利先生屈从吗？“国民报”回答说，为党着想，它将避免和“改革报”论战，并且对它的一个“朋友”发送给外省各报的文章将不负责任；至于其他一些问题，“国民报”的过去可以允许它置之不理，不必予以答复。“改革报”引用了整个答复，仅附有一点说明：“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现在，民主派的面前有许多文献，他们可以自行判断一切。他们是这样做了。法国大多数激进派报纸，甚至自由派报纸，都以最断然的措词表示赞成“改革报”。

毫无疑义，“国民报”应该受到最严厉的遣责。这家报纸愈来愈听命于资产阶级了。在最近一个时期内，它总是在紧要关头背叛民主事业，它不断宣传同资产阶级缔结联盟，而且屡次都是专为梯也尔和奥迪隆·巴罗服务。要是“国民报”不立即改变自己的做法，那末，人们将不再认为它是民主派报纸。在这次利尔事件中，“国民报”仅仅由于对那些比它自己更有激进倾向的人的个人敌意，就毫不犹豫地牺牲了自己为组织宴会而和自由派所缔结的同盟的基本原则。在事情发生以后，“国民报”再也不能在以后的宴会上坚决反对为国王干杯。“国民报”的“过去”也并不怎么光彩，要对同行提出的问题保持缄默那是不行的。这只要想一想它如何为巴黎的那些堡垒[188]辩护就够了。

附启：本星期在第戎举行了改革派的宴会。出席宴会的有1300人。这是真正民主派的宴会。自然，根本没有为国王干杯。所有演讲的人都属于“改革报”派。其中主要的有路易·勃朗，弗洛孔，埃·阿拉戈和赖德律－洛兰先生。“改革报”的编辑弗洛孔先生举杯为其他国家的民主派祝贺，同时还以最大的敬意评论了英国的宪章派。下星期我将要寄上他演说的全文，并对这一重大的集会的总的进行情况作一全面的报道[189]。

弗·恩格斯写于1847年11月底

载于1847年12月4日“北极星报”第528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55年的“历史问题”第11号

注释：

[188]1840年法国政府借口巩固国都以防外敌入侵，在巴黎四周着手建筑许多孤立的堡垒。七月王朝的统治集团企图以这些堡垒来对付人民的起义。民主主义集团坚决反对在巴黎建筑新的“巴士底狱”。但是大部分资产阶级反对派的代表，包括“国民报”的拥护者在内，却以巩固国防为由，替建筑堡垒辩护。——第408页。

[189]恩格斯关于法国改革运动的下一篇通讯，载于1847年12月18日的“北极星报”。“德意志—布鲁塞尔报”也发表过类似内容的通讯。本卷所刊载的是根据“德意志—布鲁塞尔报”发表的那篇通讯译出的（见本卷第423—426页）。——第408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