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巴黎交易所新闻。——上院关于汉格暴行的辩论[184]

关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巴黎交易所新闻。——上院关于汉格暴行的辩论[184]

关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消息。——巴黎交易所新闻。——上院关于汉格暴行的辩论[184]  

 

马克思 恩格斯/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伦敦6月22日。“梦行者”[185]第二幕刚演完,德留黎棱剧院的幕布刚落下,突然发出的响亮的击鼓声把拥向小卖部的观众又召回到大厅里来。幕布重新升起,剧院经理走上舞台,他用一种不自然的过度激昂的音调说了下面的话:

“女士们!先生们!我十分荣幸,能够向你们报告一件重要的事情:联军占领了塞瓦斯托波尔。”

全场欢跃,高呼“万岁!”,“万岁!”,鲜花如雨点般地抛来。乐队奏乐,观众齐唱《God  save  the  Queen》,《Rule  Britannia》和《Partant  pour  la  Syrie》[186]。从上层观览席发出了要求唱《La  Marseillaise!》〔“马赛曲!”〕的呼声,但是没有得到响应。剧院经理的即兴作品是以一则电讯为根据的,但这则电讯根本没有谈到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事,只是谈到6月18日法国人对马拉霍夫冈的强攻和英国人对大凸角堡的强攻都被击退了,而且损失很大。这位演员昨天晚上在德留黎棱的舞台上仿效了另一场戏的主持人的做法,这个主持人大约在一年前的一次盛大的军事检阅[187]过程中曾经临时编造了一句使人意料不到的和忘记不了的话:《Messieurs,Sevastopol  est  pris!》〔“先生们,塞瓦斯托波尔被占领了!”〕

佩利西埃坚持对南区进行单方面攻击,使联军兵力继续不断地遭到毁灭,这种不可理解的固执做法显然不是出于军事上的原因,而是出于财政上的原因。大家知道,波拿巴已经发出了几十亿期票用来夺取塞瓦斯托波尔,而且强迫法兰西民族贴现这些期票。他还打算再发出8亿或接近这个数字的期票。因此,为偿清业已流通的期票而进行支付就显得很有必要了;如果说,越过黑河保证了实际的效果,那末进攻塞瓦斯托波尔南区就预示了表面上的辉煌成就。“塞瓦斯托波尔的陷落”会对发行新公债的前途产生有利的影响;既然为战争而发行公债,那末为什么不为公债而进行战争呢!在这样的论据面前,任何军事科学评论都必然不再发生作用了。一般说来,在克里木战争和巴黎交易所之间有着奥妙的联系。大家知道,正像条条大路通罗马一样,条条电线都汇聚到土伊勒里,这些电线在这里都最后成了“内阁的秘密”。据了解,巴黎发表最重要的电讯要比伦敦迟几小时。据说,在这几小时内,一个名字叫奥尔西的科西嘉人就在巴黎交易所内大肆活动。这个奥尔西过去曾经是当时的被放逐者[注:路易·波拿巴。——编者注]在伦敦交易所的“命中注定的”代理人,这在伦敦是众所周知的。

如果英国内阁已经发表的邓达斯海军上将的急电证明了这样的事实:丝毫没有容许由“哥萨克”调遣的船只上的军官或船员滥用军使旗从而使俄国人有可能为汉格的暴行制造借口,那末“俄国残废者”关于这件事的叙述[188]就不会令人产生任何疑问。显然,俄国人没有料想到有一个名叫约翰·布朗的船员从那里活着回来,并且还会提出反驳他们的证词。因而“残废者”认为没有必要控告英国船只从事间谍活动、探测海洋深度等等,它同西哀士神甫一起深信“死人不会说话”,而仓促地编造了自己的一套说法。昨天上院已经讨论了这件事情。但是我们不能同意“泰晤士报”这样的论断:“在习惯上和原则上总是十分冷静和态度端正的上院”这一次却无法抑制极端的愤慨情绪的真实流露。我们看到,口头上装腔作势地表示愤慨,而实际上却温情脉脉地关怀着“俄国的荣誉”,胆怯地畏惧民族复仇。托利党的外交大臣马姆兹伯里伯爵站起来简略地叙述了问题的实质,然后感叹地说道:

“我逐次回忆了全部英国历史,找不到这样残暴的例子。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呢?对于欧洲每一个军官、每一支军队来说,特别重要的是:彻底追究这次事件,使这次罪行的执行者受到应有的惩罚。”

辉格党的外交大臣克拉伦登声明,他对自己同僚的“愤慨”表示赞同。这个如此骇人听闻和无与伦比的暴行是同文明国家所采用的方法和习俗完全相违背的,因此可以设想,它的执行者不可能是根据他们长官的命令或在他们长官同意下进行活动的。很可能500名俄军的指拇官不是commissioned  officier〔有军官官衔证书的军官〕(所有英国军官包括尉官在内都有commission〔官衔证书〕,但是军士和士官没有)。因此完全有可能俄国政府并不同意这种行动。为此他委托英国驻哥本哈根大使通过丹麦驻彼得堡公使向俄国政府转达以下的意见:英国政府十分殷切地希望知道,俄国政府采取了或打算采取什么措施来表明自己对这种行动的态度;这种行动如果发生在太平洋某一个野蛮的岛屿上,也许不会引起任何惊讶,但发生在文明的欧洲是意想不到的;如果俄国政府不严格地和适当地惩办这一行动的肇事者,那末就需要对这种行动采取最严峻的压制手段。克拉伦登最后表示:英国内阁期待着俄国方面的声明,以便根据声明而采取进一步的措施。

科尔彻斯特勋爵认为,

“每逢发生这种事情,指挥官的职责就是通过举白旗的军使而同他所能取得联系的俄国较高级的机关进行直接联系,向它说明情况,并要求谴责这种暴行”。

马姆兹伯里勋爵第二次发言,声称他一般同意政府的行动,但是当听到克拉伦登说采取“压制手段”时,他就不寒而栗了。英国这方面不能按俄军的方法办事。必须从道义上惩罚俄国沙皇,必须唤起欧洲各国宫廷都对彼得堡宫廷提出抗议,从而使俄国受到国际的判决。一切带有“报复”性质的办法只能加深舆论的“反感”。英国内阁的挂名主席格兰维耳伯爵热烈响应托利党人的发言,并且像基督徒那样地祈求:“不要进行任何报复!”

如“泰晤士报”所说的上院的这些极端愤慨的表现究竟说明什么呢?义愤填膺的托利党人提出质问。辉格党人的愤懑情绪更为强烈,但自己同时却在给俄国政府暗示辩护的理由,并且给它指出一条出路:拒绝承认,同时用某个下级军官来当牺牲品。他低声而含糊地说“可能”采取压制手段,从而掩饰自己的退缩行为。科尔彻斯特勋爵想用派遣另一个打着白旗的军使去同俄军接头的办法来惩罚俄军对打着白旗的军使进行凶恶攻击的行为。这时托利党人再次发言,他们从要采取压制手段转而诉诸道义了。辉格党人因有放弃采用压制手段(虽然只是可能采取的压制手段)的可能而感到高兴,随声附和他们说:《No  retaliation!》〔“不要进行任何报复!”〕真是一出地道的喜剧!上院为了掩护俄国而置身于人民的激愤情绪和俄国之间。不再扮演角色的唯一贵族是布鲁姆。他说:“如果说国家曾经号召过流血的话,那末现在就是这样。”至于谈到英国在采取“压制手段”、行使《jus  talionis》〔“报复权”〕方面的敏感性,马姆兹伯里勋爵在一幕幕回忆英国历史时,显然忽略了英国史中关于爱尔兰、印度和北美等篇页!英国的寡头政治曾经在什么时候表现出像对待俄国那样温情脉脉呢?

在议院宣读过的罗巴克委员会的报告中,最后一段话——罗巴克提出的、由委员会表决通过的一段话很奇怪地不见了。这一段话是这样的:

“对情况没有应有的了解就计划实际或着手进行的一切事情,都缺乏足够的预见性和预防措施。政府所采取的这种行动方式是使我军在克里木遭到一切灾难的首要的和主要的原因。”

卡·马克思写于1855年6月22日

载于1855年6月25和26日“新奥得报”第289和290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奥得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注释:

[184]马克思的这篇文章的第一部分(关于占领塞瓦斯托波尔的报道)是以单独通讯的形式刊登在“新奥得报”上,该报编辑部作了相应的修改。本文的这一部分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第353页。

[185]“梦行者”是意大利作曲家文琴佐·贝利尼的歌剧。——第353页。

[186]《God  save  the  Queen》(“上帝,保佑女王”)是英国国歌;

《Rule  Britannia》(“统治吧,不列颠”)是英国民族颂歌;

《Partant  pour  la  Syrie》(“向叙利亚出发”)是第二帝国时期在拿破仑第三的庆祝会上演唱的正式歌曲。——第353页。

[187]1854年9月底拿破仑第三在布伦举行阅兵的时候,他曾根据谣言宣布:塞瓦斯托波尔被联军占领了。——第353页。

[188]“俄国残废者”(《Pyccкuǔ  uнβаπuб》)是陆军部机关报,从1813年至1917年在圣彼得堡出版,从1816年起改为日报。

1855年6月1日该报登载了汉格事件的消息(指的是1855年5月对在汉格岛登陆的英国巡航舰的小艇上的船员的袭击,俄国驻防军把他们当成了侦察部队)。——第354页。

出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1卷

 

责任编辑:岳丽丽校对:总编室最后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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